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思想精华

道家，儒家。

中国的传统道家思维以顺应规律为主，突出的是人在宇宙中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特点是静，其工作是疏导，是非常客观地思索着人的渺小和宇宙之道的博大，所以老子讲要复归于婴孩，返朴，无为，庄子讲要齐物、自然。

这个道所寻找的是如何认同、如何把复杂变为朴素和太初，找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服从现实和把问题客观化简单化，减少自身的疏忽。

在印度佛教思想中则以自我为主体，基本思路是如何解脱，而不是自然如何表现。

其中的标志是任何思想和行为的错误都由个人的因缘和欲望而来，也就是向内求，从内修。

在佛教中有“大过须弥，小过芥子”，“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话，用来告诉人，以自我的心来观察，思维有极大的自由性，极大的变化、伸缩和无限。

在处理问题上更趋细致化或广泛化。

佛和道的思想都是一种脱离精神，道家是游离于外而应化于内，佛家是分析微细以达到脱离于内外之境，因此在艺术表现上是很相近的，都是强调自我的意识心。

在表现上多使用比喻、指代等手法，以小见大，由浅近识深沉。

儒家文化则是一种实际型的处世伦理文化，不太象佛和道那样对事物本质问题的思考，而是关注自我的成长变化，也就是更求实际应用，而且具有很多的“行”的精神，入世的精神。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人有责任和担当精神。

在艺术上多表达自我价值的实现、世间现实与自我成就的结合等内容。

1|评论墨家思想——该派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

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

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

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

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

墨子提倡"兼相爱" ，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思想鉴借——关于墨家学说的现实价值，如鉴借墨家的"兼爱"思想，它要求人们平等互爱，也互相援助，突出了互利互助的精神；如鉴借墨家的"尚贤"思想，这"贤"主要是指有道德、有学识的人才，这一道德价值取向，对于激励人们加强自我修身、力争成为贤者有积极作用；如鉴借墨家的"节俭"思想，墨家的这一"节俭"思想于今而言，依然具有针对性，更值得我们提倡。

法家。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以法治为核心的思想学派。

这个学派否定了世袭贵族天然传承的等级制度，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

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

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

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

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

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

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

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

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

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

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

积兔于市，过而不顾。

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

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

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

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这点应该注意。

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由柳洪平创建。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

有人说他口吃！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

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

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

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

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

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ž 人主》）。

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ž 显学》）。

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ž 五蠹》）。

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ž 有度》）。

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医家医家，认为养高与治，认为治本而非事物发生后才去解决，认为观察事物由表及里，而非待事物发展到无法挽留而去治。

最高审美内涵则是观万物以内，治事物以根。

兵家。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运用，是获得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

以上所述的管理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应该是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只正确认识、深刻理解民族管理文化的精华，并且在实践加以创造性的运用，才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