人人呼吁女权的时代,你是否愿意听听“男权”的声音

人人呼吁女权的时代，你是否愿意听听“男权”的声音今天，如果有人在进行一场女权主义的演讲，那么台下的人会鼓掌；如果有人在为争取同性权益而游行，人们会支持他们的勇气；如果有黑人集体示威的话，他们的声音会通过大众传媒被扩到最大。

然而，如果有一群人站上街头，手举标语，发表一场“男权主义”的演说，结果会怎么样——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话。

没有人质疑这股“政治正确”的荒谬性：女权主义未必完美，但男权主义却一定丑陋堕落。

提及男权主义，没有人会去想它有什么合理的存在性或形成的根源，它落后、罪恶、暴力、一无是处，它完全是对女性的压迫；查阅以男权主义为关键词的研究，会发现无论是社会学，文学，还是大众文化学，全都站在负面的角度进行批判。

这是当代男权主义者们想要改变的东西。

他们想让人们重新关注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探讨性别与牺牲的关系。

只是——你愿意倾听吗？在大家都呼吁女权的时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男权”。

实际上，男权与女权并非是对立的。

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柔弱、回归家庭等刻板印象，也意味着将“强硬、功成名就”等刻板印象强加到男性身上。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解放与男性的解放是一回事。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跳出性别的框架，在性别角色之外拥有更加丰富、灵活的生命。

最近的一部纪录片《红色药丸》中，有这样一幕真实的场景：站在街边的男权主义者们几乎无法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刚一开口，便会遭到周围人的打断。

有时候打断他们的是不远处愤怒的咆哮、“F开头”的辱骂，有时则直接演变为肢体冲突。

当他们准备演讲的时候，警局不得不增添人手维持秩序，以免发生乱战。

如果只看标题，或者只看“男权主义”这四个字，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现代思潮的产物。

“男权主义”，它早就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复存在；它在今天出现意味着历史倒退和陈旧思想的复辟。

想要对男权主义有一个全面了解的话，就得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从历史迷雾中找到那个分歧的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分道扬镳，开始扮演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

它们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并且一个上升为恶魔，另一个下降为正义使者。

现在是女权主义的时代，女权意味着性别平等和人权解放，男权则意味着歧视和压迫。

不可否认，女权运动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改变，但同时，也有许多事情是女权运动忽视的、或者说无法改变的。

这些被社会忽视的事情由男性总结后，提出了相应的“男权主义”，其实他们和女权主义者一样，都想要摆脱社会嵌套在性别之上的枷锁。

无法摆脱的男性之枷女权运动的发展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

女性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进入职场正常工作，各国也出现了大量女性领导人。

然而，对社会内部而言，无论身处上层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底层的东西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男女之间的平等在于上层，而不在下层”，男权主义研究者沃伦·法雷尔这样总结道，人们总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社会是暴力的，好战的，充满了统治欲，但是当统治者换成女性之后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变，英迪拉·甘地，撒切尔夫人，她们同样在战争中牺牲士兵，而战死沙场的几乎全都是男性。

男权主义所关心的，正是男性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诉求。

或许，你可以反驳说，这些女性统治者也是男权的牺牲品，她们是被迫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采用男性的思维方式。

即使如此，男性沦为社会牺牲品的事实还是存在，无论是男性思维还是女性思维，战争中死去的男性都不会因此复活。

而且，如果说女统治者或职场女性被迫接受男权规则的话，那么，关于“统治欲”“占有欲”“暴力”的字眼又是否属于强加给男性的偏见标签呢，正如“柔和”“善良”“单纯”等对女性的形象期望被批评为直男型审美一样？女权主义过多地将男性妖魔化，将“父权”变成纯粹的畸形，在女权主义向异性发动猛烈攻击的时候，男性应该做出正确选择，站在女性的一边支持她们的权利运动；而当相反的事情发生时，女性却不会成为男性的支持者，甚至连聆听的意愿都没有，任何为男性谋取权益的行动都属于卑鄙可耻。

男权主义被等同于对女性的歧视。

这些形象附加在男性身上，让他们难以摆脱。

类似的，还有“主动权”“统治者”“阳刚”等等，就社会认知对性别的约束而言，男性和女性遭遇的困境几乎是一样多；传统社会强迫女性成为温驯的奴隶，同时也强迫男性成为有支配能力、有地位的人，否则，他们便会被时代遗弃。

《阿尔芒丝》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司汤达塑造了一个孱弱的青年：奥克塔夫。

他出身上流社会，却充满阴柔气息，做事反复不定；他总是深陷于自我怀疑，然后迫使自己压抑内心追求，在和阿尔芒丝的爱情中他十分被动，不敢过度表达自己，畏手畏脚。

最后深陷忧郁的奥克塔夫在对自我的失望中选择自杀。

奥克塔夫的复杂形象向来众说纷纭，直到司汤达在给纪德的信中写明了原因：奥克塔夫是一个阳痿患者。

所以，男性的枷锁比女性更难挣脱，而且更加隐蔽。

女性可以通过一系列运动摆脱被压迫的事实——因为那些对女性的压迫都是肉眼可见的，是显性的教条，她们摆脱道德束缚正如摆脱缠足的裹布一样，她们要求选举权，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合理的工薪分配等等；而男性的困惑在于他们的枷锁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

这层枷锁像皮肤一样裹住了他们的形象，让他们难以挣脱。

举例来说，假如类似泰坦尼克号的事件又一次发生，船马上就会沉没，救生艇数量有限，那么，让女人和小孩子先撤离一定是最优先的选项，而男性则成为牺牲品——男性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牺牲品”的枷锁。

当沉船再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似乎从现代回到了古代的“生存型社会”：要么生，要么死，船上的所有人都要面临严峻的选择。

这个时候，男性便自动地承担起了生存型社会中的“捍卫者”（同时也是牺牲品）角色，选择直面死亡威胁，而把生的机会留给女性，这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种关乎性别的生存选择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

男性牺牲的历史之结我们能在现代社会选择各式各样的生活，要感谢祖先们的野外奋斗，他们爬出最黑暗的文明洞穴，从野外采集发展到农耕，一点点进步；以最脆弱的体力对抗自然界，逐渐成为地球的统治者。

在远古的社会阶段，生存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而男性天然地比女性更有力量，更有爆发力，在同自然对抗的过程中便自然地站在了最前面，手持长矛、化身卫士。

男性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生存型社会的重要部分，并相应地占据了较有统治力的地位；与此同时，男性的形象也同“捍卫者”“暴力”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在今天，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一根源的痕迹。

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生存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目标，体力劳动占据了生活的更多比例，这时候男性的话语权便不可避免地膨胀，他们既是一家之主以及体力工作的承担者，也意味着经济重心；而在较发达的地方，生存已经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婚姻成员转而追求个人理想和个人满足，这时候男性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

《阿尔芒丝》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司汤达塑造了一个孱弱的青年：奥克塔夫。

他出身上流社会，却充满阴柔气息，做事反复不定；他总是深陷于自我怀疑，然后迫使自己压抑内心追求，在和阿尔芒丝的爱情中他十分被动，不敢过度表达自己，畏手畏脚。

最后深陷忧郁的奥克塔夫在对自我的失望中选择自杀。

奥克塔夫的复杂形象向来众说纷纭，直到司汤达在给纪德的信中写明了原因：奥克塔夫是一个阳痿患者。

所以，男性的枷锁比女性更难挣脱，而且更加隐蔽。

女性可以通过一系列运动摆脱被压迫的事实——因为那些对女性的压迫都是肉眼可见的，是显性的教条，她们摆脱道德束缚正如摆脱缠足的裹布一样，她们要求选举权，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合理的工薪分配等等；而男性的困惑在于他们的枷锁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

这层枷锁像皮肤一样裹住了他们的形象，让他们难以挣脱。

举例来说，假如类似泰坦尼克号的事件又一次发生，船马上就会沉没，救生艇数量有限，那么，让女人和小孩子先撤离一定是最优先的选项，而男性则成为牺牲品——男性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牺牲品”的枷锁。

当沉船再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似乎从现代回到了古代的“生存型社会”：要么生，要么死，船上的所有人都要面临严峻的选择。

这个时候，男性便自动地承担起了生存型社会中的“捍卫者”（同时也是牺牲品）角色，选择直面死亡威胁，而把生的机会留给女性，这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种关乎性别的生存选择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

男性牺牲的历史之结我们能在现代社会选择各式各样的生活，要感谢祖先们的野外奋斗，他们爬出最黑暗的文明洞穴，从野外采集发展到农耕，一点点进步；以最脆弱的体力对抗自然界，逐渐成为地球的统治者。

在远古的社会阶段，生存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而男性天然地比女性更有力量，更有爆发力，在同自然对抗的过程中便自然地站在了最前面，手持长矛、化身卫士。

男性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生存型社会的重要部分，并相应地占据了较有统治力的地位；与此同时，男性的形象也同“捍卫者”“暴力”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在今天，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一根源的痕迹。

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生存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目标，体力劳动占据了生活的更多比例，这时候男性的话语权便不可避免地膨胀，他们既是一家之主以及体力工作的承担者，也意味着经济重心；而在较发达的地方，生存已经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婚姻成员转而追求个人理想和个人满足，这时候男性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

只是，因为男性在社会权益中占据优势，人们便不太会关注男性在生活内部遇到的生存焦虑。

正如前文所言，人们将男性视为“主动性”的一方，而将女性视为被动的；如今女权主义尝试将女性从被动一方中解放出来，但是男性却依然困在主动性的枷锁里。

这个主动性要求他们不得不去做一些事，要求他们符合社会期待的形象，如果做不到的话，男性便更容易被人视为“无能”“废料”，比如一个无法保护自己家庭的男人，或者一个无力支付的流浪汉，这些男人遭遇的鄙视肯定比女性要更强烈。

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固见将男性推上这样一条同样被动的奋斗之路？为什么男人爱慕虚荣？这并不是一句打趣的玩笑话，而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

阿瑟·米勒的戏剧《推销员之死》或许能解答这个“男性死于面子”的问题。

男性总是比女性更需要成功来得到认可，社会、家庭都要求他们承担更多职责。

因此，他们会“吹嘘自己的形象”来满足自我期望。

主人公威利·洛曼便深陷于此而变得神经质，最后，他在成功的幻象中走向毁灭。

除此之外，关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很多时候都给男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他们总被认为是主动的一方，是暴力的、拥有强烈占有欲的天生罪犯。

当男性和女性犯下同等罪行的时候，对男性的判决普遍更重；如果按刑期来算，那么同等重罪的情况下，男性的刑期要比女性多上20年。

在离婚的时候，女性被认为贴切抚养者的形象而更容易获得抚养权，而失去孩子的男性仅仅提供经济支持。

这些都是男性的形象枷锁带来的负担，却同样被选择忽视。

这也是男权主义者给自己的网站取名“红色药丸”的原因：它是一个危险的选择，要么，你不吃这颗药丸，可以继续活在知足的世界里；要么，你吃下这个药丸，你会痛苦，但也会看清现实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