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期
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后，直到明朝万历 年间（1572-1620），肩负传教使命（文化扩 张）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 科学知识。于是出现了又一次翻译高潮，这 次翻译高潮的内容以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书籍 为主，主要以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结合的 方式进行翻译活动。此次翻译高潮有强烈的 经世济民动机，输入并翻译了大批科技及制 造业书籍和教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 技的发展。
圆满调和
毫无疑问，“圆满调和”的翻译思想对我 们今日之翻译操作仍切中所需。不仅如此， “中和论”还应该适用于我们的理论研究，我 们的多维整合性翻译学创建，需要的真是老子 所说“浑然一体”的指导思想不能只顾局部深 刻，片面精彩。我们需要的是“局部与整体” 的圆满调和、“古与今”的圆满调和、“中与 西”的圆满调和以及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对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圆满调和”。
“文”通俗地说即注重译文在译入语言中的地道， 贴切。
何谓“质”
“质”即注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尊重被译 语言原型，不随意修饰点缀译文。
何谓“意译”
“意译”指只忠实于原文内容，不拘泥原文结构 形式与修辞手法的翻译方法。
何谓“直译”
“直译”指不仅忠实于原文内容，而且忠实于原 文形式的翻译方法。
“文派” & “质派” “好文好质，等外国传教士， 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李天经等。在这次持续 一二百年的翻译高潮中，传教士们与中国学者一起，出翻 译了一些宗教著作外，特别翻译了一些天文、数学、物理、 机械工程等的自然科学类的著作。与第一次译书高潮相比， 这是重要特征。在这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对中国 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作用。
老子
庄周
儒家
讲中庸，意思 是“执其两端，用 其中于民”。揭示 了一个平凡而极深 的哲理：功源于两 端之和，用系于两 级之中和”。
翻译思想上的调和论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广泛而 深厚的“脉源”。在中国人看来，“和合”、“中和” 之美是最高的美。中国古代几位这人都是调和论者，调 和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最高美”的境界。
马建忠 （1844--1900）
“善译” 翻译观
“民族复兴意识”---董秋斯
1951年，董秋斯发表文章，正式提出翻译 为文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以及理论的时代特 征和地域特征，他写道： 翻译理论的建设基础有三：正确的科学方法； 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建设在这样基础上 的翻译理论，自身就是一种科学，一切非科学 的东西都不能拿来与它比拟。正如一切科学理 论，翻译理论有它的普遍性，也有它的特殊性。 董秋斯 （1899--1969）
文质一体——“折中调和”
刘勰——“文质相称” 肖统——“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 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 《法句经序》——“质直”近于“不雅”，虽则“尚贵 其实” 柳宗元——以质乎中，而文乎外 陆游——必有是实，乃有是文 柳冕——兼之者，斯为美
湛若水——不难于文而难于质，不难于华而难于朴， 不难于巧而难于拙 质——朴——拙 三元价值观
支谦---《法句经序》 提出的命题就是“信” 老子--- “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严复--- “信” “达” “雅” 老子---《老子》五千言中“信”数次出现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系统中占有很重 要的作用，它涉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伦理规范以 及行为规范。在翻译中。“信”笼统的指忠实于原文。
“信”
哲学上的“文质”之争
民族复兴意识
20世纪下半期，以民族复 兴、振兴意识和国家复归统一 的意识为特征。中国所处的时 代以及现实国情有了很大的发 展。中国的生存战略已被民族 的全面复兴战略所取代。所以， 今天的中国知识阶层憧憬的是 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民族忧患意识”----林纾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 必须学西方。他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二百余种， 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几 十名作家作品。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誉为 “译界之王”。主要作品：《茶花女遗事》 《现身说法》 《玉楼花劫》 《黑奴吁天录》等等。
儒 道 多元文化融合 释 基督 意识形态 & 社会政治格局
国 家
荣
翻 译
民 救
生 求 求
国
救 结论： 从文化战略的高度，赋予中国翻译学建设以战略价值，可 以说是中国翻译传统的一根轴线。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战略考 量都有不同的内涵和显著特征，即“顺时序之变而变”。
“顺时序之变而变”
民族忧患意识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 人和文化事业的命运就与民族 20 盛衰兴亡息息相关。这种相关 世 性使中国的译论家具有一种墨 纪 子所谓的“天志”精神和气质，就 是将国家感、民族感神格化， 中 将个人的贫富荣辱国家、民族的 期 盛衰治乱紧紧联系在一起，从 而赋予自己以崇高的使命感
中 国 翻 译 发 展 高 潮
2. 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期
3. 清末以学术为主的综合翻译期
4.20世纪上半期的综合翻译期
5.20世纪下半期的综合翻译期
东汉至唐宋时的佛经翻译期
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安世高 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 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 微，元代以后则是尾声了（马祖毅，2004.）
中国传统哲学---圆满调和
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这是中国翻译传 统观念中仅次于文化战略考量的一大特征， 语出梁启超有关唐玄奘翻译造诣的论述。“道” 在这里指的是翻译，“极轨”犹言最高准则、完 美境界。所谓“圆满调和”(Regulation to Perfection)，也 就是中国哲学上的“和合之境” ”中和之美“。
大地既通，万国蒸蒸， 日趋于上，大势相近， 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变！
梁启超《变法通议》
总而言之，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翻译及译论
史，翻译家与理论家大抵胸怀大志，将个人命运和 事业的荣辱沉浮与民生国运直接挂钩，用翻译事业 来体现政治理念，用政治理念来砥砺翻译事业。中 国译论采取文化战略考量的高态势，实在是一种历 史的必然，它有助于明白，中国翻译学之“自成体系” 也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质--文--用” 三元统一
中国翻译传统中个意义观主要特征是将 意义（质）放到审美（文）这一个对立项中加 以考察， 而以功效（用）作为审美的基本价值 参数。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功效越大，说明 意义与审美（文质一体）结合的越完美。
“求义之功” “求达之功” “求美之功” 三者嵌合调合，相济相融，相辅相成与整 个翻译过程中。
圆满调和
和合、中和 “中和论”极为 刘勰 独特。中国禅宗解 论非常深刻，表 现为他的“是非 将“中和论” 释为“不修之修”、 用在文艺学上的结 不知之知“，认为 不确定论”。庄 子的意思是“是 论“直而不野” 《老子》才是文化 与非”永远不能 （《文心雕龙》）、 主根。老子的政治 “义直而文婉”， 观——“大一中和” 一刀切地说定， 二者只能“得以 对传统译学影响至 “天下浑心” 环中，以应无穷” 深。 《齐物论》
译事三难: 信faithfulness、 达expressiveness、 雅eleganceness。 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 不达，虽译，犹不译也， 则达尚焉。
严复 （1853--1921）
“民族忧患意识”---马建忠
马建忠，中国清末洋务派重 要官员，外交家，也是我国近 代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 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 思想家。主要著作有《适可斋 记言记行》、有《马氏文通》 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 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现 代语法的奠基之作。
佛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盛行为佛经翻译的实 践奠定了基础，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的“文” “质” 之争。 佛经翻译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程决定了“文” “质”之争 成阶段性特征，译家们自身及其所受影响的不同从 而形成了翻译主张的不同。
信——实——言——内容——直译——质 美——名——意——形式——意译——文
何谓“文”
罗什：
“其文约而诣，旨婉而彰， 微远之言，于兹显然。“
安世高
文质一体——“折中调和”
玄奘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
经师，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 他志大学精，上通“梵文天语”，兼晓 “神州之俗”（道宣），创“五不翻”对策， 孜孜与斯者19年，译经一千万言，又 是第一位将《老子》外译的翻译家。 总之，玄奘的翻译辞义既无扞格（意思 是与原文抵触），语趣又避流便（译文 流畅而不流俗），融文质于一体。 梁启超： “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 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吾述之，吾且涕泣之。”
“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 心无心，不争有位无位。”
林纾 “译界之王” （1852--1924）
"民族忧患意识"---严复
严复，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 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天演论》 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 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 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 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独特的翻译发展史
中国翻译理论有其独特的发展渊源、沿 革和模式。独特的文化母体、悠久的历史进 程以及鲜明的地缘政治形成了中国翻译理论 有独特的发展模式的历史语境。中国历史上 的翻译高潮，尽管发生于不同的历史政治环 境下，但都对中国的社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1. 东汉至唐宋时的佛经翻译期o
特征与特色
------中国传统翻译及译注之考证 BY JASMINE
目 录
1. 文化战略考量c
2. 传统哲学--“圆满调和” 3. 独特的翻译发展史 4. 自成体系的中国语言文字
文化战略考量
翻译自在中国发轫之日起，就具有出自文 化战略的考量，而且，可以说作为一种历史文 化现象，翻译在中国从来就是一种“顺时序之 变而变”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的译界先驱通 常具有我们称之为“顺时序之变而变”的“文 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实际上是中国译坛先 进分子共同的“历史诉求”和对“历史记忆” 的高态势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