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行乐坛上西北风形成的社会文化成因
中国内陆流行音乐发展史
中国内陆流行音乐发展史中国流行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中国内陆流行音乐和港台流行音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内陆流行音乐的崛起和港台音乐的传入1980至1984年间，中国流行音乐歌曲创作领域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歌曲抒发了大众的真实情感，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
在此期间港台流行音乐开始传入内陆。
并对内陆流行乐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时，校园歌曲作为台湾年轻一代流行乐创作上向现代过渡的成就也影响到内陆校园歌曲的产生。
港台歌曲的传入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态。
1980年前后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是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港台歌曲不断输入。
首先是一批台湾校园歌曲。
其次是伴随香港电视剧而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等。
再有是台湾流行乐作家侯德健带来的由苏芮演唱的《搭错车》插曲，尤以《酒干淌卖无》流传甚广。
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不胫而走，广泛传唱。
至1984年间，自港台传入走红的歌曲多以爱国主义题材为主，与内陆同类题材相呼应而汇成一体，完整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心态。
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也同时为流行音乐这种商品化的音乐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二）、流行音乐市场的活跃及内陆流行音乐创作活动的兴起1984年始，全国音像业取得了令人吃惊的发展。
内陆较早活跃于音像界的作者大部分聚集在广东。
1985年，广州举行了“1985红棉杯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开了流行音乐大奖赛之先声。
1985年，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组织了《南腔北调大汇唱》及《民歌大汇唱》，金巍编写了《40首民歌大联唱》盒带。
流行音乐形式至此已成为具有控制市场实力的音乐文化。
与此同期，台湾罗大佑等年轻一代词曲作家组织港台60名歌星举办献给1986国际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音乐会。
这些活动均刺激了内陆流行音乐界。
至此，内陆流行音乐已面临从创作到表演上的一个突破契机。
浅谈中国文化下的流行音乐
浅谈具有中国文化的流行音乐——中国风当今流行乐坛已经渐渐步入中国化的领域，中国流行音乐正在以迅猛的速度迈向国际化行列。
在小品中出现的一句话，得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认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正是这句话，使我们中国的各个领域进入了国际市场，打开了迈向世界的大门。
中国流行音乐也是如此。
说起中国流行音乐自然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起，当时的中国流行乐坛正处于成立的状态。
就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中国的流行乐坛刮起了一阵不小的“西北风”，就是那一句“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使我们永远记得这西北风给我们留下的痕迹，至今，这句话还会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正是《黄土高坡》、《信天游》等这股“西北风”让我们国人意识到，只能将自己独特的民族元素加入到音乐中，才能使得中国流行音乐在世界上取得一席之地。
因此，中国流行乐坛便开始刮起了一阵持续至今的“中国风”。
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流行乐坛便出现了很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类歌曲不同形式，不同创意，不同内容，使得中国流行音乐迅猛发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流行音乐在以王力宏，周杰伦，陶喆等实力派歌手的带领下，分别以各自的曲风极力地运用中国化民族化的音乐元素，大力发扬中国流行音乐。
将这阵“中国风”继续地刮下去。
然而，对于“中国风”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中国风”，在字面上解释，就是中国乐风，以中国文化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风格。
有些人认为：“中国风”就是歌曲中的词或者曲结合了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和中国古典元素，从而听起来有一种韵味，充满着艺术感染力；还有些人认为：“中国风”就是结合了中国特有的乐种，其歌词上具有中国文化的内涵，演奏上运用其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洋乐器相互结合，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音乐风格；然而，当下众人对“中国风”又多了一种新的说法：“三古三新”，其“三古三新”的定义译为“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
也就是说“中国风”就是以其“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特有的乐种。
论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社会文化因素-2019年文档资料
论中国流行音乐诞生的社会文化因素我们深知，“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美地区，较之西方的古典音乐、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相对较晚，迄今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4。
而“1927年由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歌曲《毛毛雨》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迄今已走过了近90年的历史，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受众人数最多、受众面最广的音乐文化形式”[2]162。
当然，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是由多种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
有记载曾指出：“伴随着西方文化及各种思潮的传入，一种源于欧美的音乐文化形式――中国流行音乐诞生了。
中国流行音乐也正式成为中国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形式之一，它的诞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43具体来讲，其诞生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一、音乐教育的开展从1901年实行“新政”以来，音乐教育的开展及改革一直是政府的重要内容。
随着“废科举、兴学堂”等改良措施的实施、新式学堂的设立，中国学校的普通音乐教育也逐渐兴起。
“据1916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普通学校的数量已将近13万所，在校的学生人数则将近4000万。
”[4]91“办新学、唱乐歌，求新声于异邦”，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音乐教育的一个新特点。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但音乐教育事业并没有停滞。
1922年我国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了音乐教育体制，主要追求音乐的美育作用。
以萧友梅为代表的音乐家进行了一系列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普及中小学音乐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美育思想也深深渗透到音乐教育体系中。
同时，专业音乐学校的建设也是红红火火，如北京音乐传习所（1910）、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乐歌体育专修科（1915）、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19）、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1922）、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23）、私立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25）、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系）（1925）、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1926）、上海国立音乐院（1927）等先后建立。
“西北风”歌曲创作的缘起、传播及社会意义
“西北风乃歌曲创作的缘起、传播及社会意义■施咏THE ORIGINATION,POPULARIZATION AND SOCIAL SIGNIFICANCEOF THE NORTH-WESTERN STYLE SONGS摘要：“西北风”歌曲创作源于崔健的《一无所有》与解承强的《信天游》，一度兴盛，后因创编手法雷同、唱法单一而衰落。
黄土地题材的影视作品对其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西北风”歌曲的创作群体在南方占一定比例，风起岭南，劲风北吹，是源于局外人可摒弃局限而在双重视角下更自如无束地去挖掘民歌，并加以创新发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西北风”的盛行源于寻根，即在陕d匕革命圣地寻历史之根，黄土高原寻阳刚之根,在民歌的野性质朴中寻人性本真之根。
“西北风”的社会意义是风忧国民，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怀和批评，但承载了过重的文化使命。
“西北风”是在立足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沃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原创模式的新开端，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西北风;流行歌曲；崔健;赵季平;《信天游》中图分类号：J6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20)02-0066-08D01:10.15929/ki.l004-2172.2020.02.00920世纪80年代中后此变化多端的现实生活面前悲凉的西北民间音调作为创期，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都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阶段。
人们在改革初期的热情已有所消退，方兴未艾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改革初期出现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多方冲击，使得大众的心理出现了恐慌和焦虑，在动荡中寻求着平衡。
“特别是青年一代，在如感到迷茫、苦闷和失落……造成社会情绪的躁动不安。
”①当时，伴随着文化界兴起的“反思”“寻根”的热潮，出现了如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粱》等系列文学作品。
而作为反映时代脉搏的流行歌曲,也将目光投向了“寻根”主题。
不少作曲家也积极关注社会，都选择了强劲有力、慷慨作素材，并接受了西方搖滚乐的思维与精神，对当时民族、国家与历史进行了反思性的批判。
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
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因地域特色和时代背景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和流派。
本文将分析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和时代背景，并探究它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的影响。
一、地域特色中国传统音乐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音乐风格、器乐种类、演奏方式等方面。
各个地区的音乐文化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民族心理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
以下是几个代表性的地方音乐：1. 西北戈壁地区音乐西北戈壁地区的音乐主要有马头琴、鼓、笛等器乐组合，以其独具草原气息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热情的节奏著称。
马头琴是西北地区的一种弦乐器，以其强大的表现力和独特的技巧闻名于世。
西北地区的音乐大多以马头琴和鼓为主，以高亢的节奏为特色，热情奔放，形成了独特的草原风情。
2. 江南水乡音乐江南水乡地区的音乐通常与水相关，其典型的器乐是古琴和箫，以及一些打击乐器。
江南音乐的特点是柔美、流畅、优美，曲调通常缓慢，轻柔而优雅，反映了江南人民柔情似水的民族心理特征和丰富的生活情趣。
3. 国乐音乐国乐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典型器乐有琵琶、中胡、二胡、板胡、笛子、琴等。
中国音乐是一种基于五声音阶的音乐，其曲式多样，旋律优美，节奏丰富。
国乐曲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代表之一，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二、时代背景中国传统音乐在演变发展中受到了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下面是一些重要的时代背景：1.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中国音乐的起源时期，主要表现为崇拜神灵和礼仪场合中的音乐。
《诗经》记载了许多先秦时期的诗歌，这些诗歌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
2.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如司马迁、郑玄等。
这个时期的音乐大多是吟唱和声乐，特点是表现激情和思想。
此时期的音乐被后来的传统音乐深深地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时代精神解读
这个时期活跃的作曲家既有“文革”前期及中 期已蜚声乐坛的唐诃、吕远等，又有“文革”中崭 露头角的王酩、王立平、施光南等。其中，王酩 的歌曲创作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从电影《小花》 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到以后的《知音》，都 显现了处理抒情题材的能力。他的旋律委婉动人、 一波三折，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王立平在《太阳 岛上》的创作中已带上了流行音乐的节奏因素， 此曲的演唱也使郑绪岚一举成名。张丕基在《三 峡传说》电视风光片中创作的《乡恋》，吸收了 探戈舞曲节奏，由李谷一用“气声”演唱，在大受 欢迎的同时也招致尖锐的批评。嗣后，由苏小明 演唱、马金星作词、刘诗召作曲的《军港之夜》 也受到同样的非议。
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新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徘徊，从90年代起，由于著作权法的实施，国家对引进港台 音带的数量作了限制，这就影响了那些靠做引进版生意的音像公司的生计。客 观环境的变化，使得内地各音像企业不得不重新规划各自的生产流程，开始重 视创作、重视培养自己的歌手和制作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由内地 音像公司制作推出的新偶像。如广州的杨钰莹、周艳泓、高林生、林依轮，北 京的陈红、陈琳、潘劲东、谢东、孙悦，上海的王焱、甄凌、石云岚等。尽管 这些歌手的包装方式大多未能摆脱港台的模式，所演唱的歌曲在开掘的深入、 描摹的精细上还未达到港台歌坛鼎盛时期同类作品的水准，但已经在国内青少 年歌迷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打破了多年来由港台青春偶像独占青少年音带消 费市场的局面。毛阿敏、李玲玉、那英、艾敬、朱桦、田震、屠洪刚等一批在 80年代非常活跃的歌星经过海内外音像公司的重新包装后，又以新的面貌重登 歌坛。歌坛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各界知 名人士跻入其间。
一、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流行 音乐的发展和繁荣
从_西北风_到_中国风_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季刊）ＪｉａｏＸｉａ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ｉｃ“西北风”是产生于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文化界普遍兴起反思和寻根意识的社会背景下，音乐创作者和演唱人员追求与先前缠绵阴柔的港台流行歌曲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量采用陕北黄土音调，同时借用流行于欧美的摇滚、迪斯科节奏特点，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粗犷豪放的流行音乐风格。
此类型的作品以《信天游》（刘志文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我热恋的故乡》（广征词、徐沛东曲）等歌曲为代表。
因其文化特征符合了当时的听众审美心理和社会文化需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史上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表现风格。
“中国风”这个词本身的文化指向较为宽泛。
本文中特指产生于本世纪初，在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陷入困境、歌坛缺少领军人物、市场疲软的状态下，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周杰伦、王力宏等一批创作型歌手，借鉴风靡于欧美的Ｒ＆Ｂ、Ｈｉｐ－Ｈｏｐ②音乐为主要风格进行创作、演唱，引起新的流行热潮后，他们进而在一些作品中加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并使用文、白兼杂的歌词，使作品产生一种具有中国古典意蕴审美感受的歌曲风格。
主要代表作品有《东风破》（方文山词、周杰伦曲）、《发如雪》（方文山词、周杰伦曲）、《花田错》（陈镇川词、王力宏曲）等。
在商业运作、青少年民族意识复苏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曲风被青少年亚文化群体广为追捧，也使大陆、港台的流行音乐创作者、演唱者纷纷跟风效仿，现已成为一种颇具影响力的音乐风格。
“西北风”和“中国风”是产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流行音乐风格。
从音乐本体上来说，二者都是在欧美流行音乐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因其所处年代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相异，两者文化属性存有一定差异。
从社会文化环境各因素对两种音乐风格文化特征造成的影响的解读、分析中，笔者试图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发展特点形成的影响
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发展特点形成的影响王思琦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从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发展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二十多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其发展特点必然会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使得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呈现出特殊而复杂的文化特征。
可以这样说,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与流行音乐发展关系中总结规律,是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特点及文化特征的必然途径。
本文将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为例,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与流行音乐发展及其特点形成的关系,并通过图表的形式揭示出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环境与流行音乐发展的文化模式。
本文所谈到的社会文化环境,用最简略的话来表述,是指影响到社会文化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
整体上是由社会政治制度及其组织方式、经济体制、社会价值体系、自然生存条件以及由相应的物质文明、行为文明、精神文明诸种文化样式(其中也包括艺术的行为、观念、形态及其风格等文化表现样式)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完整的、处于不断地变化和生成之中的文化空间。
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上述各种文化因素的共存互化关系,是影响该社会文化发展及存在特点的决定因素。
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在此提出,影响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应包括以下或大或小、或宏观或微观的文化因素:本土文化环境这里的文化环境是指狭义的文化环境。
主要指由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及其文化土壤构成的文化环境。
周边文化环境这里主要指对大陆流行音乐产生影响的国际、港台流行音乐。
商业环境主要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行音乐商业运作机制以及相关的演出市场、音像出版市场、文化娱乐场所等。
!传媒环境主要指由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播放以及流行音乐演出场所、各种娱乐场所、各种环境中的流行音乐传播等构成的传媒环境。
∀教育环境主要指由各级各类音乐教育行为、以及音乐教育成果(例如对日后进入流行音乐领域的音乐人才的培养)对流行音乐活动形成的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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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行乐坛上西北风形成的社会文化成因
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实际上起步于80年代，当结束了满街都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时候，封锁压抑的中国人从单一歌颂执政党和领导人的红歌中摆脱，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尽管李谷一的《乡恋》当年被保守者指责为“黄色歌曲”，也抵挡不住通俗音乐和流行音乐的浪潮。
一时间，民族乐、西洋古典乐、爵士乐、摇滚等各种不同风格的元素开始流行起来。
而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乐坛兴起的“西北风”浪潮，则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在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文学寻根热对音乐界的影响便是1987、1988年歌坛“西北风”的盛行。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流行歌曲的创作也开始寻找本土创作元素。
《黄土高坡》作词者陈哲当年去了山陕交界的地方，被那块土地孕育的深厚文化所震撼，回来后就写出了这首歌词，他说：“当时已经觉得需要一些来自土地本身的声音。
但当时没有人为的方向性的一个运动，只是由于我们当时刚好有一些这个积累，而且再加上受了一些外力的刺激，形成了这样的西北元素，结果在社会上也引发了追捧。
从我个人来说，是因为到了那边之后，受到了那片土地的启示，我想造成一种反差，形成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冲淡当时那种流行歌曲的演唱方式。
十几年来我们的流行音乐太单一化了，很多东西都是一以贯之，我希望能够从母体上找到中国的元素来解决好这个问题。
”
由程琳演唱的《信天游》，正式拉开了内地原创音乐第一个原创高潮的大幕，也是“西北风”盛行的始端。
从这以后，创作者投大众所好，创作了一批“西北风”流行歌曲。
胡月演唱的《黄土高坡》是流传度最广，流行时间最长的“西北风”代表作，悲怆，凄凉，荡气回肠，听完一曲内心就仿佛被黄土高坡上凛冽的寒风扫荡过一样，纠结而欲罢不能。
随后电影《红高粱》上映，其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让这股西北风达到了飓风状态。
当时的歌手，如杭天琪，孙国庆，范琳琳，田震等应景灌制的磁带，动辄发行百万，这是现在的歌手想都不敢想的情境。
由“西北风”衍生出来的“囚歌”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形式。
囚歌的豪迈，俚俗，加上几部电影的跟进热映，成为茶余饭后街头巷尾的谈资。
“囚歌”的代表人物迟志强在1988年推出的专辑《悔恨的泪》，短短几个月，卡带销售量达到千万级。
“囚歌”的走红，简直是一场乐坛浩劫，它不啻为乐坛的绊脚石，由于混乱很快被叫停。
“西北风”的歌曲特点是以西北民歌为根基，加上摇滚节奏的配乐，蕴含民族文化内涵的歌词，以“喊唱”为演唱技巧，高歌着中国人的“黄土情结”。
“每首歌都直通通的打到人心里。
现在看来，那些歌或许很土，但是人们听后会深受激励，”徐沛东打了个比方，“比如我们在唱我的故乡并不美时，实际上就是希望我要把故乡变成更美的。
当时全国人民对文化的渴望给了音乐人机会，我们及时把握住了。
”徐沛东透露，“西北风的形成带动了整个中国音像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夜之间，上千个音像公司冒了出来，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些歌曲。
”在徐沛东看来，“西北风”不仅仅是一种音乐风格的流行，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内地流行音乐确立本土意识的一次“宣言”，反映了歌手对自己故乡真诚的热爱，表达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
“那时候韦唯、那英、田震，都流行唱西北风，现在他们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中流砥柱。
”
“西北风”在音乐观念上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南方及中原音调为主的我国音乐创作现状、和前几年流行音乐界“阴盛阳衰”现象的一种逆反。
它明显地引入了欧美摇滚思维，挖掘和汲取了我国北方音乐的巨大能量；内容具有批判意识，风格慷慨激昂，带有强烈的宣汇色彩；是刚刚萌生的乡土摇滚与传统民歌的折中。
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进程中是个很大的突破。
然而，“西北风”带有很大的过渡性。
它本身所代表的观念并不稳定，畸形的繁荣难以持久。
由于“西北风”大量采用了地方音乐素材，形成向城市民歌的回归。
另一个倾向是演唱上嘶喊的滥用。
早期的喊唱大多是作品内容的需要。
后来则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手段，变为缺乏生命力的做作。
1988年下半年起，“西北风”就逐渐被俚俗歌曲及港台引进版所取代。
在20 多年后的今天再重新回看这段“西北风”时期，不可否认有精品的存在，它是流行音乐首次进入社会文化而成功的典范。
“西北风”是第一次积极的迎合社会心理，是一种民众文化的选择，然而最大的意义更在于它真正的催生了原创歌曲的发展。
当然，“西北风”歌曲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形式过于单一，承载的内容过于沉重，在批判与反思的同时忽略了真正的音乐消费者是年轻人，又加上盲目的跟风，造成乐坛守在一颗树上开花，所以很快就被多样化的“港台风”吹得消失殆尽，只留下了刹那的花火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