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学发展史

朝鲜文学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

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

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

朝鲜文学概述朝鲜文学的成文作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

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古代神话传说和口头歌谣。

其原始艺术活动，见于中国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朝鲜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史书中，内容大抵同祭祀和农功事毕的欢庆活动相结合，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原始宗教信仰。

现存最古老的四言诗《箜篌引》和《迎神歌》，可能是使用文字后记录的口头歌谣。

《箜篌引》出自中国汉乐府，据西晋人崔豹《古今注》的记述，被认为是古朝鲜人所作。

朝鲜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以《檀君神话》为代表，叙述神人檀君建立古朝鲜国的故事。

朝鲜传入汉文后，始有书写文学。

近两千年来，他们借用汉字书写官方文书，著书立说，进行文学创作。

1444年，李朝世宗时创制了朝鲜文字，国语文学日渐普及，至李朝末期，汉文文学始趋衰微，终于为国语文学所代替。

朝鲜文学分以下4个时期。

三国时期的文学1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形成百济、新罗2个国家。

朝鲜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此时已进入封建社会。

三国之间,相互攻伐,战争频仍，至 7世纪由新罗实现了统一半岛。

后又有后三国的纷争。

10世纪初，高丽王朝兴起，建立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儒、释、道三教都传入三国。

佛教在新罗最盛，并创造出灿烂的佛教文化。

但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思想。

高句丽首先使用汉文。

她保有最早的四言诗《黄鸟歌》；后又有定法师的《孤石》和乙支文德的《遣隋将宇仲文》等五言诗。

其他著作方面，高句丽还有前后两次的史书《留记》和《新集》（已佚）的编纂。

百济的文化也很发达。

285 年，学者王仁东渡日本讲授《论语》，第一次把儒学和汉文传到日本。

4世纪，学者高兴著国史《书记》。

百济除成忠的《狱中上书》和兴首的《上义慈王文》个别文章外，没有多少文学作品留给后世，连古老的《书记》一书也早已泯灭不存了。

新罗在统一半岛之后，出现强首、金仁问、金大问、良图、薛聪、慧超等散文家和崔致远、王巨仁、朴仁范、崔匡等诗人。

他们的著作多数只存其名，书已失传。

7世纪中叶，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中国唐太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颂》，在中国有一定影响，被收入《全唐诗》。

《唐诗品汇》评为“高古雄浑，可与初唐诸作相颉颃”。

薛聪的寓言《花王戒》、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残本和金后稷的《谏猎文》，是至今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新罗散文。

崔致远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

他在中国留学，回国时值新罗末季，因不满现实，隐居伽山,不知所终。

他的作品散失不少,但有一部完整的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和散见于其他选集与史书中的诗作流传至今。

朝鲜历代文人都奉他为朝鲜汉文文学的奠基人。

借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新罗乡歌，是用本国语言进行创作的最初尝试，也可以说是朝鲜国语文学的发端。

它和纯粹的汉文作品相比,是个进步,然而仍有极大的局限性，不懂汉文的人依然无法理解它。

现存的新罗乡歌只有14首。

这个时期汉文还不普及。

三国文学的主流还是大量的口头歌谣和被文学史家统称为“说话”的各类传说故事。

这些“说话”大致可分为建国说话、英雄说话和民间说话三类。

三国开国的始祖，功勋卓著的将军，机智勇敢、秉性善良的平民百姓，多是传说中的主人公；故事生动,带有奇异的神话色彩,对后世的叙事文学有深远影响。

三国的民间歌谣，著名的有高句丽的《来远城歌》、百济的《井邑词》和新罗的《会苏曲》等。

被记录为乡歌形式的《薯童谣》和《风谣》，也属民谣范畴。

从内容上看，有劳动歌谣、抒情歌谣和爱国歌谣。

高丽时期的文学繁荣的起始高丽于 918年建国，1392年灭亡，历474年。

朝鲜文学的繁荣,始于这个时期。

继新罗乡歌之后，产生了高丽歌谣、景几何体和时调等多种样式的国语诗歌。

高丽歌谣长期流传民间,又称俗谣和长歌,内容无贵族士大夫气，敢于大胆地表现爱情。

景几何体诗歌因段末附有朝鲜语气词“景几何如”而得名；由于第一篇作品题名《翰林别曲》，又称翰林别曲体。

最早创作于13世纪,内容充满贵族的生活情趣,文字是用汉字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汉文的混用。

它上承乡歌，下启时调和歌辞，在国语诗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时调在高丽末期出现，是只有三行的短诗。

出现后经久不衰，后来行于李朝一世。

忠于高句丽的几个大儒多采用这一形式表白忠节，为高丽王朝唱着挽歌。

高丽历代国王都重视文教,奖励学问。

935年太建祖王兴设学校;975年采用留居朝鲜的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以科举取士；990年在西京（今平壤）设修书院；992年设国子监，并选拔优秀生徒送中国留学；又在文臣中行月课法，命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上诗三篇，赋一篇。

穆宗时，有“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第一个创立私学；随后又有不少儒学者效法。

朝鲜的汉文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普及。

12世纪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他的《三国史记》的编纂;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问世。

两部书中运用文学笔法撰写的人物传记、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显示了高丽散文的成就。

这时期文学的主流是汉文诗歌。

11世纪出现了朴寅亮、金富轼、郑知常、金黄元、高兆基、郑袭明、郭舆等一批有才华的诗人。

他们以清新的风格、浓厚的抒情色彩，开一代诗风。

12世纪末，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形成长期的武臣专政。

文人遭到残酷镇压，有的被杀，有的遭流放，有的遁迹山林。

他们和当权者处于对立地位，组织一些文人小团体，通过创作发泄心中的愤怨。

同时，由于有了广泛接触现实生活的机会，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和前一时期相比,不仅作品的题材范围扩大,而且明显地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倾向。

另一方面，遁世的隐逸思想开始抬头，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田园诗歌。

李仁老、林椿等“海左七贤派”诗人，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学潮流。

著名诗人李奎报对贫苦无告的农民充满了同情，对残害百姓的富豪、酷吏、贪官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贫富的不均、外敌的入侵，都在他的诗中有所反映。

他写京城权势之家，财宝山积，在农民“饥仆不自救”的时候，竟用珠玉般的白米饲马喂狗，指出这是“假人手上劳，妄谓能自富”（《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

而一些咏史、咏物和抒怀之作，也无不有所指而发。

李奎报的创作为朝鲜现实主义诗歌奠定了基础。

程朱理学传入高丽末期，中国程朱理学传入朝鲜。

文坛的中心人物李齐贤、李谷、李穑等对程朱理学均有很深的造诣。

李齐贤是和李奎报齐名的诗人，二人被认为是高丽文学的双璧。

他在中国住了26年，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文，并创作了一些在朝鲜绝少有人措手的词和乐府诗。

他同情善良，指斥不义，在不少借古喻今、感事抒怀的作品里，饱含着深厚的爱国情感。

李谷也是一个同情人民的诗人，他的长诗《橡栗歌》描绘了农村一幅悲惨景象，揭示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活跃在这个时期的诗人，还有崔瀣、郑枢、李崇仁、元天锡等。

郑枢原是谏官，因直言犯上被贬。

他的诗大胆抨击时弊，暴露黑暗；其七言诗《蛙夜鸣》和五言诗《污吏》，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高丽末叶社会的真实写照。

稗说文学在朝鲜古典文学中，稗说文学占有重要地位。

它始于高丽，盛于李朝。

从12世纪起，先后有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崔滋的《补闲集》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出现。

这一体裁，有类于中国的笔记文学，史话、诗文评论、人物轶事、民间传说等内容，莫不包罗其中。

带头创作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作家，他们打破风靡一时的骈体文的束缚，在散文领域开拓出一个新的境地。

至李朝，这一体裁得到发展，促进了小说的产生。

李朝时期的文学14世纪14世纪李朝开国，实行“斥佛尊儒”政策，确立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这不能不对李朝一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统的道学家们睥睨词章之学，对新兴的小说尤为深恶痛绝。

18世纪的一次所谓“正祖文体反正”运动，便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强制手段，禁止小说的创作和流传。

李朝文学可以说是在和道学家的激烈斗争中向前发展的。

1444年朝鲜文字的创制，是社会生活和文化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为朝鲜文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阶级长期对文化的垄断。

首先是国语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至此已成为普遍的诗歌形式之一。

有以孟思诚、周世鹏、李为代表的粉饰太平、宣扬人伦世教的“道学诗歌”和“江湖诗歌”，也有以金宗瑞、南怡为代表的爱国时调和黄真伊等平民、妇女反映世俗人情、男女爱情的作品。

尹善道以其时调形式的完美和内容的丰富而成为这一体裁的代表作家。

18世纪时调开始普及到庶民阶层。

金天泽、金寿长领导的“敬亭山歌坛”在这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歌辞体诗歌是李朝时代的首创,在音律、格式上都更为自由,没有长短、行数的限制；抒情、叙事均能运用自如。

郑澈、朴仁老两人的创作成就，为这一体裁赢得了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郑澈的歌辞以描写山河的壮丽和感情的真切取胜，朴仁老则用来歌颂反侵略战争，扩大了它的表现领域。

后来的“纪行歌辞”和“闺房歌辞”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李朝的汉诗已不能独步诗坛。

但是，文人中写汉诗的仍属多数，其成就也超越了前代。

随着李朝政权的巩固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土地兼并之风又烈，从而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燕山君、光海君的暴政，1592年壬辰和1636年丙子两次大规模外敌入侵，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文人也生活在激烈的政治动荡中，连续不断的“士祸、党争”几乎把他们都卷了进去。

政治的黑暗，战争的破坏,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决定了李朝汉诗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

第一批有成就的诗人，以李石亨、徐居正、姜希孟、成侃、金时习、南孝温以及被称为“海东江西派”的朴、李荇、申光汉等为代表。

他们一反前期的郑道传、权近、卞季良歌功颂德派的诗风，把权贵势力的骄奢淫逸、富人的贪得无厌、下层人民惨遭迫害的痛苦，摄入作品之中，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

徐居正的《老牛叹》、李石亨的《呼耶歌》、李荇的《记事》和成侃的一些诗，描绘出李朝社会民生凋敝的一幅幅凄惨的画面。

成侃的爱情诗，姜希孟的田园诗，也很有特色。

16世纪中叶16世纪中叶以后，兴起学唐诗风，白光勋、崔庆昌、李达倡导最力，时号“三唐诗人”。

由于身世际遇的不佳，他们的作品都流露着明显的不满现实的倾向。

被称为“四大家”的申钦、李廷龟、张维、李植，基本上也是推重唐诗的，都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较好的作品。

李植力倡诗歌的醇正之风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他们主要以文章出名。

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还有崔、车天辂、柳梦寅、鱼无迹、权等人。

权是李朝的重要诗人,一生不与统治者妥协,终因写诗讥讽当权者而遭杀害。

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诗歌放射出了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