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精品文档

矢志移山亦艰苦 , 大才如海更纵横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 中国之新民、 自由斋主人， 清光绪举人。

汉族， 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 深度参与了 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 民国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余万字。

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 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主要 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 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

1 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 1 925年应聘任清华国 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 等。

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 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 客、 梁启超在学术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 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 最为显著。

他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 年而政治活动又 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 万字之多，各种著 述达 1400 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1936年 9月 11日出 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

《饮冰室合集》148 卷， 1000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 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 “中国文学”、 国哲学史”、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

文学创作上也有多方面成就。

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

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梁启超写于1905 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发；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

、梁启超之语文教育思想作文教学是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之初的一些专论虽然都有相当的分量，亦包含精辟的见解，但是由于受到作者知名度或研究层次等的局限，在语文界和教育界并未产生一定影响。

“五四”以后，著名政治家梁启超在《改造》上发表了《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我国现代中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才开始走向系统理论的高度。

通览这部专著，梁氏作文教学构想的要旨大致可以概括为推究“应用”、“规矩”、“实效”、“指导”、思想”等五个方面。

[注1]1．求“应用”梁氏在《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览》一文中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问题时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

他说：“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

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

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做事之学问也。

”梁氏的这种求“应用”、求“做事之学问”的观点在作文教学中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1]2．明“规矩”梁氏曾切中时弊的指出：“现在教中文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i=r 巧。

从前先生改文只顾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文没有什么效果。

”梁氏援引孟子的名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从而阐发自己的见解，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的来的。

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

而且要达到巧，也必须先懂规矩。

[注1]3．讲“实效”梁氏在作文教学的训练中，重质而不片面求量。

他说：“现必定越做越不通。

我主张每学期至少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他充分的准备，使他在堂下做。

看题目难易，限他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

”在完卷过程中，他要求学生对文稿反复琢磨，认真修改，务必达到自觉满意为止。

此外，他还主张“让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即现在所说的“自由练笔”，以此作为课内作文在中学生至少一星期做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的必要补充。

梁氏的这些主张，显然是对盲目提倡“多写”的坚决否定。

他认为，与其做得多而草率应付，使师生都感到疲于奔命，倒不如少做几篇，抓细抓实，让学生做一篇有一篇的收获。

这样训练，不仅引导学生严格遵循“规矩”，更是培养他们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在作前“预备”和作后“修改”上多下工夫，有可能真正得到提高。

梁氏反躬自问，以切身体验来思考作文教学的改革，这样形成的“少些多改”观，不仅渗透了他本人治学方法的睿智，也体现了他“教育是教人学做人” （《教育与政治》语）的胆识。

他的一整套作文训练思想与方法，无论是在教学还是教育方面都是十分讲究实效的。

[注1]从而使他们对作文的甘苦、功能和规律有所领悟，作文的水平才4．重“指导”既然作文教学要“求应用”、“明规矩”、“讲实效”，那就必须反对让学生在作文时凭空瞎想。

梁氏认为，出个题目让学生凭空瞎想，是作文教学的大忌，因为瞎想的结果必然是胡编乱造，而胡编乱造成了习惯，对学生害处极大。

为此，梁氏十分注重教员在作文教学中的指导作用。

[注1]5．理“思想”梁氏要求师生在作文教学中明“规矩”，并不是与什么文章规范、什么相城义法同类，而是与学生的思维训练结合在一起的。

他主张，训练学生作文，就得“先教学生以整理思想为主要条件，使他们知道看文如何看，做文如何做”。

这种“整理思想”的思维训练活动是多方面的。

[注1] 二、对梁启超之语文教育思想的反思．梁启超主张中学国文教学应为文言文教学他认为经典读本保存在古籍之中，坚持古文在中学教学中的首要位置，但不反对白话。

他认为作文最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结构。

语文教育的核心，不是意识形态的道德教化，不是给学生的头脑“洗澡”，核心思想应该是认写文字和阅读经典。

关于教材的内容，当代语文教材，每本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分成若干个单元，然后往这个道德概念先行的框架里塞文章。

很多文章停留在粗糙的说教层面，语文课变成了思想品德课。

在道德说教单元的框架下，能套进去的名篇经典其实很少，仅有的几篇，又被编撰者削足适履，加以低劣的改造。

如此一来，课文的许多篇章毫无营养可言。

学生学到的作品，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

以巴金的《鸟的天堂》为例，巴金写清晨的阳光照在水面上，也照在树梢上，“一切都显得更加光明了”。

但是，“光明”远不如“明亮”自然，有故意拔高意境之嫌。

再如，巴金写小船缓缓动了，“向河中间流去”，这里的“流去”在课本里被改成“移去”，两者意味微妙迥异。

而后，巴金写自己乘船离开，还回头去看“留在”后面的“鸟的天堂”一般茂盛的榕树，课本中将“留在”改成“被抛在”，如此篡改更显不符原文意境。

固然，语文课本里亦有真性情的文章，例如朱自清的散文。

在中学语文的课堂上，朱自清的散文在众多课文里傲然孑立，虽然也曾被教材编写者的道德家修改过，如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到：妖童媛女，荡舟心许。

这些轻度敏感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但大体还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只是结尾处不知为何突然删掉一大段，而使文气大乱，令人瞠目。

[注2]相形之下，梁启超选中学教材的范围则大得多，历代经史子集杂著中的各门类，可以说囊括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

强调分组选文，不按时代排序，这是一种颇异于今天选材眼光的方法，令人深思。

在梁启超眼中，纯文学作品并无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被搁置在作文教学之外。

梁启超反对纯以语言、以文学为目的去学文学，特别是抛开博大精深的众多国学资源而仅限于文学。

梁启超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有过极其精彩的领略和描述，但面对中等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他更强调文学陶冶情操的教育价值。

2 .教材的选择和定位必然连带影响到教学方法以上文提到的朱自清的篇章为例，这样相对独善其身的名片，一旦与陈旧的教学相遇，就会释放出“另一种毒素”。

在同一教案和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荷塘月色》和《背影》，都被语文课堂上“微言大义”的解说了，例如语文老师分析前者通常会说，该文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内心的苦闷与彷徨”，这不仅是破坏，而且是误导。

事实上，当时的朱自清，除了苦闷外，最后选择了超然的态度，他的小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交友趣味, 让他养成独特的人生观。

而这一切，并未被大多数语文老师解读。

在这样长期的灌输式教育的训练下，学生的思维即成为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他人的跑马场”。

3 .梁启超关于教学法的建议极有深度对于经典古籍，如何从古纸堆中发现其价值，他是相当讲究传授方法的。

对于写作一科的教学法，梁启超更是颇费心思。

他认为中学生不必去学文艺性的情感之文，应会作记载之文和论辩之文。

梁启超对作文教学的理论感受最为丰富，同时侧重讲记叙文的训练，议论文只作略论。

梁启超认为, 中学国文课唯一能让学生自主学习的科目，就是作文。

针对当时中学作文科普遍向议论文倾斜的教法，梁启超言辞激烈地指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

教员出八股策论似的题目让学生做，就是在奖励抄袭，奖励空言、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奖励偏执、奖励虚伪，会让青少年养成恶习。

当今高考制度下的中学作文教学一直采取梁启超所批评的方式，而其效果和恶劣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言。

然而，梁启超并非完全排斥议论文。

通过议论文写作可以磨练判断力和理解力，这一点梁启超还是肯定的。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课程的设计不求知识门类上的所谓均衡齐备，而是围绕其唯一的目的，造就立足于本土文化、兼具现代科学精神、有道德有能力的人。

[注3] 注释1 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 111、113〜1162 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3 臧清. 一条有待重访的语文教育之路——梁启超语文教育观的当代启示，载《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