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
新时代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文马晓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推进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受到的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
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与接班人，提升其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和素养迫在眉睫，全面开展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十分必要和紧迫。
但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现实困境，需要不断改进和创新。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困境（一）国家安全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一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开设较少。
据了解，鲜有高校设置国家安全专业，各高校专门开设的国家安全教育公共课程也较少，大部分高校仅在“大学生安全教育”“形势与政策”等公共课程中涉及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教育教材缺乏，大多数高校均未编制国家安全教育专门教材，尽管有高校编制安全教育校本教材，但其内容并未聚焦于国家安全教育。
二是国家安全教育教学内容不全面。
多数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主要依托大学生安全教育军事理论课和思想政治课等公共课程，且国家安全相关知识仅为其中一个专题，教育内容仅集中于国家安全基础性知识。
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仍停留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国家安全范围，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文化、经济、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内容鲜有涉及。
三是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方式单一。
多数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主要采用讲授法，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迁移，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与积极性。
（二）国家安全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国家安全教育是全民性质的教育活动，多数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
一是国家安全教育教师数量不足。
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师多为兼职教师，且数量较少，一般由辅导员、班主任及思政教师担任。
二是国家安全教育师资专业素质普遍不高。
《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提出，要进一步选拔、培育一批专门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专业骨干教师，但仅有少数高校配备专职的国家安全教育教师，大多数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师没有国家安全专业学科背景，也未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训练，缺乏把国家安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度整合的能力。
西藏安全生产现状分析
西藏安全生产现状分析西藏作为中国西南地区一个特殊的自治区，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带来了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挑战。
本文将从西藏安全生产现状、安全生产困境与原因、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对西藏安全生产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西藏的安全生产现状可以总结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事故频发。
首先，西藏地理条件恶劣，海拔高、气候寒冷，条件极度恶劣。
这使得西藏的建设和生产活动更加困难，容易导致事故发生。
其次，西藏地区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活动频繁，而一些开发利用活动带来的环境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再次，西藏地区民众安全意识相对较低，安全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这也是一些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西藏安全生产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和机构相对薄弱。
西藏地区政府缺乏专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导致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不够。
其次，一些企业安全生产措施落实不到位，存在安全设备不完善、安全培训不到位等问题。
再次，西藏地区存在安全生产投入不足的问题。
由于地方财力相对匮乏，安全生产投入有限，导致安全生产设备落后、技术不达标等。
西藏地区安全生产管理措施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首先，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制和机构。
在政府层面，可以建立专门的安全生产部门或机构，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和管理。
其次，应加强安全生产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提高安全生产法律意识，加强对安全生产规定的宣传和培训。
再次，要加强安全生产技术和设备的研究和应用。
推广先进的安全生产技术和设备，提高生产安全水平。
最后，要加强安全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开展安全培训和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能力，促进安全文化的建设。
总之，西藏地区的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安全生产困境较为突出。
只有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措施，探索适合西藏的安全生产模式，才能在保障地区安全生产的基础上推动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国家安全判断视野下的安全困境——兼论东亚的安全困境
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国家安全判断视野瞎的安全困境——兼论东亚的安全困境作 者：**导 师：张发岭副教授系别、年级：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02级学科、专业：法学国际关系完成日期：2005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目录第一章国家安全判断视野下的安全困境 (1)第一节安全困境分析 (1)第二节信任的培育——解决安全困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11)第二章冷战后东亚的安全环境 (13)第一节 冷战后东亚安全环境概况 (13)第二节 安全困境：现今东亚安全环境最显著的特征 (16)第三章超越东亚安全困境——两种可能的路径 (20)第一节 信任的培育（1）：多边安全合作 (20)第二节 信任的培育（2）：自我束缚 (25)结语 (29)参考文献 (31)第一章 国家安全判断视野下的安全困境第一节安全困境分析一个区域内的安全环境是区域内各国战略互动的结果，换言之，一个区域的安全环境是由区域内的所有国家建构的。
一国的安全目标和安全政策不仅从主观上改变了其本身的安全环境，而且也将客观地改变了区域内其他国家的安全环境。
反过来，这些国家对这种安全环境变化的反应又影响了第一国的安全环境。
安全环境就是在国家间的这种战略互动中形成的。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一种特殊的安全环境，它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境，即A 国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系数而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而B国却会将A国的这种举动视为对自己安全的威胁，也会相应地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这反过来又会刺激A国基于同样的考虑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由此引发一系列作用——反作用的恶性循环。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经典性论题。
追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谱系，我们可以发现安全困境一直是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萨战争史》到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者都试图对安全困境问题予以分析，并期望能找到根治安全困境问题的良方。
安全困境的概念辨析
安全困境的概念辨析/h1“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
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led)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Herz)。
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Hobbesian fear),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
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tragedy)。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
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
”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史奈德(Jack Snyder)、阿兰·柯林斯(Alan Collins)等一批着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农村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
农村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标题：农村儿童安全问题：来自乡村的困境和呼声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农村地区的发展与保障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农村儿童作为乡村发展的未来，他们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安全问题。
由于经济条件限制、教育资源匮乏以及道德观念的缺失，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相较城市孩子更加严峻。
本文将就农村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深度分析，探讨问题的产生原因、如何加强保障措施以及如何提高农村儿童的生存环境，以期为改善农村儿童安全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
一、农村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1. 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和设施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儿童缺乏交通安全教育，使得农村儿童面临着无法避免的交通安全风险。
缺乏交通设施和规范的驾驶行为使得儿童在上下学、走亲访友等活动中处于危险之中。
2. 教育资源匮乏导致儿童脱离学校农村教育资源的不足造成了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困境。
往往因为学校离家远而难以到达学校，或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负担学习费用。
一些农村儿童因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使得他们更易陷入贫困的循环。
3. 儿童劳动力和伤害风险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儿童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劳动条件的恶劣，给农村儿童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风险。
其中，危险劳动、过劳以及缺乏工伤保障成为农村儿童承受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
4. 缺乏关爱和保护，易受虐待农村儿童由于家庭收入低、家庭矛盾等原因，往往容易成为家庭暴力和虐待的对象。
缺乏监护和保护，农村儿童面临着被虐待、遭受性侵犯以及被遗弃的危险。
二、农村儿童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1. 经济困难与资源分配不均：农村地区的贫困与发展不平衡是农村儿童面临安全问题的根源之一。
贫困是导致教育资源匮乏、交通设施落后等问题的重要因素。
2. 传统观念与文化影响：农村地区传统观念中存在对儿童安全的忽视和误解。
一些家庭未能认识到保护儿童安全的重要性，而传统的“捂得严密（指关于儿童隐私的态度）”等观念限制了儿童权益的保护。
3. 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匮乏导致了儿童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从而加大了儿童面临的安全问题。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国际政治论文.doc
“安全困境”概念辨析_国际政治论文nbsp;Glaser)和巴里·布赞(BarryBuzan)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
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注：RobertJervis,“Realism,Gametheory,andCooperation”,WorldPolitics,40/3(1988),p.317.)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注：BarryBuzan,People,StatesandFear:anagendaforinternationalsecuritystudiesinthepost—ColdWarera(HemelHempstead:HarvesterWheatsheaf,2nded.,1991),p.295.)。
(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self-defeating)特性。
罗伯特·莱伯(RobertLieber)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
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
(注：RobertLieber,NoCommonPower:understand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York:1991),pp.5—6.)巴里·波森(BarryPosen)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注：BarryPosen,“TheSecurityDilemmaandEthnicConflict”,Survival,35/1(1993),p.28.)(3)意图的不确定性。
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安全困境及应对方案
商业银行信息系统安全困境及应对方案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商业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商业银行的信息系统安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境。
信息系统安全是商业银行的生命线，一旦信息系统出现安全问题，将给银行和客户带来极大的损失。
商业银行需要及时认识到信息系统安全所面临的困境，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加强信息系统安全。
1.技术更新换代的压力：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商业银行需要不断更新换代信息系统来适应业务的快速发展，这就给信息系统的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方面，新技术的引入可能会带来新的安全漏洞；老旧系统的运行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
2.网络攻击风险增加：随着网络攻击技术的不断进步，商业银行面临着来自黑客、病毒、木马等网络攻击的风险。
这些网络攻击可能导致商业银行信息系统的瘫痪、数据的丢失甚至客户资金的损失。
3.员工内部安全隐患：员工是商业银行信息系统的主要使用者，但也是信息泄露和安全漏洞的主要来源。
员工的疏忽大意、内部人员的不端行为等都可能导致信息系统安全的问题。
4.监管合规压力增大：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商业银行需要不断满足各种监管合规要求，这给信息系统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银行需建立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信息系统的维护和监管，确保信息系统安全符合监管要求。
1.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商业银行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责任、权限和流程，确保信息系统安全得到有效管理和控制。
2.加强技术防护：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加强信息系统的技术防护，包括加强网络防火墙的建设、完善安全审计系统、及时更新漏洞补丁等，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网络攻击风险。
3.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商业银行需要加强对员工的信息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对信息安全的重视和自我保护意识，防范员工的疏忽大意和不端行为对信息系统安全带来的影响。
4.建立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商业银行需要与行业协会、政府监管部门等建立安全信息共享机制，及时获取行业内外的安全信息和风险警报，加强信息系统安全的预防和应对能力。
浅谈现实主义“安全困境”及其化解之路
浅谈现实主义“安全困境”及其化解之路发表时间：2009-10-30T16:58:58.013Z 来源：《新学术论坛》2009年第10期供稿作者：吴楼平（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导读] “安全困境”是反映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摘要】“安全困境”是反映了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但受到了来自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评。
在现实主义看来，“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关系不可克服的矛盾；而理想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确信世界和平的实现，它们指出了化解“安全困境”之路。
【关键词】“安全困境”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化解作为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焦点之一，“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关系、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于国际关系如何超越“安全困境”，理论家们长期争论不休，并且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安全困境”思想最初萌芽于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所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
尔后，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在描述国际政治现状和解释国际政治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安全困境”的思想。
近代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阐述了国家学说，他认为政治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以此论证了统治者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合法性，从而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
霍布斯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的传统，认为强大的权威是终止人类无休的斗争的有力武器。
马克斯·韦伯也深入研究了政治和国家理论，他把对权力的追求当做政治理论的核心。
可以说，现实主义先驱们的国际安全理论为后来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并且使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首先对“安全困境”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Herbert Butterfield)和美国政治家约翰·赫兹(John He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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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困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以解释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也有所述及，但迄今仍缺乏对其全面而又详细的分析。
笔者不揣冒昧，试在此方面作一尝试以求教于学界。
一、“安全困境”的界定“安全困境”所描述的情形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有文献记载的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道，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无法避免”。
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首先对“安全困境”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和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
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主义的恐惧”，赫兹则是学术界用“安全困境”这一术语概括此类情势的第一人。
两位学者一致认定“安全困境”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一个“悲剧” (tragedy)。
巴特菲尔德在《历史与人类关系》中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蓄意出来危害世界的大恶人的干涉，历史上最大的战争也可能爆发。
它最有可能在两个急于避免任何冲突的两个大国之间爆发。
由于安全困境的存在，均无意伤害对方的两方最终却走向战争，巴特菲尔德将此描述为“现代国际冲突中的悲剧因素”。
同样，赫兹也认为，“正是安全困境的一种悲剧含义使得原本可能从未存在的相互恐惧最终可能产生最可怕的结果”。
在巴特菲尔德和赫兹提出这一概念后，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以及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安全困境”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发挥显赫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这一领域涌现出诸如罗伯特·杰维斯、杰克·史奈德、阿兰·柯林斯)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出版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但人们为“安全困境”所下的定义也越来越多，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如何界定“安全困境”的问题。
根据英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对以往学者对“安全困境”所下定义的总结，常见的大致有以下四种：(1)对别国安全的损害。
这类定义关注因安全困境的运行所产生的结果，强调一国如何因其所采取的行动而无意间损害了邻国的安全。
罗伯特·杰维斯、查尔斯·格拉泽和巴里·布赞就是此类定义的代表。
例如，杰维斯认为当一国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安全困境就会发生。
布赞也同样认为，“当国家为自己寻求权力与安全时，很容易威胁到其他国家对权力与安全的追求”。
(2)所有各方安全的减损。
这类定义主要关注“安全困境”的“自我挫败”特性。
罗伯特·莱伯认为，通过增加它们的权力，国家“并不必然增加它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它们的邻国和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
实际上这种加强军备的行为倾向于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的水平”。
,巴里·波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把安全困境定义为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里“一国为加强自身安全所做的一切招致反应，最终使得该国与以前相比而不安全”。
(3)意图的不确定性。
此类定义主要侧重于解释“安全困境”这种现象的起源，关注于国家间的互动。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阐释“安全困境”的机理时写道，“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决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
则认为，“当一国的军备行为在另一国的思想中造成关于它们是用于防御目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加强自身的安全)还是用于进攻目的(改变现状以使其对己有利)而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时，安全困境就会存在”。
惠勒和布思还把这种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视为界定安全困境的首要特性。
(4)缺乏合适的政策。
这种定义强调国家所处的绝望的境地，无论采取哪种选择，一个令人无法满意的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结果。
理查德·斯莫克(Richard Smoke)在述及此点时写道，“在本质上，‘安全困境’的观念认为，如果一国在保卫自己安全上无所作为，它不会感到安全，但是任何保卫自己安全的努力必然威胁到他国或多国的安全，结果该国面临着一个困境：如果它不采取行动，它将不会感到安全，而假如它那样去做仍然感到不安全”。
很显然，上述学者均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来诠释“安全困境”，这难免有顾此失彼之憾。
不可否认，这些定义都涉及到“安全困境”的不同侧面，但它们各自均无法充分地界定“安全困境”。
只有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才能理解安全困境的动力学，即任何一方均无意于侵略，它们行为的目的是加强防御，然而，它们不知道其他国家也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作出应对，结果它们的行为只是使事情更为恶化了。
由此可以发现传统安全困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自我挫败或矛盾的政策这三个特征再加上安全困境的本质“悲剧”，是判定一种情势是否为“安全困境”的参照标准。
“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演变和应用也只有在忠实于其原来这些基本价值时才有意义。
史奈德的新定义似乎与传统安全困境的基本含义相矛盾。
在传统安全困境里，两国中的任何一方均无意伤害对方，它们只是主观上以为他国正在以本国的安全为代价而加强安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不真实的。
而按照史奈德的定义，两国中的一国将自己的安全界定为明确要求另一国处于不安全状态，两国间的不相容性是真实存在的。
这也不免使人们对史奈德的新定义是否成立产生了怀疑。
阿兰·柯林斯认为，只有当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寻求相对温和的霸权地位时，史奈德定义的那种“安全困境” 才会存在并发生作用。
在这种情势里，一个满足现状的大国为了威慑其邻国而对它们实施一种精心策划的进攻性政策，其目的不是为了推翻现状，而是通过使别国感到非常害怕以至于不敢挑战现状以达到巩固现状的目的。
这种进攻性政策不是战争的前奏，相反其目的是通过要求别国感到不安全的方式来为本国提供安全。
但别的国家无法将霸权国的这种方式与一个怀有险恶意图的修正主义国家区别开来，实际上，鉴于霸权国表现得如此富于侵略性，它们极有可能将其行为解读为不友好。
如果它们通过增加自身的实力而对霸权国谋求主导地位的努力作出反应，那么霸权国所获得的绝对实力的增加将不会转化为其相对实力的增加。
其他国家的行为有可能被解读为富于侵略性，因为霸权国认为自己无意加害于其邻国，而它们的行为则表明它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现状。
也就是说，霸权国和它的邻国不能够体会各自的担忧并都在实施一些导致每一方考虑最坏情势的相互矛盾的政策。
于是它们就陷入了史奈德所界定的那种安全困境之中了。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家间的不相容性是虚幻的。
霸权国及其邻国均无意威胁对方的生存，只是由于每一方对另一方意图的不确定导致了双方的相互误解；双方实施的旨在追求自身安全保障的政策实际上制造了不安全。
霸权国及其邻国实施的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保证己方安全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担忧，最终这些政策被证明是具有“自我挫败”性质的。
这些说明上述安全困境也具有传统安全困境的三个显著特征即善良的意图、无法决断的不肯定性以及自我挫败的政策。
而它在本质上也可归结为一个“悲剧”。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安全困境是传统安全困境概念的新扩展和延伸。
与经典安全困境相比，它凸显并强调了国家行为在诱发安全困境中的作用。
故此惠勒和布思将之界定为“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以区别并对应于原有的“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中的霸权国必须是一个不寻求以领土征服控制其邻国的满足现状的国家，而一个旨在推翻现状，谋取领土为目标的修正主义霸权国则显然不适用于安全困境。
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的运行过程是相同的，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主要集中在缓解或逃逸问题上。
三、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安全困境”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潜在威胁，它“不仅制造了冲突和紧张而且为诱发战争提供了动力”。
)因此如何缓解和摆脱安全困境就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
首先，在安全困境能否被摆脱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以罗伯特·杰维斯、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安全困境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
在杰维斯看来，由于无政府是国际关系的永久特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鉴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产生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也为我们指明了减轻乃至完全消除其不良效果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里·布赞提出了“成熟的无政府”这一概念。
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无政府”将是一个高度有序和稳定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将享有更大程度的安全感，这种安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力量和成熟，而且也来自于规范它们之间关系的制度化规则的力量。
)布赞思想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和规范改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减轻国家间对相互意图的不肯定性，从而达到缓解安全困境效果的目的。
在具体实践上，卡尔·多伊奇提出建构“安全共同体”的设想。
“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国将真正相互保证不再以战争而是以其他某些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战争将会自动消失。
罗伯特·杰维斯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
在这个机制中，各个国家认同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
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
如果国家在这样的安全机制中共存，那么一国军事潜力的增加，将不会导致其他国家跟着效仿作出相应的增加。
相反，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将限制相对较强的国家利用其暂时强大的地位，这些国家将会容忍它们所处的虚弱地位，安全困境由此也将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作为后起之秀也加入了这场大辩论中，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缓解乃至摆脱安全困境的方法。
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自助和权力政治都是制度，而不是无政府的基本特征。
无政府是国家们自己创造的”。
)所以，“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并不是从处于安全困境之中这一点而开始的；安全困境并不是由无政府或自然界而给定的……”。
正是国家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家们从这种接触中所获得的认识将决定安全困境是否发生。
他认为，如果一国政治家通过在与他国政治家互动中学习这样一个过程，能够认识到另一国不是一个威胁，那么他们将能够理解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担忧并重新相互确认他们的意图。
他承认政治家们通过合作能够制定出共同的行为准则，从而使得他们在预测别国的意图和行为上更加自信。
如果这种国家间合作进程持续下去，政治家们将会制造出新的持久的利益和义务。
国家间共同安全或利益的获得将改变政治家追求本国安全的观念，这将使最终摆脱安全困境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