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_区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_省略_面板Poisson模型的实证分析_魏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_转移强度_基金支持热词逐年推荐_【万方软件创新助手】_20140809

2014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科研热词 高速铁路 隐含碳 通达度 转型企业 社会保障预算 碳排放强度 知识转移 收入再分配效应 投入产出表 影响因素 引力模型 城市空间结构 地方财政补贴 区际转移 减排对策 净转移收入模型 元分析 co2排放 "新农保"制度
科研热词 推荐指数 预期理论 2 非线性 2 利率期限结构 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1 隐含碳 1 陕南 1 金融危机传染 1 转移矩阵 1 转移传染 1 转移 1 贸易 1 西安 1 股票期权 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1 经济辐射力 1 纯传染 1 管理者权力观 1 空间重心转移模型 1 碳排放 1 用户实验 1 理论研究 1 环境规制 1 环境要素 1 环境投入产出法 1 版权保护 1 污染避难所 1 污染贸易条件 1 污染工序 1 污染天堂假说 1 检索界面 1 最优契约观 1 显性比较优势 1 断裂点理论 1 文化产业集聚 1 数据库 1 投入产出模型 1 技术创新 1 扩展强度指数 1 心智模型 1 形状指数 1 干预学习 1 实证分析 1 大股东赎买观 1 大股东行为 1 大学生 1 城市形态演化 1 垂直专业化 1 国际垂直专业化 1 呼和浩特市 1 反倾销贸易效应 1 区域 1 二氧化碳 1
推荐指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科研热词 转移结构 转移强度 路径创新 结构方程模型 竞争优势 汽车企业 民主 政治平等 投入产出分析 完全能耗强度 多数准则 劳动力转移 农民收入 内涵能源 偏好强度 价值转移 买卖选票 中日贸易
推荐指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环境污染与政府规制_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与理论分析_吕臣 (1)

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指出环境问题已 成为世界公认的全球性问题。中共“十八大”报告 首次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党和政府构建环境、社 会、经济、人口等和谐生态发展的绿色道路,实现健 康生态和谐的“中国梦”。
北京数据 上海 11 a 环境指标 辽宁 1990-2010 年西部各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 1992-2011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2003-2010 年产业和环境数据
研究结论 不是简单的倒“U”型关系 污染路径可能是倒“U”型或“N”型 5 类指标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 呈单调关系,高收入国家呈倒“U”型 生态足迹同经济增长不存在 EKC 倒“U”关系
内蒙古煤炭资源流动面板数据
吴玉鸣、田斌(2012)[15] 吴海鹰、张盛林(2005)[16] 闫海波等(2012)[17] 李治国、周德田(2013)[8] LIST Jone A(1999)[19] EGL(I 2002) 张晓(1999)[20] 范金(2002)
马树才(2006)[21] 于峰、齐建国和田晓林(2006)[22]
具有明显单向推动作用,对区内人均 GDP 和第三产业促 进作用比较微弱 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 西部地区不符合 EKC 两者负相关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关系 二次曲线(SO2),三次曲线模型(NOX) EKC 不存在 不明显倒“U”型弱 EKC 特征 NO2密度与人均收人呈正“U”形曲线
第 39 卷 第 4 期 2016 年 7 月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秦炳涛;葛力铭【摘要】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期刊名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年(卷),期】2018(028)012【总页数】11页(P52-62)【关键词】高污染产业转移;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污染集聚【作者】秦炳涛;葛力铭【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复旦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上海200433;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1.5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部分地区已经达到集聚饱和状态,相应劳动力价格,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不断增加。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波特假说”再检验的分析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波特假说”再检验的分析
过晓颖;贾晓琪
【期刊名称】《产业创新研究》
【年(卷),期】2022()1
【摘要】本文采用SBM—DDF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值。
以"波特假说"为研究切入点,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使用z-score模型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实证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机制。
通过门槛效应回归,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中依然适用;东、中、西部地区,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存在最优选择。
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显著,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显著;各地区环境规制的效果,因环境规制类型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
【总页数】6页(P24-29)
【关键词】异质性环境规制;“波特假说”;绿色经济效率;门槛回归模型
【作者】过晓颖;贾晓琪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
【相关文献】
1.环境规制对安徽省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2.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槛模型分析——基于产业结构的交互效应
3.地方政府行为框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4.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超效率SBM和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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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_基于东_中_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东、 中、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 我国环境规制水平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长期内, 东、 中、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与经济增长均 短期内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 , 中部地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 互为因果关系, 著, 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环境规制水平提升 。 据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 施, 以促进中国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 关键词: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区域差异;协整检验
表1
变量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均值
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 也选取了只包 含截距项的检验模型。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两变量 B 检验、 IPS 检验、 ADFFisher 检 进行 LLC 检验、 Fisher 检验, 验和 PP检验结果见表 2 。 由检验结 果可知, 当对东、 中、 西部地区 RGDP 以及 RI 的水 “存 平值进行检验时, 检验结果都表明不能拒绝 的零假设; 当对 RGDP 和 RI 的一阶差 在单位根” 分进行检验时, 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值 ( 除 B 检验) 至少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结果可以强烈 “存在单位根 ” 地拒绝 的零假设, 因此可以认为, RGDP 和 RI 的面 就东部、 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 板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变量。由于面板数据的不稳 应用最小二乘法可能导致伪回归 , 因而必须 定性, 要分析相关变量的协整关系, 进而分析模型的长 。 期关系 ( 二) 面 板 数 据 协 整 分 析 及 长 期 因 果 关 系 检验 通过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发现, 东、 中、 西部 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经济增长两个变量均为一阶 因此两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 单整序列( 见表 2 ) , 关系。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 Granger 两步法检验三大地 关系, 本文利用 Engle区中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在面板数据回归中, 可以依据 Hausman 检验 Haus结果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间做出选择 , man 检验结果显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式 ( 1 ) 和 式( 2 ) 进 行 回 归, 得到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见 表 3。 根据两步法, 首先检验环境规制是否是人均 GDP 的长期原因。 结果发现, 对于中、 西部地区 的残差序列 E i, 除了 B 检验没有拒绝其存在单 t, 位根的原假设外, 其他检验都拒绝其存在单位根 的原假设, 因此认为残差序列 E i, t 是平稳的 。 对 于东部地区的残差序列 E i, 五种检验都拒绝其 t,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总体结论是, 东部地区、 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均是人均 GDP 的 长期原因。运用同样的方法检验人均 GDP 是否 是环境规制的长期原因。对面板方程估计得到的 残差序列 E i, 可以发现除中部 t 进行单位根检验 , 地区残差序列 E i, 其余检验结 t 未通过 B 检验外 , 果至少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 说明东、 中、 西部 地区人均 GDP 也是环境规制的长期原因。
区域污染产业转移治理的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for the transfer of china's regional pollution industr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作者: 武祯妮[1];李燕玲[2];尹应凯[1]
作者机构: [1]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2]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
出版物刊名: 城市问题
页码: 84-94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2期
主题词: 污染产业转移;环境规制工具;新结构经济学
摘要: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采用2005—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将政府和企业主导的环境
规制方式分别用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来表征,通过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作用下污染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性.结果显示,区域环境规制工具的差异化是造成污染产业转移的原因之一.强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东、西部地区的污染产业空间集聚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有效抑制了污染负外部性,但是东部地区在该工具的影响作用下会加速污染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加大了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难度.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西部地区影响最强,同时在区域内的治理效果最明显.中部地区受到两种环境规制工具的影响最弱,需采用灵活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
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研究_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_彭文斌
①
^ = ② EG 指数 γ
N
(
1 - 1 / ∑x i 2
2014 年第 6 期
World Economic Papers
December, 2014
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研究
— — —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彭文斌
摘要
吴伟平
邝嫦娥
*
本文首先利用 Moran's I 统计量和 LISA 统计量对污染产业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
验, 并得到污染产业的 LISA 集聚地图, 然后将政府环境规制和非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纳入空 间面板杜宾模型, 分别从总效应、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三个方面刻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 间演变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 污染产业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性或空间依赖 性, 即污染产业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一定的集聚和集群现象 ; 污染产业总是趋向于向政府环境 规制和非政府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空间单元集聚 , 政府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 方向与非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方向基本相同 , 但平均影响效应要强于非政府环境规制 。 关键词 环境规制 污染产业 空间演变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二、文 献 综 述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污染产业空间演变所引起的环境问题开始引起学界的 广泛关注。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市场完善性和环境规制标准的不断提高 , 国外学者关 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研究越来越全面,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政府环 境规制因素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及非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 的影响。就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而言 , 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 污染产业是否倾向于向政府环境规制较宽松地区转移 。 对此持支持观点的为“污染天 ( Walter and Ugelow , 1979 ) , 即污染产业通常会选择在环境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家 堂假说” 或地区进行生产, 该国家或地区便成为污染产业的避难所。 Baumol and Oates ( 1988 ) 、 Quiroga et al. ( 2007 ) 以及 Akbostanci et al. ( 2007 ) 从理论或实证的角度对“污染天堂假 说” 进行了系统的证明。但是, 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污染天堂假说 ” 并不完全存在。 如 Grether and Melo ( 2003 ) 考察了 1981 —1998 年 52 个国家的 5 个重污染产业, 发现有 关的计量分析并不支持发达国家的污染产业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论点 。 Ederington et al. ( 2006 ) 研究发现, 美国的污染产业在 1974 —1994 年间没有转移到其他环境规制标准 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持否定观点的还有 Judith et al. ( 2005 ) 以及 Dean( 2009 ) 等。此外, 国外学者还研究了诸如公众参与环保以及环保 NGO 等非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污染产 业空间演变的影响, 并归纳非政府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机制 : 其一, 直 1992 ) ; 其二, 向政府提供信息 接与污染产业进行谈判或对簿公堂 ( Stroup and Goodman, 2006 ) ; 其三, 和施加压力, 通过政治途径向污染产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 Gamper, 以示 2000 ) 。 威、 暴力等方式将污染产业赶出所在区域 ( Pargal and Mani, 比较而言, 国内学者关于污染产业空间演变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尚处于探索阶 段, 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政府环境规制视角研究污染产业 空间演变的影响机理, 如李小平和卢现祥 ( 2009 ) 采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和净出口消费 。 沈静等 ( 2012 ) 认为, 政府 指数等方法证实了中国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 ” 环境规制是促进污染产业由珠三角地区向非珠三角地区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 。李玉楠 OhlinVanek ( HOV ) 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方程, 和李廷( 2012 ) 则利用 Heckscher实证发现 政府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产业的出口贸易影响显著 , 并且存在“U ” 型的关系。 刘巧玲 ( 2012 ) 认为, 随着发达地区环境管制水平的提高、 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 政府环境规制 因素对污染产业分布的作用将日益显现。 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和连和邓玉萍 ( 2012 ) 、 盛 斌和吕越( 2012 ) 等。此外, 较少有文献探讨非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 的影响, 如彭文斌等( 2013 ) 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和图解法分析了公众参与影响污染产业
环境规制与区域创新的研究现状和政策建议——基于中国30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果将这些成本计人我国经济发展中 我们取得的成绩将大
打折扣 。近 年来 ,我国为 了真正 实现可持 续发 展 ,开 始进
一、环境规制的两种截 然相反观 点
通常 观点 认为 ,环境 规制 一方 面 会增加
支持 第 一 种 观 点 的 学 者 如 J f e P ] e 造 成的成本 增加 ,这暗合 了 “ a f 和 an r 波特 假说 ”一一环境规 制能
(97 1 9 )全面 考察 了企 业的 整体研 发活动 情 使受规 带 的企业 受益 ,并通过海 尔集 团的 技术创 新案例 印 0
的 产 生 , 国 内 外 学 者 为 此 进 行 了 很 多 相 关 研 系 。 黄德春和刘 志彪 (0 6 2 0 )在R b r 模型中 引入技术 0 et
究。
系数 ,模型 表明环 境规制在 给一些企 业带 来额 外费 用的 同 ( )国外倾 向实证分析 的研 究 一 时 ,也 会激 发一些 创新 ,可 以部分 或全部地 抵消这些 费用
Pr en Res r es t ea c St uS ReS i SUgges i h at and OI t n t ns of O U O
E vi m e t e u a i n a d R g on nn v to n r on n al g l to n e i al R I o a in
改 革开 放 至 今 ,我 国 已 经取 得 了巨 大 的经 济 成 就 ,
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且加大环境保护的力
度 。中央和 各地国G P 00 D 接近4 万亿元 ,可能将超过 日本成 为世 界 度 ,约束企 业在 生产 过程 中对 环境造 成的 影 0 第 二大经 济总量 大国 。但是 ,在取得 这些成 就的 同时 ,我 响 ,并且加 大 了对污 染进 行处理 的投 资 , 以 们 也都开 始反思这 些经 济成就 背后的环 境成 本 。在 过去 的 维持 生态资 本存 量的 非减 性 。有效的 环境 政 3 多年 ,我们 的经济方 式是 资源掠夺 式的粗 放型 经济 ,在 策 能 在保护 环境 的 同时 ,还 有效 减少 对经 济 0
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2021.3薛莲黄永明摘要:环境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对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从长期来看也是影响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
利用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层面测算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中上游弱、下游强”的特点。
进一步的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倒U 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创新补偿效应”,对经济数量增长主要表现为“成本遵循效应”。
此外,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数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这是新时代我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战略。
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环境监管。
关键词: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空间溢出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7YJC790184)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 (2021)03-0037-08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一、引言与文献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经济总量上的突飞猛进,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收入差距扩大、资源约束困境、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截至目前,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着眼点主要放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应上,探讨究竟是“创新补偿效应”占优,还是“遵循成本效应”占优。
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
第7卷第4期2020年12月经济学报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No.4:189-213December 2020环境规制㊁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1范庆泉2㊀储成君3㊀刘净然4㊀张铭毅51本文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京津冀大气污染源解析㊁防治效果评价及区域联防补偿机制研究 (批准号:18YJC016)的资助㊂2范庆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E-mail :fanqingquan@ ㊂3储成君(通讯作者),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助理研究员,E-mail :chucj@ ㊂4刘净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jrliu@ ㊂5张铭毅,国家开发银行扶贫金融事业部助理经济师,E-mail :zhangmingyi@ ㊂㊀㊀摘㊀要㊀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消耗排放污染和企业具有污染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框架,分析环境规制推动下产业升级对雾霾污染的综合影响状况,并基于2007 2018年省际PM 2.5浓度的卫星监测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评估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非线性影响效果㊂理论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是企业进行治污投入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单位GDP 能耗下降的关键因素;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效果愈加明显㊂实证研究表明,在产业升级的初期阶段,工业经济仍然是造成雾霾污染的关键因素;随着产业升级水平的不断提升,工业经济中新兴产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系数显著下降,尤其是沿海地区,清洁产业的污染减排量已经超过了传统行业的污染排放增量,使得环境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这对于加强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和制定新一轮的环境规制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㊂关键词㊀环境规制;产业升级;雾霾治理;单位GDP 能耗0㊀引言高能耗㊁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㊂现阶段雾霾污染呈现出发生频率高㊁影响范围广㊁治理难度大等特点(邵帅等,2016),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㊂雾霾治理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是改善民生的当㊀㊀㊀经济学报㊀2020年12月务之急,如何有效治理雾霾污染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课题㊂传统工业生产方式是造成雾霾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政府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考量㊂据统计,201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相比2015年已经累积下降13.7%,年均降速3.6%;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相比2015年累积增加52.7%,平均增速11.2%;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相比2015年累积增加44.8%,平均增速9.7%,分别高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5.0和3.6个百分点,产业升级已取得阶段性成果①㊂与此同时,我国环境空气质量也有了明显改善㊂2019年全国337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46.6%,相比2015年的21.6%提高了25个百分点②㊂尽管如此,337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仍未过半,PM2.5平均浓度为37微克/立方米也仅与2018年持平,雾霾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峻㊂面临逐年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严格环境规制政策也受到社会的一定质疑㊂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是否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亟须评价,这对于回应人们对环境质量的现实关切和坚定中国政府污染防治的战略定力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㊂实际上,有关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实证研究文献并不多见㊂一方面是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有关新兴产业增加值的公布时间较短,采用年度数据会存在样本量不足的问题㊂如果采用季度频度进行分析,雾霾污染又会受到区域㊁气象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也可能会带来估计偏误㊂另一方面,包括高技术产业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增加值,也并非我国产业升级的全部内容,传统产业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也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又无法从传统产业统计口径中提取出来㊂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使用新兴产业增加值规模变量,或是使用能源消费的结构占比,都无法将传统产业的规模效应考虑在内,也就无法客观估计产业升级背景下工业经济发展对雾霾污染的综合影响状况㊂这是因为,尽管新兴产业发展㊁能源结构优化均对雾霾治理可能存在着积极影响,如果传统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仍然推动污染物排放量屡创新高,人们对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的诉求依然无法得到满足,环境规制强度仍需进一步加大㊂如何科学刻画产业升级下工业经济发展的代理指标,进而合理客观评估产业升级对雾霾污染的综合影响效果,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㊂环境规制通过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也是本文从理论层面上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尤其是环境规制政策是否有必要越来越严格,如果雾霾治理效果呈现,是否可以降低规制政策强度等㊂而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091①②本文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传统产业的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以及新兴清洁产业发展,以低污染㊁高效率㊁高质量为典型特征的新经济发展模式㊂2015年我国开始公布338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因莱芜市并入济南市,故2019年城市数量由338个变为337个㊂㊀第7卷第4期㊀㊀㊀㊀㊀范庆泉㊀储成君㊀刘净然㊀张铭毅:环境规制㊁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㊀㊀是,要充分理解环境规制的约束机制与企业治污动机的决策因素,要合理刻画企业的污染治理行为,要科学厘清影响产业升级的关键指标㊂因此,本文在新古典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括能源消耗排放污染物和企业进行污染治理的理论模型,通过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的企业治污动机,识别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评估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程度,并从中国污染治理实践中寻找经验证据,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雾霾治理效率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撑㊂1㊀文献述评有关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实证文献较为多见(Keller and Levinson,2002; Poon et al.,2006;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Han et al.,2014;Guan et al.,2014;邵帅等,2016,2019;黄寿峰,2017;李金珂和曹静,2017;Gehrsitz,2017;张华和冯烽,2019;宋弘等,2019)㊂Keller and Levinson(2002)㊁Poon et al.(2006)㊁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视角研究了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㊂黄寿峰(2017)从财政分权的视角研究了区域间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财政分权加剧了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程度㊂李金珂和曹静(2017)采用断点回归模型,分析供暖集中期前后空气污染浓度的变化情况,研究指出集中供暖加剧了空气污染水平,在供暖开始后PM2.5浓度增加了近三成㊂Han et al. (2014)㊁邵帅等(2019)均从城市化进程的视角对雾霾污染的实证影响展开论述,指出雾霾污染是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产物,而城市化的聚集效应和结构效应是雾霾治理的主要方式㊂张华和冯烽(2019)研究了高铁开通对雾霾污染的实证影响,指出高铁开通从规模效应㊁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途径影响空气污染水平㊂Gehrsitz(2017)㊁宋弘等(2019)从低碳城市建设行为的视角研究了其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低碳城市主要通过企业污染减排和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降低了空气污染程度㊂然而,从产业升级视角研究雾霾治理的文献并不多见㊂在上述大多数文献中也都将产业结构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引入到实证模型当中,并预期该变量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甚至有些文献也将能源消费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当中㊂实际上,无论是产业结构或是能源消费结构作为独立变量都不足以全面刻画工业经济的总体状况,也无法合理估计产业升级下的工业经济结构对雾霾污染的综合影响效果;尤其是传统产业发展对雾霾污染的规模效应仍然占据主导时,产业升级并没有扭转雾霾污染扩张的趋势,通过综合效果评估有助于客观认识当前雾霾治理的现状,也有助于科学制定后续的环境规制政策㊂对此,本文采用门限面板模型,通过单位产出能耗和工业经济结构占比的双变量191㊀㊀㊀经济学报㊀2020年12月组合方式构造产业升级指标,作为刻画产业升级的组合代理变量㊂这样既可能反映各地区的规模经济状况,也可以反映地区间的产业升级差异,估计产业升级对雾霾污染的总体影响状况,以评价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对雾霾治理的非线性影响效果㊂环保税主要通过限制污染性产业规模以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Pang and Shaw,2011),我们将其称为规模减排模式㊂随着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不断加大,企业治污动机愈加明显,此后有关污染减排方式及其机制设计的研究文献也越来越多(Krysiak,2011;Pang and Shaw,2011;Chakravorty et al.,2012; Acemoglu et al.,2012,2016;王鹏和谢丽文,2014;Aghion et al.,2016;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通过设计各种污染减排的机制来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即在保持产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污染排放量,我们将其称为效率减排模式㊂Pang and Shaw(2011)通过理论推导得出政府最优的减排补贴将会产生更高的污染水平㊂该文认为政府的污染减排补贴减弱了环境税的政策效果,导致最优环境税率下降,进而使得产出规模扩大,由于规模效应造成污染排放增加量大于单位产出污染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污染排放减少量,最终导致污染水平上升㊂该文指出由于污染减排补贴可以兼顾经济发展与降低污染的双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青睐㊂Krysiak(2011)等构建了包括清洁技术和非清洁技术部门的模型,并指出由于技术研发成本具有不确定性以及专利权的期限是有限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会影响技术发展方向㊂Acemoglu et al.(2012)认为清洁技术路径转变存在经济外部性,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㊂王鹏和谢丽文(2014)提出适度增加污染治理投资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可以通过前端预防的形式减少环境污染㊂Acemoglu et al.(2016)指出清洁技术对于减少使用化石能源和改善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并从微观层面研究促进清洁技术转变的最优政策组合路径㊂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指出环境规制是促使企业进行治污投入和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进而实现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㊂上述文献大都建立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上,主要从清洁技术进步的视角研究污染减排机制,随着清洁技术进步甚至环保税额最终可以趋向于零(Acemoglu et al.,2016)㊂由于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基于技术进步㊁人力资本或产品创新等方式推动经济增长,这与发展中国家以要素推动为主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有关环境规制政策演变趋势的研究结论在发展中国家不具有适用性(范庆泉等,2016)㊂因此,本文仍然采用新古典理论框架设计模型,并加入企业的污染治理机制,将环境规制政策设计为企业实施治污决策的先决条件,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下研究企业进行治污投入的时点选择问题,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推动下的产业升级对雾霾治理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㊂291㊀第7卷第4期㊀㊀㊀㊀㊀范庆泉㊀储成君㊀刘净然㊀张铭毅:环境规制㊁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㊀㊀2㊀环境规制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框架构建在新古典理论一般均衡框架中,本文构建了包括能源消耗排放污染物,污染导致经济效率损失㊁企业具有污染治理动机的理论模型,刻画企业选择规模减排和效率减排的决策行为,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激发企业治污动机和提高减排效率的作用机制,为研究企业清洁生产的双重红利提供理论支撑㊂2.1㊀模型设定2.1.1㊀两类生产部门及污染排放函数㊀㊀以能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在生产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均产生了不利影响㊂对此,参照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的设计思路,本文将能源品和污染负外部性行为纳入到生产函数当中,以刻画这一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进一步研究企业清洁生产和产业升级提供理论基础㊂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生产函数投入要素包括两类,一类是资本品投入要素,另一类是能源品投入要素,具体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表达式为:Y t=[1-d(EM t)]A t Kαy,t E1-αt(1)其中,Y t表示第t期的产出水平,K y,t表示第t期资本品的投入水平,E t表示第t 期能源品的投入水平,α㊁1-α分别表示资本品和能源品的产出弹性系数,A t表示第t期产品部门的技术水平,EM t表示第t期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数量, d(EM t)为效率损失函数,代表第t期污染排放对生产效率损失的影响程度㊂dᶄ(EM t)>0,表示随着污染排放量增加,经济效率的损失程度越大㊂能源品供给的生产函数如下:E t=B t Kγe,t(2)其中,E t表示第t期能源品供给的产出水平,K e,t表示第t期能源生产所需资本品的投入水平,B t表示第t期能源部门的技术水平,γ表示能源资本品的产出弹性系数㊂产品部门能源消耗过程中排放污染物,污染排放函数为:EM t=f(E t,K s,t)(3)在治污投入不变的条件下,企业消耗的能源品越多,其排放的污染物数量就越大,即满足:fᶄ1(E t,K s,t)>0;K s,t表示第t期企业为降低污染排放,提升减排效率而进行的治污资本投入㊂在消耗能源品数量不变的前提下,企业治污投入水平越高,则污染排放量越小,即满足:fᶄ2(E t,K s,t)<0㊂为保证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设定fᵡ22(E t,K s,t)>0,表示治污资本投入的边际效果越来越小㊂391㊀㊀㊀经济学报㊀2020年12月2.1.2㊀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污动机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将污染行为纳入其最优决策行为当中,即存在市场失灵现象㊂政府通过对污染排放行为课税的方式对此加以纠正,本文将政府课征的环保税视为一种环境规制政策㊂征收的环保税额越大,则表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越高㊂在政府实施环境规制政策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如下:Πy,t =P t Y t -r t K y,t -P e,t E t -τt EM t -r t K s,t (4)其中,Πy,t 表示第t 期企业的利润水平,r t 表示第t 期的资本租赁价格,P t 表示第t 期最终产品的价格水平,P e,t 表示第t 期能源品的价格水平㊂τt 为第t 期政府对污染行为征收的环保税,是一种从量征收的税种㊂为进行均衡求解,不失一般性,假设P t =1㊂首先,我们给出企业治污资本投入决策的拉格朗日条件,即:[r t +τt fᶄ2(E t ,K s,t )]K s,t =0(5)其中,-fᶄ2(E t ,K s,t )可以视为治污资本的边际减排效果,是治污资本投入的减函数,即随着治污资本投入额的增加,边际减排效果必然越来越小㊂换言之,当治污资本投入水平为零时,边际治污效果(-fᶄ2(E t ,0))取值最大㊂资本租赁价格可以视为治污资本的边际成本,而-τt fᶄ2(E t ,K s,t )可以视为治污资本的边际收益㊂在稳态均衡时,由于资本租赁的均衡价格是由外生参数决定的,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常数㊂因此,企业进行治污资本投入时需要权衡两个因素,一方面是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二是治污资本的边际减排效果㊂企业具备治污资本的投入动机,需要满足如下条件:r t <-τt fᶄ2(E t ,0)(6)则存在K s,t >0,满足r t +τt fᶄ2(E t ,K s,t )=0的条件成立㊂此时,治污资本投入大于零,企业有了进行污染减排的动机,企业进入效率减排阶段㊂值得注意的是,当政府开征的环保税额较低,以至于存在r t >-τt fᶄ2(E t ,K s,t )的情况,即治污资本投入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时,为实现式(6)一阶条件成立,此时优化治污资本的投入数量为零㊂本文将该阶段称为规模减排阶段,主要通过抑制能源品消费降低污染排放量,尤其当政府不针对污染排放行为课税时,企业没有治污投入的动机㊂此外,产品部门资本品和能源品投入的一阶条件为:r t =αP t Y t K y,t(7)P e,t +τt fᶄ1(E t ,K s,t )=(1-α)P t Y t E t (8)㊀㊀能源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r t =γP e,t E t K e,t (9)491㊀第7卷第4期㊀㊀㊀㊀㊀范庆泉㊀储成君㊀刘净然㊀张铭毅:环境规制㊁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㊀㊀2.1.3㊀均衡求解的其他条件假设经济体中存在一个代表性家庭,其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效用函数设定为:Maxðɕt=0βt ln C t(10)㊀㊀预算约束方程为:C t+I t=r t K t+Πt+Tr t(11)其中,β为效用贴现率,C t表示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I t表示第t期代表性家庭的投资额,Πt表示第t期产品部门和能源部门的利润之和;Tr t表示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即政府将征收的环保税收入全部转移支付给代表性家庭㊂资本动态累积方程式:K t+1=(1-δ)K t+I t(12)其中,δ为资本折旧率㊂假设资本要素市场在各个部门之间是自由流通的,即各部门租赁的资本品要素的价格是一样的㊂各部门资本要素投入额等于总资本水平,即:K t=K y,t+K e,t+K s,t(13)㊀㊀进一步求解可得代表性家庭跨期消费选择的欧拉方程为:C t+1=C tβ[r t+1+(1-δ)](14)㊀㊀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C t+I t=Y t(15)2.2㊀参数校准参照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的作法,设定产品部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为α= 0.508,设定能源品部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为γ=0.390,年度资本折旧率设定为δ=0.096(张军和章元,2003)㊂借鉴Heutel(2012)有关函数拟合的思路,针对污染排放函数f(E t,K s,t)和污染效率损失函数d(EM t)的设定,我们采用一元二次函数的特定区间曲线进行拟合,以满足上文给定的函数性质;根据杨继生等(2013)有关环境污染对经济损失程度的测算值为参考,通过多次模拟调试,以环境污染成本约占实际产出的10%为基准,校准拟合函数的参数取值,以提高拟合效果㊂污染排放函数为EM t=0.435E t(0.0192K2s,t-0.192K s,t+1);污染效率损失函数为d(EM t)=0.332EM2t㊂此外,设定年度效用贴现率为β=0.975㊁两部门生产技术水平为A t=1㊁B t=0.93㊂我们对上述参数进行了敏感性测试,随着各类参数的小幅度变化,资本产出比㊁投资消费比等经济结构变量均处于合理范围内,并且参数的不同取值并未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㊂由于无法给出显示解,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分析环境规制政策推动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以及产业升级又是如何实现污染排放下降和经济持续增长的㊂591㊀㊀㊀经济学报㊀2020年12月2.3㊀环境规制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本文将环保税视为一种外生变量,通过连续调增环保税额的数值,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趋强的背景下,分析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以及企业治污投入相机抉择过程,以及研究企业清洁生产的双重红利实现机制㊂2.3.1㊀规模减排与效率减排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稳态时均衡产出水平和均衡投资额的变化趋势㊂不难发现,在环保税额由零逐渐提高到0.79的阶段,随着环境规制政策不断趋强,均衡产出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均衡投资额却在不断下降㊂在这一阶段,通过实施环保税,增加了企业能源消耗的成本,进而抑制了能源需求(后文将给出能源消费量的模拟曲线),也使得投资需求随之下降,通过减少能源消费已达到减少污染排放的目的㊂由于污染排放量的下降,减缓了其经济损失效率程度,使得均衡产出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㊂尽管产出水平有所提升,因为限制了能源使用,使得产出水平的提升速度是缓慢的㊂由于污染排放量的下降是通过抑制能源消费规模实现的,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之为规模减排阶段㊂图1㊀不同环境规制情景下的均衡产出水平图2㊀不同环境规制情景下的均衡投资额随着环保税额的持续提高(由0.79逐渐提高到2.08),无论是均衡产出或是投资额均得到了迅速提升㊂在这一阶段,由于环保税额较高,导致企业必须承担较高的污染减排成本,这将会提高企业的治污动机,加大治污资本投入,以降低单位能源消耗的污染排放量,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之为效率减排阶段㊂下文中,我们将对该阶段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进行详细介绍㊂如果环保税额超过2.08后仍在持续提高,均衡产出水平则开始下降㊂过高的环保税额的税收扭曲性大于其污染减排的经济外部性,最终将会导致产出水平下降㊂从产出规691㊀第7卷第4期㊀㊀㊀㊀㊀范庆泉㊀储成君㊀刘净然㊀张铭毅:环境规制㊁产业升级与雾霾治理㊀㊀模最大化的视角,则存在着最优环保税的环境规制政策㊂2.3.2㊀环境规制与治污动机图3和图4分别给出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的均衡能源消费量和企业治污研发的资本投入水平㊂在规模减排阶段,由于企业治污的研发投入边际收益较低,该阶段主要通过减少能源消费量以降低污染排放,此时企业治污资本投入量为零㊂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进一步趋强,企业污染排放的成本不断提高,其污染治理的边际收益也随之增加,促使企业加大治污资本投入力度,以降低能源消耗的污染排放量㊂由于减排效率的提升,也进一步推动了能源消费需求的复苏㊂这充分表明环境规制并不必然导致产业升级,而只有不断强化的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才能 倒逼 产业升级,实现效率减排㊂图3㊀不同环境规制情景下的能源消费量图4㊀不同环境规制情景下的治污研发投入在效率减排阶段,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企业治污研发的资本投入水平也越来越高,这主要得益于治污资本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㊂然而,能源消费量并未随之持续增加,其经历了需求复苏,再创新高,而后又有所下降的变化趋势㊂能源消费量变化的本质在于治污减排效率㊁污染经济损失与环境规制强度等综合因素的影响㊂当然,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更高的能源消费量是否再次拉升污染物的排放量,企业治污投入是否对产业升级产生实质性的积极影响㊂2.3.3㊀产业升级与污染治理图5给出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情景下单位GDP 能耗的变化趋势㊂在规模减排阶段,由于能源需求量的减少,降低了污染的经济效率损失,产出水平缓慢提升,使得单位GDP 的能源消耗也有所下降;在效率减排阶段,由于治污技术的提高,降低了单位能源的污染排放量,促使能源消费需求复苏,随之产出水平规模提升速度更快,单位GDP 能耗也得到进一步的下降㊂单位GDP 能耗不断下降,直观上是企业治污投入的直接结果,即污染经济效率损失下降,带动了全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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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消极效应 [1-2]。若果真如 此,则既不利于国家节能减排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那么, 在区际产业转移过程中, 中西 部地区是否会因为环境规制水平较低而成为污染产 业的转入地? 实际上, 这一问题的实质正是国际学术 ① 界长期争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 [3-4], 即环境规制对 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企业区位决策是否有影响?国内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视角的考 虑,即研究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有没有成为国外 污染产业的避难所,而从中国内部区域视角来考虑 该问题的文章还较少, 相关的实证研究则更少。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增 加企业的治污成本, 进而减少企业利润, 最终对企业 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 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却无定论。 [5 ] [6 ] Jaffe 等 (1995 ) 和 Wheeler (2001 ) 对早期的相关研 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没有证据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 的存在 。 在近期的实证研究中, Eskeland 和 arrison
Environment Regulation, Inter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 and Pollution Heaven Effect in China - - - -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Poisson Model WEI Wei, BI Chao
[9 ] (2004 ) 认为, 不恰当地选取代表环境规制强度的 变量,会导致内生性偏误以及对规制强度的测度错
误, 进而影响到实证结果。Levinson 和 Taylor (2008 ) 尤其强调了在实证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污染消除成本 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认为这是导致实证结果不支持 污染避难所效应的首要原因。Fredriksson 等 (2003 ) 认为区域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无法观察的异质性, 如 果不能将这些异质性恰当地纳入模型,则可能会导 致企业区位决策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之间的伪回 归。Jaffe 等 (1995 ) 则从产业异质性角度提出, 污染 密度不同的产业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敏感性存在显著 差异,以往许多研究所使用的加总数据会影响到结 果的科学性。Cole 和 Elliott (2005 ) 则指出, 污染密集
(School of Economics & Finance,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 an 710061, China ) Abstract: Pollution heaven effect means that environment regul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irm ’ s location decis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effect, and made a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newborn firms in transferring industries at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08 to test the existence of Pollution Heaven Effect (PHE ) .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is significant, that is to say, PHE exists in the inter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 pro- cess in China.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 on heavy pollution firm’ s location decis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on less pollution firm’ s location decision, and the impact on capital-saving newborn firm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cap- ital-intensive newborn firms. These conclusions provide the country level’ s evidence to the puzzle of PHE, and are meaning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making industry policy.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 pollution heaven effect; environment regulation
[7 ] (2003 ) 分析了工业化国家对科特迪瓦 、 委内瑞拉 、 墨西哥和摩洛哥的投资是否受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
制强度对污染型产业的吸引力。 本文将采用 2004 年到 2008 年中西部地区 18 个省 (市 ) 已经发生了显著区际转移的产业中的新建 企业数据,来检验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产业转移中 的企业区位决策。为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可能对实证 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首先以单位产值主要污染物 排放量为基础, 构建区域环境规制强度指数, 以避免 使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表示环境规制强度引起的 内生性问题; 其次, 采用面板数据, 并设定固定效应 模型, 将区域特定因素纳入模型, 以消除区域异质性 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第三, 与同类研究通常以投资总 额为被解释变量不同,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 据, 即区域新建企业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同时将企 业按污染密度类型、 资本密度类型进行分类研究, 从 而减小了加总可能引起的误差。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区际产业转移中存在污染 避难所效应, 也就是说, 地区间环境规制差异会影响 产业转移中的新建企业区位决策。 进一步分析表明, 环境规制对重污染型新建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轻污 染型新建企业的影响,且对污染型企业的影响会随 着企业资本密度的提高而降低。 此外, 对中部地区的 影响要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上述结论为污染避 难所效应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国家层面的经验证据, 同时也对我国各级政府制定区际产业转移政策有着 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污染排放、 环境规制与企业区位决策 环境规制的存在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以降低 所缴纳的排污费,但减少污染排放意味着企业必须 投入更多的资源, 从而又会增加投入成本。为此, 企 在此 业需要权衡其污染减排量, 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过程中,反映环境规制强度的单位排污费将直接影 响到企业的最优排污量, 从而影响到企业利润, 最终 对企业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节将分两步对上述 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第一步先求解出环境 规制强度给定条件下的企业最大化利润;第二步再 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最大化利润的影响,并进一步 探讨了企业污染密度、资本密度与这种影响之间的 关系。本文假设各省的生产要素价格以及代表环境 规制强度的排污费标准都是外生给定的,并且企业 在进行区位决策时能够完全掌握这些信息。 (一 ) 企业生产、 污染排放与最大化利润 借鉴 Levinson 和 Taylor (2008 ) 以及 Dean 等 (2009 ) 的研究, 我们考虑一个这样的企业, 该企业有 两种产出, 即产品 x 和作为副产品的污染物 z, 企业 的投入要素为资本 K 和劳动力 L。企业将一定比例 θ 的投入用于减少污染排放,其余的投入则用于直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年 8 月 第 33 卷 第 8 期
Joum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Aug., 2011 Vol. 3 3 No. 8
产业经济
环境规制、 区际产业转移与污染避难所效应
— ——基于省级面板 Poi sson 模型的实证分析
魏 玮, 毕 超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 [摘 要]首先构建了一个解释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理论模型, 并提出了若干假设。然后, 采用 2004 年到 2008 年转移产业中
证实了中国区际产业转移中确实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 。最后表 新建企业的面板数据, 借助反映企业区位决策的 Poisson 模型, 明, 环境规制对重污染型新建企业的影响要大于对轻污染型新建企业的影响, 且该影响会随着企业资本密度的提高而降低。此 外, 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要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 [关键词]区际产业转移; 污染避难所效应; 环境规制 [中图分类号]F2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 (2011 ) 08-0069-07
的影响,研究结果同样不支持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 在。当然,也有相反的结论, Smarzynska 和 Wei
[8 ] (2004 ) 以 24 个转型国家为样本进行研究, 得到了 [9 ] 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的证据。 List 等 (2004 ) 对美国
各州的企业区位决策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新 建企业确实倾向于选择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州 。 Dean 等 (2009 ) 以中国合资企业为样本的研究, 也为 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提供了支持证据。 对于实证结论的不一致性,研究者从不同的角 度给出了解释。 Keller 和 Levinson (2002 ) 以及 List 等
[基金项目]西安交通大学 “985 工程” 二期建设项目 (07200701 ) ;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 (10E086 ) [作者简介]魏 玮 (1966) , 男, 陕西丹凤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是产业投融资与产 业政策; 毕 超 (1981) , 男, 陕西蓝田人,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是产业规制 、 产 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