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解

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理解郑树平李清照的《词论》是词学史上第一篇以史带论的词学论文。

它在研究了北宋词的形式与特点，评析了词坛名家创作倾向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

此论一出，立即受到广泛注意，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毁誉褒贬，意见难以统一。

近年来，对这篇文章的研究仍在继续，或辨其真伪，或考其本事，或评其理论得失，或析其观点正误，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

这些探索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加深了对《词论》本身的理解，也促进了对整个词学理论的探讨。

但是应该看到，这篇文章在词学史上的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它所体现的主题观念及其在词学史上的意义。

本文将从这个方面谈一点体会和认识。

对于《词论》所体现的主体观念，前人已略有提及。

夏承焘先生认为：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口号”，要求保持它的传统风格—这就是前人所谓‘尊体’”。

（《评李清照<词论>—读史札记之一》）应该说，“尊体”确是《词论》作者所体现的主体观念，词“别是一家”就是这个观念的产物。

联系北宋词坛创作繁荣、词学论争的现实，把它放在北宋词坛的具体背景上进行考察，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词到李清照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词从内容到形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从词体方面看已由唐五代的小令发展到长调慢词；从词的表现手法看，也由单薄的抒情发展到以铺叙展衍为能事的叙事、状物、抒情的结合；词的内容也从多倚红偎翠，开始发展为表现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

可以说李清照所处的词坛，已开一代之盛，新声竞繁，众体大备，名家辈出，出现了多种艺术风格纷呈的局面；有的以铺叙明白见长；有的以抒怀旷达取胜；有的以婉约清丽为主；有的因富丽精工见称。

李清照所面对的词苑，就是这样一片奇花异葩的艺术现实。

对于这种局面，应肯定什么，否定什么，每一个词人必须根据自己的创作主张及审美要求，从理论上作出反应。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正是从推崇词体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词学理论发展的结果。

理论与实践如影随形，词的创作实践必然产生词学理论。

尽管李清照以前的词坛，对词学理论的系统论述尚不多见，但只要把有关词集的序跋，词人的通信，以及散见于词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稍加梳理，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到李清照时，人们对词体的认识正在由卑渐尊，对词体的要求正在由俗趋雅。

我国文学的传统样式是文人的诗文。

以民歌为主体的“诗三百”，经儒家阐释和推崇之后，才被尊为经典。

而晚出的词，则被视为“小道”、“末造”、“旁行”。

词被视为卑体，这是李清照以前词坛的传统观点。

这固然与词起源于“胡夷里巷”流行于青楼酒馆有关，也与在理学影响下宋代文人崇古重道的时代背景相关联。

词在当时备受轻视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它表现在各个方面。

首先，反映在对词的称谓上。

有的称词为“曲子”，如王灼谓：“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渐兴”（《碧鸡漫志》）；又如柳永驳晏殊的责难时说：“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宋·张舜民《画墁录》），从侧面反映了曲子不登大雅之堂。

“曲子”之称，始于五代，宋人仍沿旧说，说明他们对这一观念的承袭。

有的称词为“小词”，如王安石读晏殊词，笑曰：“为宰相而做小词可乎？”（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五）有的称词为“诗余”，而且名于书，宋人词集有不少以“诗余”为称。

这表示了以词为诗之余的看法。

其次，在词的创作上也大都不及写诗作文认真。

对于填词的目的，多认为是娱宾遣兴，自愉娱人。

如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小序说：“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技，聊佐清欢。

”晏几道序《小山词》曰：“试读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

这种佐欢娱人的传统是与《花间集》一脉相承的，“花间”词人多是以婉丽绮迷的笔触，作词以佐酒宴歌席之欢。

《花间集·序》云：“则有绮筵工资，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芊芊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北宋词坛。

可以说，词在北宋文坛是作为与载道之文、言志之诗鼎足而三的抒情手段存在的，而这时所抒之情又多是男欢女爱、佐欢闲适的情。

直到苏轼、辛弃疾，词的抒情才更侧重于家国之愤、经济之怀。

再次，在题材上，由于对词的轻视，所以用以入词的题材也多是风月之事，男女之情，遂形成词为“艳科”的传统看法。

文人在诗文中不敢写、不屑写的东西便全部涌入到词的这块阵地上。

那些写起诗来板着面孔、一本正经的人，写起词来也尽塞进些花前月下的私情喁语。

如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写文是“正人君子”，作诗是“迁客骚人”，填词则是个“多情种子”。

他把在诗文中不能写的夫妻绣房的戏言、闺中调笑写入词中，以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就总体来看，宋人多是严肃为诗文，戏谑作小词的。

如胡寅《题酒边词》描写作者写词，往往是是即兴而作，“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正因为这种创作态度，就使词的内容变得软媚侧艳，甚至黄色下流。

这又引起了连锁反应，增长了人们对词体的轻视，甚至认为正经文人是不能作词的，柳永就因好写“淫冶讴歌之曲”，而被仁宗黜退。

钱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词只能在厕所中读，可见当时人们轻贱词体之一斑。

略览李清照以前的词学理论，因词为“艳科”而蔑视词体的看法是相当普遍和顽固的。

但是，文学理论来源于创作实践，文学创作发展了，文学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

随着宋代词作的繁荣，词逐渐成为一代之盛，艺术风格多彩缤纷，词作内容的含量也在增大，它不但被用来写艳情，也广泛地被用来抒豪情，在某种意义上，词也兼有正统诗文言志的功能。

特别是苏轼作为一代词人之雄登上词坛后，词在他的笔下发出了奇光异彩，遂成了“一代之文学”，人们对词体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词体有了渐尊的趋势。

这种推崇词体的趋势在理论上的表现最早见于苏轼及其门人的词序词评中。

他们提出要打通诗词的界限，移词就诗，承认词与正统的诗应占有同等的地位。

苏轼在《答陈季常书》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

”（《东坡续集》卷五）黄庭坚《小山集·序》也说：“戏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

”这种同诗挂钩以提高词体地位的作法，是宋以来文学评论中俗文学争地位惯用的方法。

词如此，后来的小说、戏剧也都是通过与诗攀比以提高地位的。

另一方面，苏门词人也有不同意把词混同于诗，而要求词应“本色当行”的。

他们与前一种观念途径虽殊，但目的一致，都是要推尊词体。

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这就为词确立了一种标准，为诗词之别立下界石，词就是词，它应有自己的面目。

这正反映了人们词学观的自觉，而这种自觉的具体化就是看重词是一种有别于诗的文学样式。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中也提到：“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由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龌龊”。

词“自有一种风格”与要求词应“本色当行”一致。

这都为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奠定了基石。

李清照对于前人的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内容更丰富，立论更全面，眼界也更广阔。

她从词史的角度，着眼于北宋整个词坛，而又注意词坛名将的具体考察。

在史的探求与微观的研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并通过对具体作家的评价反映出词“别是一家”的内涵。

表述了词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的不同要求。

她通过对秦观、黄庭坚的批评，提出词在内容上要尚故实，在艺术形象上要主情致；对苏轼的评价表明词在音乐上要协律；批评张先、宋祁等“虽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意在表明词境要混成，要构成一个完美的艺术整体；在对柳永、贺铸词的评语中表露了词的风格应该典重、高雅；晏几道的词中“苦无铺叙”，则说明词要擅铺叙。

李清照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测面的探索，才得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结论。

而这个结论的内涵就是要求词必须讲究音乐美、形式美和形象美，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必须有别于诗，显出词的“本色”来。

既然李清照《词论》从审美的高度对词的音乐、形式以及形象提出“别是一家”的观点，作词应该强调艺术上的追求，这就对词的这种俗文学有了雅的要求。

词本是民间之物，现存最早的民间词是敦煌曲子词。

这些词内容上多是反映妇女生活与男女恋情，风格上通俗明白，语言多俚俗平近。

这些特点对文人词有一定影响，所以文人作俗词曾在唐五代特别是宋初词坛风靡一时，柳永是其代表，此外欧阳修、黄庭坚、秦观等人也作过俗词。

但随着词为文人所重视，内容更加广泛，艺术上要求典雅，俗词的发展便受到限制。

政治上有宋仁宗对柳永的贬斥。

李清照的《词论》评论柳永词“辞语尘下”是从理论上对俗词的批评，而词坛上苏轼的豪放词从创作上对俗词加以抵制，这就标志着作为俗文学的词不能再按照民间词的路子走下去，开始了由俗趋雅的变化。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第一，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旨在通过严分诗词疆界，确立词的独特个性，从而达到尊体的目的。

而这一观念是在词体繁荣，词学争论纷起的背景上形成的，是对前人及同时代词理论的继承、总结和发展，所以集中体现了一代人的意识。

可以看出，尊崇词体在李清照的时代已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倾向，说明了词人对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自觉。

第二，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也表明了词这种由民间发展起来的俗文学，快要走完作为俗文学的路，开始了向雅化道路的转折。

从我国文学发展的趋势看，由俗到雅是各种文学样式发展的基本规律，诗是这样，词、曲、小说也大致如此。

当着一种产生于民间的俗文学，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这种文学形式便露出了雅文化的端倪。

李清照《词论》所体现的“尊体”观念就是词由俗转雅的理论标志。

以上两点认识正是《词论》“尊体”观念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