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精神及其经济学意义

经济精神及其经济学意义经济活动是人的物质生产与交流的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获利和计算是经济活动的本质所在，对人的关注和道德的考量必须以其精神的力量贯穿于经济活动之中。

除此之外，任何童童单纯技术上的道德处理，只能是乏力的、苍白的。

标签：经济精神；获利精神；人文关怀；计算精神经济活动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遗憾的是，经济活动当下发燕尾服的历史惯性，似乎游离于人类之上，更多的人以一种“经济与人文道德”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反思经济学本身。

鉴于此，笔者提出了经济精神概念。

一、经济精神的概念关于经济精神，简单地说，就是经济活动中呈现出的人类的一种经济计算精神。

精神在这里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单纯的思想，也不完全是韦伯所指称的“日常生活的合理化态度和行为结构的价值准则”，而是指支撑某种经济体制平稳、健康运行的经济主体的心智，即智力支持、信心支撑、勇气驱策等。

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经济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精神。

随着人类对其生存意义的不断觉解，经济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它正经历着一个“单纯获利型——理性计算型——首先考量型——经济人文型”的发展过程。

“应然”意义上的“经济人文型”是一种新的获利计算精神，在这一精神指引下的人类获利计算方式，将不再只是过去那种“小我”的方式，而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大我”计算方式，不再只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计算方式，而且整体社会效益的计算方式，不再只是人占有自然的计算方式，而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计算方式。

总之，经济精神就是以理性为前提、以获利为动机、以计算为手段、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经济人文精神。

关于“经济精神”的具体含义，马克斯·韦伯在《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做了集中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新教伦理所引发的勤奋、节俭和节制。

他在另一本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指出，任何一种行为，包括暴力的行为，都可能以经济为取向。

然而，“暴力的应用与经济的精神——在一般意义上——是强烈对立的……不应该叫做经济行为”。

他同时又指出：“没有合理的计算作为经济的基础……合理的技术也不会产生。

”而“合理的技术……则以科学的思维为取向的”。

显然，韦伯所指称的经济精神，就是一种理性计算精神，是一种“经济合理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即抽象的、一般的人的物欲，而不是以“人作为关系而存在”的经济人文关怀作为经济活动的道德逻辑起点。

日本当代哲学家梅原猛将其称之为“一手拿对经，一手拿算盘”精神。

“对经会掏算盘，光凭算盘还带动不了商业”。

所不同的是，韦伯所说的经济精神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梅原猛所说的经济精神则是儒学伦理精神。

米塞斯在评价韦伯的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时指出：“根据经济态度、经济精神等来划分经济的企图都歪曲了事实。

”在这里，米塞斯所说的“经济精神”是指划分“经济风格”、“经济体制”、“经济阶段”的工具，他是针对韦伯的经济精神即“经济体制的精神气质”而提出的。

他认为，从理论科学的意义上，以“经济精神”所推演出的上述经济概念都是历史研究的概念工具，而不是理论研究的概念工具，因为“经济活动的结果总是欲望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能由主观来判断”。

米塞斯或许要说的是，“欲望满足”是任何社会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常量”，如何满足，即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来襀这种满足，才具有科学意义。

无疑，他对韦伯帛象地论述资本主义经济精神提出了批评。

而要指出的是，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思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

如果说19世纪之前的西方学者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伦理辩护(诸如倡导一种与这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道德观念等)的话，那么19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则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来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精神气质的支撑、心理能量的合理释放等问题。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桑巴特和哲学家舍勒等，他们几乎是与韦伯一起，共同提出和阐发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

其实，经济精神是人类经济觉醒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应有之义。

物质生存之于人类生存的先在性使得基本的物质生存同样寓于意义生存之中，无“意义”的物质是一种“死”物质，自然也不会激起人的占有欲望。

同时，人对物质占有，有着理性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是纯粹的计算主义，而是一种人文选择和计算，具体表现为“放弃性选择和计算”或“审慎性选择和计算”。

这是对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关注，也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性计算。

由此可见，基于单纯的个人主义哲学的经济学是与之相悖的，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精神。

经济学本质上是“人”学，经济学应该是基于稀缺资源而研究人类生存意义的学科，离开或偏离这一目的，都违背了经济学的初衷和本质。

二、经济精神的基本特征(一)理性理性是计算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本身就意味计算。

经济理性就是获得更多利润的愿望和能力，也就是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和判断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更高报酬的途径，并将生产要素进行转移的能力。

作为一种精神，理性使得人们对物质世界统一性、确定性、精确性和必然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但它又不是经济精神的理性化，前者所指的是一种观念体系，后者则是一种属性。

既然是一种属性，就意味着不能绝对化、极端化。

现代经济学的理性至上主义正是对经济精神的反叛，也是导致目前经济学走向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招致了西蒙、哈耶克等“有限理性”的再反叛。

经济精神的理性化所体现的是一种合宜的、适度的、审慎的、有效的理性思维，它即使经济学中的概念、判断、推理、演绎成为可能。

又能获知理性的有限性以及非理性对于理性的此消彼长。

(二)计算性不计算就是不经济，这是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又是经济精神的认知图式。

但是，现代经济学的计算又走向了极端，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计算方式，使“集体”、“规模”等概念在经济学看来只是个体用以获利的一种手段。

这种计算思维是纯技术性的，是对标准化的崇尚，失去了计算的本来意义。

事实上，经济计算多是一种对未来的计算，未来就意味着许多不确定性，正如韦伯所说，“因为没有任何一项针对未来的计算，可以在客观上能保障免于不测之‘偶然’。

这种“偶然”极大程度上是针对物质意义计算的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

有效性体现了一种新的理性快乐主义计算，合法性则体现理性的人文主义计算，虽然二者具有某种现实矛盾性，但自我的、当下的放弃性计算，是一种更为深远的、谋后的经济计算。

(三)获利性获利性是经济精神的一个基本的属性。

这种合理的求利不仅仅是人类的“求利动机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它是“非人类中心”的生态经济或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求利活动，而单纯的“经济人”或“道德人”均不能担当此角色。

经济精神实现了人的自我同一，从而有效地、合理地指导人的求利活动，形成了经济学中完全的人。

(四)道德性经济学是否有道德以及二者的关系是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

其实，经济学和道德学，如同“本我”与“超我”一样，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思维二分，以“本我”为假设的逻辑演绎是“经济人”，以“超我”为假设的逻辑演绎是“道德人”。

经济精神扮演着“自我”的角色，调节、实现着经济与道德的同一与和谐。

道德正是基于经济精神中特有的人类生存意义的品质，规定着求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五)人文性人文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人文关怀，它是经济精神所体现的最高精神，包括现实意义的人文关怀和终极意义的人文关怀。

在现实的层面上，它要求经济计算不但是主体间性的计算，还要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计算，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终极意义上，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和谐发展。

(六)民族性民族性是指经济精神作为一国经济制度的精神反映，不可能超越国家、民族形式而单独存在。

虽然民族性的文化特征也有着“跨文化”的可能，但市场经济国别性的事实说明经济精神只能是民族性的。

民族性强调的是民族经济主体性，对于经济精神而言，就是民族经济主体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那种企图以“人类经济主体”主导“民族经济主体”的说教，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欺骗。

(七)历史性经济精神的历史性是说无论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还是从一国经济发展过程来说，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必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发生变化。

从本质上讲，经济精神历史性发展所追求的是人类的生存意义。

三、经济精神对于经济学的意义经济学精神具有两个特质：一是经济学精神是从经济学说史、经济哲学、经济活动当中抽象出来的关于经济学本性、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性描述。

二是经济学精神是对经济学知识体系、经济学探索活动、经济学规范的基本界定，包括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兼容性和寻求可重复的经验证据等。

前者是基于经济精神指导下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后者是基于经济精神指导下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就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变革而言，经济学研究与其说是理论问题、学术观点问题，不如说是思维方法问题、研究方法问题，即崇尚什么计算方式、如何计算的经济精神问题。

回顾经济学方法论史，每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无不贯穿着经济计算的思维和计算精神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的不同，说是研究的深化也好，是方法论中的意识形态也好(研究者本身就从属于某一利益集团，价值观的不同，会带来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都应该贯穿着一个如何计算、为谁计算的方法问题。

如果以经济精神来梳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轨迹，确实存在难度，因为经济学的扩张似乎在逐步消解其学科特征，加之它自身的“脱社”(脱离社会科学)“人自”(进入自然科学)倾向，招致了计算的人性化为工具化、技术化所代替，从而引发一些经济学家“经济学即人学”的呼声。

事实上，只有在经济精神的统摄下，以人为经济发展目的，整合与展延经济计算方式，才是经济学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

就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而言，经济学创造了许多假说，这些假说对现实世界做了非现实主义的抽象。

然而随着经济学的进展，这些假说被逐渐放松，从而包含新假设的新的假说被创造出来。

经过这个过程，经济学开始渐渐逼近现实。

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超越旧有的单纯的获利性计算，以交换关系、人的行为、制度环境、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盛洪对经济学精神这样诠释：“在最高境界中，经济学不是一堆结论，不是一组数学公式，也不是一种逻辑，甚至不是一种分析方法。

而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精神。

”地就是说，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经济精神视域内的精神因素，是对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知识体系有效性、合理性的哲学审视，其标准是：凡是有利于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经济活动就是经济的，反之即便是对经济学来说是“经济的”，那它也是不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