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变

漫议关羽从人到神的嬗变古今中外，恐怕都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一个极为普通的纠纠武夫，既没有像孔丘耶稣那样，上下求索，摩顶放踵，创造了某个民族的精神体系；也不曾如穆罕默德甘地一般横空出世挥斥八极，为立国兴邦建下名垂青史的旷世伟业，然而此人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代里，成为了一个民族万人崇仰的“圣人”，成为了绵延世代的精神偶像。

这个人就是关羽。

应该说，关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物，在中华民族风云变幻大故迭起的历史长河里，他只不过是一粒小小的砂子。

他的身世并不显赫，勋业也十分寻常。

作为山西解良区区一介贩夫走卒，遭逢乱世，际会风云，与那个因时趁势努力想复兴汉室的刘备相识，在那群雄逐鹿之时，同甘共苦，南北转战，最终作了一个刘备自封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蜀汉“前将军”和“汉寿亭侯”；终其一生，除了与刘备一起经历了无数艰难困顿，颠沛流离之外，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蜀国主将，他平生的战绩也只有建安24年樊城之役降于禁擒庞德那一次最为辉煌，即便是这次胜利，某种意义上也得益于一场大水的帮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羽并未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美好的印象，仅就历史上那些吟咏三国故事的文人墨客的诗篇里，既有苏轼赞颂诸葛亮、周瑜的“羽扇纶巾，强虏灰飞烟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词句，也有辛弃疾叹赏孙权“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却偏偏就没有人肯提及关羽。

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羽自身其实并不完美，他的目空一切，刚愎自用，目光短浅，心地褊狭，使他在各种情况下都吃过苦头。

比如他极力阻止刘备三顾茅庐敦请诸葛亮而遭到刘备的呵斥；听说老将黄忠与他同列受封而大发脾气等等；尤其是当他身膺封疆重任镇守荆州时，骄狂猜忌，动辄构衅，严重破坏了刘备诸葛亮苦心经营的联吴抗曹战略决策，以致于建安24年10月痛失南郡，接着败走麦城，不仅将偌大个荆州拱手让与了孙吴，自己也丧元于一个无名小卒潘璋之手。

平心而论：作为真实的历史人物，关羽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位能在两军阵前斩将搴旗，好勇斗狠，常常讲点江湖义气也常常遭人诟病的武将，即便在三国时代，无论是战绩抑或是人品，他的名气甚至还在周瑜、陆逊、张辽诸人之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惹眼的人物，又怎么会逐渐演化成了声威赫赫香火绵延万人崇仰的“关圣帝君”呢?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演进都有着它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因素。

对于关羽从人到“神”的演变，我认为也必须从历史方面去寻找根源；事实上，关羽被神化这一现象，既是一种历在一些研究三国历史和研究“关公现象”的学者笔下，常常把这桩公案的始作俑者归于罗贯中的那部《三国演义》，其实我认为：如果从史籍上去追根溯源，有一句话才是后来的人们神化关羽时借以生发和附会的重要史乘依据。

北宋学者司马光应该说是一位治学态度十分严肃的大史学家，在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里，曾经缕述了东汉建安24年关羽招降河南伊阳县流贼孙狼之后，自许昌以南众多盗寇群起南附蜀汉的史实，然而就在这一段文字后面，司马光却赫然用了十分醒目的一段文字，他写道：“……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羽威震华夏。

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资治通鉴〉卷68汉纪60中华书局版12册大字直排本2163页)这句话中最关键的就是“威震华夏”四字，在后人的约定俗成与观念演变中，如此评价关羽，乃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赞誉：“威震华夏”便是名震中国，威被遐迩。

事实上，司马光所作的评价却有着具体的时代与地域限制，当时群雄割据，中国分裂，关羽活动的地域又恰恰逼近被称为“中原”的曹魏首都许昌附近，致使“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封为正统的曹魏政权朝野震动，司马光所指的“华夏”并非我们今天认定的整个中国，而仅仅是指当时的中国政治核心的河南河北一带，司马光所谓的“威震华夏”也只不过是说关羽当时的招降纳叛攻州陷府活动，波及到了许昌附近，引起了曹魏政权的恐慌而已，并非指整个中国都被关羽吓住。

在后来人们神化关羽的潮流中，一些喜好穿凿附会借题发挥的人们便以此为依据，当然，关羽从人到“神”的现象远非如此简单，其完成的经历是一个长期而十分复杂的过程。

仅凭司马光那一句话，是远远不足以将他演变成为一个“武圣人”的。

之所以说关羽从人到“神”的嬗变是历史的必然，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有二，其一：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抑或是何种民族，人们面对扑朔迷离的现实生活，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频繁的改朝换代，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等等，在无力掌握自身命运的时候，往往在寄希望于天道神明的庇佑之外，还要在真实的人生和过往的英雄里寻找一个偶像，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和灵魂的解脱；其二：从另一方面来讲，掌握着国家权柄的封建阶级为了长期维护他们的统治，在利用各种权力发号施令的同时，也极力想从精神生活上控制他的臣民，他们也努力地从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过往人物中寻找一个偶像，赋予他某种封建法理模式和道德规范，作为约束人民思想和行为的手段；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这样的精神偶象，无论他是张三李四，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何种出身，也无论他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都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人们赋予他身上的种种精神内涵，必然离不开他所产生演变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也必然要附丽于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的固有习俗与精神传对于关羽何时开始向“神明”演变，至今尚无人能作出定论。

但有一点却十分明确：关羽头上开始亮出“神”的光环的时代，至迟不应晚于北宋，而且最早是在中原汉民族之中发轫的。

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三国志平话》以及类似的民间传说野史之中可以寻到踪迹。

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北宋时代是中国封建十三朝中最为孱弱，也是最受异族欺凌的时代；耽于奢靡的朝廷，纸醉金迷的冗官，久不习阵的军队以及防务松弛的边关，致使辽金西夏等异族邻国频繁入侵，闹得百余年里，兵连祸结，国无宁日；令人羞耻的澶渊之盟，屈辱惨烈的靖康之祸，令长期视自己为正朔的大汉民族痛心疾首，悲愤交加，面对周边强敌的金戈铁马，胡笳声声，使一些有强烈爱国情绪的知识份子和老百姓深切地感到，他们原先树起的那位精神领袖——“大成至圣先师”、“文圣”孔夫子已经不能解决国家民族面临的艰难局势，人们不再能仰仗他的的那些“仁义礼智信”和“礼乐射御书数”去抗拒强敌避免战乱。

他们在失望和无奈之余，开始去寻找另外的精神寄托。

他们觉得：要对付那些茹毛饮血铁马雕弓的异族侵略者，必须有自己民族叱咤风云武勇善战的良将来驱除“胡虏”，捍卫边陲，才能过上安宁的生活。

人们开始在过去与现在的武将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他们讴歌李广班超，创造了关于“杨家将”一类的作品，然而，这一切还不能使他们满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武勇刚毅顶天立地的大神和“武圣”，在冥冥之中永远地捍卫国土，护佑黎民，于是他们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心中的偶像——关羽。

开初，对于关羽的崇仰还停留在骁勇威猛能征善战的层面上，迄至中原沦丧宋高宗南渡之后，人们对于关羽的神化变得愈益强烈，在赞美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帅和发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呼喊之外，民间传说与话本中那些有关关羽的内容也逐渐变得系统和充实，在当时最为流行的南北杂剧和院本中也出现了《单刀会》、《华容道》、《古城会》一类着重歌颂关羽的作品；在广大老百姓和知识份子的不断创造与渲染下，关羽的形象变得日益高大和完美，人们以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关羽营造了诸如：“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等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关羽开始大步走上随着时代的演进，神化关羽的过程也在逐渐深化，人们不仅从行为规范上给关羽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美誉，而且开始从精神层面上着力地美化这位“武圣”；他们在关羽身上寄托了自身许多良好愿望，从中抽象出了一种非常伟大而又崇高的精神内涵：气吞山河，义薄云天。

综观历代人们对于关羽的描绘，可以从中概括出一个字，那就是：义。

人们赋予关羽身上的那个“义”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原先的含义，有着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内涵。

广大的老百姓们开始把关羽身上的美德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当成了处理朋友之间、长幼之间、尊卑之间、公私之间、家国之间、义理之间的某种行为准则。

为了让关羽的那些高风亮节更为形象生动，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好事者们把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附着在关羽身上，例如为了张扬关羽的赤心事主忠贞不二，便有了“人在曹营心在汉”、“挂印封金”的故事；为了歌颂关羽大义凛然一身正气，人们便创造出了“千里走单骑，珍重护皇嫂”的经历；为了渲染关羽意志坚韧铁骨钢筋，便有了“刮骨疗毒”的动人故事；最有趣的是，人们为了把关羽从区区一介武将塑造成为一位胸怀天下的文武全才，竟然创造了他白日征战，夜读《春秋》的美谈。

于是，在人们千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不断描摹和丰富之下，关羽的形象变得愈来愈高大和完美。

但是，由于历史上关羽自己的底气实在太过不足，因此，他当时头上的光环还显得有些要而言之，关羽真正的“修成正果”，还是女贞人入主中原时代。

而神化美化关羽的高峰大约出现在清朝极盛时期的康雍乾三朝。

事实上，要把一个人物树成全国民众的楷模，变成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光有民间传说和文人墨客们的渲染创造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褒扬，便会失去生存的土壤，甚至成为异端邪说。

然而，作为征服了大汉民族的“异族”，作为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柄的满清王朝，又为何要把一个本来就是在汉民族抵抗异族侵略时期捧出来的关羽作为“圣人”加以颂扬呢?应该说，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十分奇怪而又有着许多合理因素的现象。

其中除了中原文化那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量之外，满清王朝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坐了江山之后，他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天下黎民尽早地认同他们的统治，尽快地让全体臣民统一在一个最有利于皇权又能被广泛接受的封建法理之下。

纵观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直至辛亥革命，汉民族的“反清复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斗争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令清王朝最为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遏止反叛，让天下归心。

他们怀着对大汉文化深深的崇仰和畏惧心理，一方面利用汉族知识份子参与朝政，另一方面大事宣扬女贞朝廷的赫赫武功，顺治皇帝就曾说过：“朕从马上得天下，则以马上治之。

”嗣后，在一些汉族朝臣的襄赞之下，他们逐渐熟悉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统治哲学，开始懂得光凭镇压和重刑无法使亿万子民“同归王化”，仅用“文字狱”等高压手段钳制汉族知识份子的“异端思想”也是远远不够的，要让广大臣民承认他们的统治确是“天运神授”而甘当顺民，就必须选择一个精神偶象作为满清王朝的替身，来转移人民的反叛思想和排满情绪，而这样一个精神偶象最好是从汉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中选择。

至今尚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述那一个选择的过程，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满清王朝十分聪明地选择了与他们那个民族强悍武勇的传统极其吻合，又极易被广大汉族臣民接受的“武圣”关羽；从康熙朝开始，朝廷在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写宣扬女贞人“从马上得天下”的煌煌巨著《圣武纪》的同时，充分利用关羽在民间的“知名度”，从中剔取了对封建统治有用的部分，纳入了朝廷正统的信仰，大力地加以宣扬和推崇，甚至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诏书，正式将关羽列为与孔夫子同等地位的“武圣人”，把他封为“弘德毅勇刚烈神武关圣帝君”；清乾隆朝颁有明令：凡赴武举科考的考生，入考场之前必须先拜谒关帝庙，并且要做一篇有关关羽的“策论”；据史乘记载，有清一代，官方和民间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修建“关帝庙”的活动，据清人郎瑛所著《七修类稿》记载，清代中叶，各种各样的“关帝庙”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最多时竟达一万七千余座，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上层统治者的极力推崇，当时民间对于关羽的崇仰也达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