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水权制度完善研究论文

我国水权制度完善研究论文水是人类生活、生产的必需品，水权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因此，应当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充分保障。

无论实体上的制度还是程序上的制度，都必须科学可行并得到切实的遵守，这样社会才会秩序井然，水资源才能得到最优配置。

然而，我国现行水权法律制度还存在许多缺失，因此，完善我国水权制度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完善我国现行水权制度。

一、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水资源的作用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世界第一用水大国，水资源短缺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因此，节约用水、合理用水，克服用水危机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水法》规定的节约用水制度对缓解我国水资源匮乏的局面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导向性的软约束，对水资源的培植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趋利性”是其本质，缺乏强有力的软约束制度很难要求他们为社会去牺牲个人利益。

因此，笔者认为，利用“经济人”的趋利本性，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合理高效配置水资源的有效途径。

然而，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此持否定态度；但现实中却在悄悄进行，所以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势在必行。

（一）科学界定我国《水法》中水资源的概念《水法》对水资源概念没有作科学的定义，只是对水资源的存在范围作了规定。

《水法》规定：本法所称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此规定不是对水资源概念的作科学定义，它没有反映水资源的本质特征—存于自然载体无人类劳动介入的纯天然性。

仅以水资源存在的大致范围来界定水资源的概念显然是不科学的和不周延的，因为存于地表的除了自然资源水外，还有产品水（包括人造水）。

尽管产品水来源于自然资源水，在物理性质上与之毫无区别，但由于它包含人类劳动，已不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而是劳动产品。

如果以现行《水法》关于水资源的概念去界定现存于地表的各种水体的权属必然出现错误和矛盾。

如“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你家游泳池的水属于地表水，所以你家游泳池的属于国家所有。

显然，这个逻辑结论是错误的。

因为，你家游泳池的水是你花钱买来的产品水，怎么变成了国家所有呢？结论错误的原因在于该命题的大前提是错误的，即”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

因此，笔者认为，《水法》对于水资源的定义应修改为：“本法所称水资源，即自然资源水，是指存在于自然载体处于自然状态可供利用的淡水。

包括地表自然资源水和地下自然资源水”（二）明确地表明各种载体中水的权属明晰的产权是交易的基础。

要实行水权交易制度，首先必须明晰存于自然界各种水载体中的水产权。

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这是法律对水资源权属界定的依据。

根据本条规定，地下水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是毫无争议的，因为地下水所存在的场所简单统一，完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介入人类劳动；而地表水属于国家所有争议极大，因为地表水所存在的场所非常广泛和复杂，介入人类劳动的情况和程度也不一样。

江河、湖泊天工所成，其水来自于自然，属于国家所有，大家均无意见，但对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之水属于国家所有则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该条存在以下两个问题：1.《水法》将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界定为国家所有，与其他法律法规相悖，也与水权理论不符笔者认为，水塘水库等人工修筑的水载体犹如一个取水装置，其所载之水已介入了人类劳动。

不再是自然资源水，具有产品水的属性。

其理由有二：一是人工水塘水库本身包含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视为取水工程，已进入取水工程的水属于工程水即产品水；二是人们拦截雨水或泉水进入水塘水库中的水界定为自然资源水，其权属归国家所有，水塘水库的投资修建者对水体只享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那么投资修建者就不能够将水塘水库中的水进行处分。

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在实际中因抗旱的需要，往往工程的投资修建者或管理者都要卖水或因养殖人捕鱼的需要而抽干水，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实质的处分行为。

所以，这种界定与民法原理相悖，而且不利于调动社会力量投资水利事业的积极性，使自然资源水白白地流入大海。

笔者认为，对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应界定为产品水，其所有权归工程投资修建者所有。

但是，法律应对其所有权作以下限制。

（1）投资修建者应向国家缴纳水资源费。

因为，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来源于国家的水资源，不管是天上降水还是地下泉水都属于国家水资源范畴。

（2）居民为了生活生产所需少量用水，有权以人力、畜力的方式在水塘水库中免费取水。

这是为了保障公民生活用水权优先的需要而设计的制度。

（3）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权对水塘水库等人工载体中的水进行征用，但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

这样的制度安排也符合《宪法》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

2.法律只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权属进行了界定，没有对其他经济主体修建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权属作出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水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投资水利建设的市场主体将越来越多，假如其他单位和个人投资修建的水塘水库，他们对水塘水库中的水没有使用权或所有权呢？显然，这种立法理念比较“短视”，其观念和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只看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修筑水塘水库的单一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没有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塘水库投资主体将多元化。

笔者认为，起码应遵循“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来设计和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

《水法》应增加一款：“其他投资者修建的水塘水库的水归其所有。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水法》第三条修改为：“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各农村集体组织所有。

其他投资者修建的水塘水库中的水归其所有。

”（三）完善水权体系的有关法律规定1.完善《宪法》对水权的确认和保障笔者认为,应当在《宪法》明确规定以下内容：（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水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

这一规定旨在表明国家水资源所有权的唯一主体。

（2）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依法获得水资源的使用权，但同时负有保护水资源的义务。

这一规定旨在赋予公民和单位对水资源的使用权。

（3）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水资源和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这一规定旨在引入竞争急智，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2.完善《民法》、《水法》等法律对水权的确认和保障建议在未来的《民法典》和修订《水法》时明确以下内容。

（1）明确确立水权的财产权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权体系。

（2）明确赋予单位、公民个人的水资源使用权；同时，允许依法取得的水资源使用权、特许取水权的买卖、出租、抵押或以其他形式合法转让，以实现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3）完善水权责任制度，确立对高危作业侵犯水权的严格责任制度，其法定免责事由除受害者故意引起的外；因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的情形引起的侵权行为，加害人如果采取了相应合理的措施仍不能避免的也应纳入免责范围。

（4）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所有的水塘和修建的水库中的水以所有权，赋予其他投资者对其兴建的载水工程中的水以所有权。

（5）规定其他组织和个人对自己享有所有权的载水工具中的水可以实施处分行为，但要向国家缴纳水资源费，以体现水资源的国家所有。

二、完善水价制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水价形成机制水价包括水资源费、环境水价和工程水价。

水资源是指水资源所有人为了彰显自己所有权，保护和管理水资源，使其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而向水资源使用者征收的费用。

水资源具有的经济价值是水价产生的基础。

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就决定了水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的必要性和必须尊重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

（一）现行水价制度不合理的主要表现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水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是无偿供给的，因而形成了水无价、廉价的思维定势，无视水资源的商品属性和市场规律，制定的水价不能体现水作为商品所应具有的价值，从而导致水资源的极大浪费。

我国现行水价制度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确定水价依据不科学水资源在我国的分布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别，加之水资源的稀缺性。

因此，应当根据不同地域和不同季节实行不同的水价，以此来体现水资源作为商品的属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水利部联合制定，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根据国家经济政策以及用水户的承受能力，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供水对象分为农业用水价格和非农业用水价格……农业用水价格按供水生产成本和费用核定，不计利润和税金。

非农业用水价格在补偿供水生产成本、费用和依法计税的基础上，按供水净资产计提利润，利润率按国内商业银行长期贷款利率加2～3个百分点确定。

”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还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单纯依靠用水量多少作为以下厘定水价的标准,不能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程度。

水作为一种商品，自然应当尊重价值规律，其价格同商品的稀缺性程度紧密相关，水资源的价值随供求关系而上下波动。

在我国，这种供求关系影响不仅表现为用水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还表现为季节和地域影响。

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相对贫乏，相应的水价应当较高；南方水资源丰沛，水价可适当降低，经济发达地区的水价在同一程度上应当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价。

但我国仅根据需要水量的多少来制定水价的做法并未真正反映水市场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与价值规律的要求相悖。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称的不同季节和地域对价格的影响不能单纯的割裂两者关系的角度考虑，否则在我国经济尚欠发达且水资源又十分匮乏的西北地区。

高昂的水价将使人们难以承受；同样也并不意味着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水资源就可以任意获取而无需支付任何代价。

（2）对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的水价未能作出明确区分。

《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仅区分了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农业用水是指由水利工程直接供应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用水和水产养殖用水；非农业用水是指由水利工程直接供应的工业、自来水厂、水力发电和其他用水。

”而对于工业用水的价格，没有依据水源状况、污染程度、供水时间以及提高水量和改善水质而采取的工程措施等差别，分别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对于城市用水收费未能从供水企业的成本考虑出发制定水价。

对于农业用水的状况就更为混乱：一方面，对直接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而不缴纳水资源费的行为，国家还没有采取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措施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总体耗水中，农业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农业用水价格的制定没有从水资源状况和供求关系方面考虑供水成本，客观上纵容了水资源浪费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