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代表人物述评(权威)
桐城三祖
桐城三祖桐城三祖桐城三祖指的是清代桐城派的三位重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和姚鼐。
他们在桐城派的创立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共同奠定了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方苞：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是清代著名的散文家和经学家。
方苞被视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他倡导“古文义法”，主张文章要“雅洁”，并且要“言之有物，言之有序”。
他强调古文应具备内容和条理，崇尚唐宋古文家及归有光的古文风格。
方苞的代表作包括《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也体现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
方苞的文学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提出的“义法”说，即文章要有明确的思想内容（义）和合理的结构形式（法），这一理论为桐城派散文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方苞的散文风格严谨、简洁，注重逻辑性和条理性，对后来的桐城派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方苞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思想也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影响。
他在文章中常常批判社会的不公和腐败，呼吁社会改革。
他的作品如《狱中杂记》通过对狱中生活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弊端，表达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这种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也成为桐城派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刘大櫆：承先启后的中坚力量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号海峰，安徽桐城人。
他是方苞的弟子，也是姚鼐的老师，被视为桐城派承先启后的中坚力量。
刘大櫆在方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理论和实践，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刘大櫆的散文风格豪放不羁，才华横溢。
他强调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相统一的理论。
这一理论不仅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也为后来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刘大櫆的代表作包括《论文偶记》、《海峰先生文集》等，这些作品展示了他在散文创作上的卓越才华和深厚功底。
刘大櫆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他在教育领域也有着重要的贡献。
他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强调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和多样性。
桐城派
兴盛时期（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 ）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人物。乾隆四十二， 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 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文中，他引用吏部 主事程晋芳、编修周永年所云：“为文者 有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 逾前古千百，独士能治古文者未广。昔有 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 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櫆以及姚 鼐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揭示桐城古文形 成派系的端绪。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
文章特点
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八股时 文的影响三种要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主张学习《左传》、 《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坚持写实、追求平淡自然地艺术风格，强调为文章者“有所 变而后大”颇可贵。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 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主张，对当时宋儒、汉学两派 的对立有所缓和，有利于扩大古文家的门户，对桐城派能够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作家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
“阳刚、阴柔”说
姚鼐对“义法”与“神气”说的重要发展，表现在他 注意并阐发了古文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融合方 苞“义法”说与刘大櫆的“神气”说，提出了“神、 理、气、味”与“格、律、声、色”相统一的观点。 他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 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来自“义理、考据、辞章”说
姚鼐提出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和“以能兼长者 为贵”的主张。他在《述庵文钞序》中说：“余尝谓学问之 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 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清代桐城派
清代桐城派清末，武有湖湘军，文有桐城派。
“桐城派”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桐城派的形成很早，目前公认是起源于明末归有光。
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
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
顺治康熙年间，随着一堆科举入仕的人兴起，如张英、张廷玉父子等，又通过科举、官场扩大了影响力。
真正的崛起时期，到了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
戴名世的《南山集》对清廷的影响很大，因为里面除了文学，还记录了太多明末清初的事情，虽说是事实，但有客观实际已经对清廷形象不利，过分对于清初隐匿不仕和抗清人事的一些歌颂，即使想表达爱国情愫，但实际已经触碰了统治者神经。
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以“狂妄不谨”的罪名弹劾戴名世及其《南山集》，对整个桐城派崛起造成巨大打击。
方苞，是几位桐城派作家中最幸运的人。
康熙三十八年，他中江南乡试第一名。
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因母亲生病而归家，未出仕。
康熙五十年也受到《南山集》案件的牵连，下了监狱。
不过，不久就被康熙帝特赦，不止特赦而且还抬入八旗汉军，入值南书房，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到雍正、乾隆时期，虽也有起起伏伏，但终归长寿、善终。
刘大櫆，相对方苞就相当不幸了，《南山集》虽然他没有下狱，但惹来了老乡、当朝大学士张廷玉的打击。
他早年有“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后改以“古法”，于雍正四年便文动京师。
到乾隆六年，由方苞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张廷玉压制落选。
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为补偿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
最后乾隆三十二年，彻底淡出科举。
姚鼐，几乎没有什么实权官僚经历。
他于乾隆十五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终官一生都是这种考官、编纂闲职，他自己也看透了，早早就辞官回乡教书，授学，带出一批子弟，为桐城派兴盛奠定了好的基础。
桐城名人小集
桐城名人古代曹松晚唐诗人，有名句“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李公麟北宋著名画家，传世作品有《五马图》等。
何如宠明代宰辅大臣，官至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桐城第一宰相。
何如申明代高级大臣，与弟如宠同举进士，授浙江右布政使。
方学渐出于桐城“桂林方氏”（今桐城市区凤仪里，有“一门五理学，三代六中书”之美誉），明代中叶桐城学术的领头人，东林党魁。
为方家《易》学创始人。
方大镇明桐城人，方学渐长子。
官至大理少卿。
著有《田居乙记》四卷、《宁汉居文集》四卷。
方孔炤明代著名学者，易学家，方大镇子。
崇祯年间任湖广巡抚，在剿匪中八战八捷，立下赫赫战功。
著有《周易时论》。
方维仪明末著名女诗人、画家，方大镇次女。
所作有《清芬阁集》，又辑历代妇女作品为《宫闺诗史》。
其绘画师法宋代李公麟，尤擅长绘释道人物。
特别是白描《观音大士图》形神兼备，许多人争相收藏。
方以智明末著名画家、哲学家、科学家，方孔炤子。
堪称“十七世纪罕无伦比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桐城方氏易学学学派代表人物。
左光斗明代东林党著名人物，史可法的老师。
因对抗大宦官魏忠贤，下狱，死。
弘光时平反，谥为忠毅。
张英清代宰辅大臣，康熙三十八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有“六尺巷”的故事。
与其子张廷玉二人在清初康、雍、乾盛世居官数十年，参与了平藩、收台湾、征漠北、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编棚入户等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制订和实行。
张廷玉清代宰辅大臣，张英次子。
任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太保，封三等伯，历三朝元老，居官五十年。
雍正皇帝临终，命其与鄂尔泰并为顾命大臣。
乾隆朝，以两朝元老为朝廷所重，死后配享太庙。
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张廷璐清代高级大臣，张英三子。
官至礼部左侍郎。
张廷瑑清代高级大臣，张英五子。
由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升工部右侍郎。
乾隆九年（1744），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主江西乡试。
另著《示孙篇》6卷。
张若霭清代高级大臣，张廷玉子。
桐城三祖都有谁？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桐城三祖都有谁？为桐城派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导读：方苞“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人物生平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
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
安徽桐城人。
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
五十年，被牵连进戴名世《南山集》案入狱。
赦出后隶汉军旗籍，入直南书房。
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曾写《狱中杂记》，揭露当时司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具有现实意义。
风格及主要成就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
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
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
在《史记评语》里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以义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
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方苞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记析疑》4卷、《周官辩》1卷、《仪礼析疑》17卷、《礼记析疑》46卷、《丧礼或问》1卷、《春秋比事目录》4卷、《诗义补正》8卷、《左传义法举要》、《史记注补正》、《离骚正义》各1卷、《奏议》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汉文帝论》、《李穆堂文集序》、《书卢象晋传后》、《与李刚主书》、《孙征君传》、《万季野墓表》、《游潭柘记》等。
“义法”解释所谓“义”，即“言物”，所谓“法”，即“言有序”。
“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
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义法”说，涉及文章的立意构思、布局谋篇诸问题，对形成有益的文学理论，有积极的意义。
桐城派的散文成就及其影响
桐城派的散文成就及其影响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支重要派别，以其独特的散文成就和深远的影响而闻名。
下面将从桐城派的起源、代表作品、风格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介绍。
桐城派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流派之一，起源于20世纪初的安徽省桐城县。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冯至、杨绛、杨度等。
他们以其卓越的散文才华和独特的思想风格，对中国散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桐城派的散文作品以真实、细腻的写实风格著称，以平实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情感。
他们注重描写细节，通过细腻入微的观察，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细节。
他们写作的主题常常涉及家庭、乡土、生活琐事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思考。
桐城派的代表作品有冯至的《双儿记》、杨绛的《我们仨》等。
冯至的《双儿记》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情感描写，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点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杨绛的《我们仨》则以幽默风趣的笔调，讲述了她与丈夫钱钟书和女儿的生活故事，深情而温暖。
桐城派的散文风格独树一帜，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人情味。
他们注重对细节的观察和描写，通过细致入微的文字，勾勒出生活的真实面貌。
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家乡的深情厚意，对人性的思索和对生活的热爱。
他们的语言简练明快，情感真挚而不浮华，给人以深深的感受和思考。
桐城派的散文成就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作品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提倡真实和人性的表达。
他们的写作风格和思想观点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桐城派的散文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对世界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桐城派以其独特的散文成就和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的作品以真实、细腻而著称，通过对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和生活的真实面貌。
他们的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他们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也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桐城派的散文成就不容忽视，它们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朱光潜和桐城派
朱光潜和桐城派朱光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散文家，被誉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桐城派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一批来自安徽桐城的学者和文化人，在文学批评和创作上形成的一种风格和思潮。
这篇文章将会简单介绍朱光潜和桐城派，通过5个例子探讨他们的贡献和意义。
朱光潜朱光潜（1897-1963），字怀民，江苏江阴人，后移居上海。
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耶鲁大学，后任职于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朱光潜的文学理论体系丰富而完整，既有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又有现代理论家的思想深度，更具有传统文学美学的内涵和体系。
桐城派桐城派是指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发源于安徽桐城的一批有志于文学的年轻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
这些文学人“患有感性疾病，先天地痴迷诗、词、赋、曲、小说、散文、戏剧各种文学”。
他们倡导文学的自我表达和自我人格，对文学的发展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们的代表人物有上海“鲁迅周围的作家”之一的屠岸英、沈从文、白石道人、朱光潜等。
其中朱光潜在文学批评和散文创作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探讨朱光潜和桐城派的贡献和意义，下面将举5个例子来说明。
1. 景物描写：以物写人朱光潜在散文创作中精于描写景物，但不仅是描写，而是为了写人来描写景物。
比如他的散文《青奴》中，“远处山头的行云出慢离帚一样形状，让这不是生俄的海国不得不间间处处像生俄。
这就是江浦十里笋枝长之际”的语言，不仅能让人感受到江浦十里的自然风光，更是透过景物描写来表现青奴这个人物内心的挣扎和苦闷。
2. 现代性思考：文学与人类生存的联系桐城派提倡自我表达与人格塑造，这与当时的现代性思潮不谋而合，而在朱光潜的文学理论中也有现代性意义的思考。
他思考文学与人类生存的联系，提出文学的历史有着生命的过程，文学批评者应着眼于文学的生命现象，以探寻文学内在的发展规律。
这样思考的结论是文学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生命力。
3. 文学批评的思考：理性与美学朱光潜的文学批评思想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学经验和现代文学理论结合起来，他在批评中经常用到理性和美学的思考方式，让批评本身更具有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
桐城派
桐城派【名词解释】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部分地区），故名。
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其作家多、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文学史所罕见。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
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
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
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清代散文流派。
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
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
“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
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方苞取之以论文。
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
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
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
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
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
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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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是古文化大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学术界有人以区域划分，把安徽省分为三个文化圈，即淮河文化、黄山文化和桐城文化。
从文化内涵上说，淮河文化和黄山文化内容繁富，门类诸多，淮河文化有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秦哲学，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以华佗为代表的中华医药文化，以刘伶为代表的魏晋酒文化，还有淮北梆子戏、凤阳花鼓等；黄山文化有以戴震为代表的朴学（皖学），有黄宾虹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有底蕴深厚的徽商文化，还有徽派建筑、雕刻、园林艺术、徽剧等，更有人文与自然景观相结合的山水文化。
我们把这两个文化圈称为泛文化。
桐城文化与之相比，内容比较单一，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其代表者为桐城派。
桐城派是统称，它包含有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桐城诗派和桐城书画派，还有丰厚的桐城民间文学。
我们把桐城文化称之为精致文化或精品文化。
今天我就桐城文派谈一点个人浅见。
一.与桐城学派、诗派相比，从时间上来说，桐城文派兴起稍晚，但声誉最高，影响最大。
桐城文派起于清康熙，衰微于清末民初，延续二百三十余年。
其流行地域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部分地区，北至京畿，南达岭外，东抵江左，西至云贵，都有桐城派作家的身影，其作家人数多达1200余人，著述二千余种，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桐城文派在海外也有很高的声誉，因此，不论从绵延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文学流派能与之比肩的。
曾国藩誉桐城派为清代文坛盟主不无道理。
桐城文派对中国古典散文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它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我想从桐城派文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谈。
首先，桐城派作家在总结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散文创作理论。
著名学者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清代文论以古文家为中坚，而古文家之文论又以‘桐城派’为中坚。
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派发生关系。
在桐城派未立以前的古文家，大都可视为‘桐城派’的前驱；在‘桐城派’方立或既立的时候，一般不入宗派或别立宗派的古文家，又都是桐城派之羽翼与支流。
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派为中心。
”指出桐城派古文论的强大影响力，它确实成为桐城派赖以产生、发展、壮大的支柱，使众多作家在不同时期纷纷归附桐城派而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作家集团，出现“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
桐城派文论最大的特点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不断地创新求变，充实提高，使文论体系的严密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达到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扭转了古典散文的道本艺末的文学观点，实现了散文艺术的审美艺术价值。
桐城派的文论发端于不在桐城派三祖之列的戴名世，但他的文论主张对方苞乃至后人启迪很大。
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行其所无事”，把“率其自然”当作文章的最高境界，强调“修辞立其诚”，作文要道、法、辞三者完美合一，对文章审美要素，提出了“精、气、神并重”的要求。
方苞则明确提出以“义法”为中心的散文理论，为桐城派的文论奠定了基础。
“义法”说也因此成为整个桐城派文论的发端和纲领。
“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
“法”指艺术形式，强调“言有物”、“言有序”，要求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
值得一提的，方苞虽然把文章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强调为文要先为人，但最为专注的还是“言有序”，提出为文“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精光”，要求古文用辞力求典雅、古朴、简约，即桐城派所矢志追求的“雅洁”。
刘大kui（从木魁）对方苞的“义法”说有所突破，在强调“义理、书卷、经济”同时，十分重视神气、音节，他说：“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先立神气以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给人们指出了为文之法和学文之径。
他还认为文章贵在品藻，将“品藻”作为由“神气”、“字句”等表现出来的文章风格。
他特别指出“文贵奇”、“文贵大”、“文贵简”、“文贵疏”、“文贵瘦”、“文贵华”、“文贵参差”、“文贵去陈言”等审美要求。
这种对文章风格的重视与辨析，表明刘大?已突破了方苞单纯以“义法”论文而仅提倡“雅洁”文风的倾向，摆脱了以文学为经学和道学附庸的束缚，肯定了文章自身的审美艺术取向，是对桐城派文论的一大发展。
姚鼐的文论思想具有集大成的特色。
他不仅继承了戴、方、刘的文论思想，更从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学风气中汲取了完善散文创作的合理因素，进行了全面地总结。
他坚持“义法”说的基本观点，但指出方苞“只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济”的治学为文主张。
他在汉学盛行之时，独排众议，不废考据，力主汉宋兼容，克服宋学空疏，足见其包容之心，尤为难得。
他继承刘大kui（从木魁）“神气”说，进而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八字主张，就古典散文的艺术特征来说，“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是抽象的内在东西；“格律声色”为“文之粗”，是具体的表象的东西。
姚鼐的“理、格、律”亦即方苞的“义”和“法”，姚鼐的“神、气、声”亦即刘大kui（从木魁）的“神气”、“音节”、“字句”，而“味”和“色”是姚鼐的新发展，它是指文章的风味、韵味、兴味和文章的辞藻、文采，增强文章的品位和艺术魅力。
姚鼐在文论上另一大贡献是他的“阳刚”、“阴柔”风格说。
他在《复鲁絜非书》中，将千姿百态的文风归结为“阳刚”、“阴柔”二端，指出了文章的风格与作者个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强调了“阳刚”、“阴柔”的相辅相成，虽各有“偏胜”，但不可“一有一绝无”，也就是说，阳刚与阴柔作为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刚柔相济，才算完美。
姚鼐的文章风格论不仅在当时文坛别树一帜，而且在中国整个古典散文理论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时对今天的散文创作仍有指导意义。
姚鼐以及其门人方东树、梅曾亮、姚莹、管同、刘开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与清朝国运一样的衰落的局面。
曾国藩接桐城传绪，出而振之，成为“桐城中兴”之主，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的文论主张，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为体，经济为用，再加上考据多闻，文章内容不但充实，而且显豁晓畅，从而改变桐城古文在继承者手中已显露“有物之言则少”的“空疏”现状，达到救弊振衰的效果，将桐城派的文论扩而大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后期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
戴、方、姚诸家文论尚属零篇散论，多为即兴之谈，刘大?的《论文偶记》虽有精义，也非全面的系统的科学著作，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一部系统的全面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著作，与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合璧，前者为桐城文派的文章学，后者为桐城诗派的诗歌学。
桐城派传人、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说：“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在文学上尤为巨大贡献”，可“与《文心雕龙》比美”，“是我国的‘文章学’专书，迄今还没有另一部可以代替它。
”姚鼐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通观桐城派文论，可以看出，不论戴、方、刘、姚，还是曾国藩及其门人都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使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不断地得到发展与提高，丰富与完善，为中国古典散文理论作出巨大的贡献，乃至今日为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次，桐城派作家创作了丰富的散文作品，且不乏传世名篇佳作。
有“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天下高文归一县”之美誉。
公正地说，从整体上看，桐城派的作品虽然没有超越唐、宋古文运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如若将元、明散文作为参照对比，无论在审美趣味的广泛，还是艺术感觉的新颖，亦在表现手法运用的多样性，都超越前者而跃上一个新高峰。
由于桐城派作家们大抵奉行“兼善天下”积极入世的精神，所以从文章的题材上看，内容广泛，礼、乐、兵、农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无不涉及，包罗万象。
他们大多以教书为职业，接触民众，关心民间疾苦，且持之以恒，行之有素，对那些“先己而后民，枉下以逢上”的贪官污吏和清廷的严刑峻法予以斥责和揭露，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即桐城派末期，面对民族危机深重的严峻现实，桐城派作家没有一个人鼓吹投降媚敌，都能坚持爱国反帝立场，写了一大批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章，抒发了爱国情怀，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敌忾。
如方东树的《劝戒食鸦片文》、《匡民正俗对》、《病榻罪言》，言辞痛切，“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读之令人感愤不已。
特别是“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的姚莹，鸦片战争中在台湾道任上坚持抗英战争，屡战屡胜，他的有关台湾战争的散文，反帝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代文章，千秋风义。
在新形势下，从爱国心出发，许多桐城派作家都主张变法图强，反对媚外投降，反对抱残守缺，闭关自守，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如薛福成振兴工商的经济思想，吴汝纶开办新学的教育思想，林纾大量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严复大量翻译西方人文科学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等，都具有积极进步意义。
从散文艺术来看，郭绍虞先生说：“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
”桐城派作家长于古文的各种体裁，笔锋所至，无不得心应手，或放论时政，针砭陋俗；或评点人生，吟味世态；或礼赞山川风物；或闲叙儿女情常；或以学识见长，或以抒情取胜，为清代散文树立了典范，雅洁清新、韵味隽永。
桐城派论说之文，虽乏宏博，但辞句精练，“擅长于用层次繁复的语句来表达含意深刻、难于表达的思想，即把科学语体用入文艺散文，而又保持语言的通俗性、生动性”（吴孟复先生语），不乏真知灼见，足见学识宏富，眼高识远；针砭时弊，鞭辟入里，弦外有音，正气凛然，富有战斗力。
桐城派传状之文，情见于辞，品味极高。
在写人物时，十分注意评价的恰如其分，不虚美，不掩恶，“不妄加毁誉于人”。
刻画人物以白描生色，穷形尽相，或以细节取胜，画龙点睛，生动传神，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再现人物精神风貌。
桐城派纪游之文，善于借景抒怀，再现山水，色彩斑斓，境界独出，状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伤灵性，笔墨淡雅不掩风采，自有一种清新明朗的意态美，读之使人如坐春风，身临其境。
桐城派记事之文，叙事扼要，言辞简约，条贯清晰，层次井然。
内容繁富而无堆砌琐碎之嫌，情节单一而无单薄之感，均富有艺术感染力。
当然桐城派作家众多，各人际遇不同，学识不侔，气质有异，手法有别，文章自然会同中有异，各呈异彩。
总之，诚如方宗诚所说：桐城派“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
”无疑，桐城派留给我们的遗产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部分，我们应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的原则，在批判中继承，推陈出新，必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中发挥作用。
二 .人们不禁要问：桐城派为什么出现在桐城，而不会在别的地方？近时学者对这一“人才聚集”现象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