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楚公逆钟铭文校勘
楚公逆钟铭文校勘重耳本文主要利用北趙晉侯墓地所出的楚公逆編鐘銘文的拓本和摹本，以及目前積累的楚系銅器銘文字形的豐富資料，運用傳統校勘學的方法，對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鐘銘文進行了逐字校勘，對原拓本誤摹的字形進行了初步校正，對不清晰的字形附以形體最為接近的清晰字樣，借助電腦技術對原拓本進行了精心修正，恢復了一個較為精確的拓本。
順便也對銘文中的幾個字談了一點看法，并對通篇銘文作了簡單疏通。
關鍵詞：楚公逆鐘楚公逆編鐘校勘楚公逆鐘i自宋代出土以來，歷代研究者甚夥。
因原器和拓本皆不存，研究者只能依據阮元翻刻的字形不甚準確的宋人拓本，以致學者們雖費力頗巨，而收效甚微。
所幸1993年山西北趙晉侯墓地出土一套ii楚公逆編鐘，內容和字體與傳世器皆可比照，極大了推斷了對該器以及相關諸楚器的研究。
本文嘗試利用北趙晉侯墓地所出的楚公逆編鐘銘文的拓本和摹本，以及目前積累的楚系銅器銘文字形的豐富資料，運用傳統校勘學的方法，對宋代出土的楚公逆鐘銘文進行了逐字校勘，試圖恢復一個比較可靠的拓本，以俟博雅君子一哂。
為便於討iii論，先綜合以往學者們研究的成果，結合我們自己的理解，將兩篇銘文釋寫如下：楚公逆鐘：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乍（作）大雷鐘，氒（厥）名曰龢（和）（）鐘。
楚公逆其萬年壽用，保其邦，孫子其永寶。
iv楚公逆編鐘：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氒（厥）先高（祖）考，夫v（敷）工（共－供）亖（四）方首。
楚公逆出求人，用祀亖（四）方首，vi休，多（禽－擒）。
顉（欽）（融）內（納）饗（享）赤金九邁（萬）viiiviiix，楚公逆用自乍（作）龢（和）?（諧）鍚鐘百（肆）。
楚（鉦鈞x間）公逆其邁（萬）年壽用，保氒（厥）大邦，永寶用（左鼓）。
再將楚公逆鐘和楚公逆編鐘的字形逐字對應，制成下表：說明：（1）、本文所用楚公逆鐘的銘文拓本底本為集成1.106（即復齋一本）、楚公逆編鐘（I11M64:96）的銘文拓本為劉緒本（見《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57頁）、摹本為黃錫全本（考古199502:178）；（2）、原字摹誤的在“原字”欄出校，字形來源辦法詳下文；“原字”并非說我們提供的就是楚公逆鐘銘文字形的原樣，而是就目前的楚系銅器銘文資料提供較為接近的字形，下述“清晰字”亦然；（3）、原摹寫大致不誤而字形尤為不清晰者，儘量以同篇銘文中清晰字形在“清晰字”欄出校，同篇銘文中無此字者，則以楚公逆編鐘字形最為接近者拓本出校，否之則以楚系銅器銘文中字形最為接近者出校；（4）、因字形對比需要，在楚公逆鐘銘文單字排列不一定按原來順序，為了不致混亂，在釋文單字後以數字標示該字在銘文中的次序；為統計各篇銘文中同一單字出現的頻率，以類比字形，在同篇銘文中出現兩次以上的單字後以a、b、c……標示，如楚20，b，表示該字是此篇銘文中第20字，在此篇銘文中第2次出現，楚d，表示該字在此篇銘文中是第4次出現；（5）、未出校記之字形，亦有摹寫不甚準確者，如壽26，但不影響銘文通讀，讀者可自行把握。
晋侯苏编钟所见的西周巡狩行为
严在上，翼在下，
，降余多福。苏其万
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
晋侯苏编钟的“卅又三年”，专家有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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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春秋 2009 年第 5 期
研究与探索
宣王两说。就历日与史实看，厉王之说似更稳 《集成》6514）
妥[2]。周王亲自“ 省”东国南国，其足迹从宗
师雍父省导（道）至于 （胡）。（《 鼎》，
周到成周，从成周继续往东到达“ ”地，已历 《集成》2721）
国力殷盛“，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 伐噩（鄂）侯驭方，无遗幼寿’”，即命令对淮夷
年不用”（《史记·周本纪》）。这一时期的大盂 斩尽杀绝。然而王师“弥怵合 ，弗克伐噩
鼎铭文中，周王命令“盂”替自己“ 省先王其 （鄂）”，对敌军普遍恐惧，不能克敌。于是周王
受民受疆土”，周王不必亲自“ 省”，臣子代 不得不依靠重臣“武公”的军队“敦伐噩
族整 （师）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格）
大室，即立（位）。王乎善夫 召晋侯苏，入门，
立中廷。王亲易（锡）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
以出，反（返）入，拜稽首。丁亥，旦，王 于邑
伐宫。庚寅，旦，王各（格）大室，司工（空）扬父
入右晋侯苏，王亲侪晋侯苏 鬯一卣、弓矢
百、马四匹，苏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
扬（ ）钟，用邵（昭）各（格）前文人。前文人其
一、从“ 省”看西周巡狩行为
晋侯苏编钟铭文经过专家的释读，可隶 定如下：
隹王卅又三年，王亲 省东或（国）南或 （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 望癸卯，王入各（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 王 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分行。王亲 令（命）晋侯苏：率乃师左 （周） 北 （周） □，伐夙（宿）夷。晋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
裘卫诸器铭文所见西周贵族社会的流动性
裘卫诸器铭文所见西周贵族社会的流动性∗冯盛国【摘要】s:the bronze inscriptions can be used to analyze Class vertical mobility problems of the western Zhou ing 1 975 DongJia Village unearthed Qiu Wei bronze wares,combined with sociology theory,It can be analyzed that class ’problems mobility of the western Zhou society and the flow mechanism of from bottom to top.Which is a kind of supplement to traditional social hierarchy theory,and then help understanding regular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利用金文的资料可以分析西周的阶层垂直流动问题。
运用1975年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铭文，结合社会学理论，可以分析西周社会中贵族的流动性问题以及自下而上的流动机制，对于传统等级社会的说法有一定补充，进而理解西周社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
【期刊名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36)003【总页数】4页(P19-22)【关键词】裘卫诸器;社会流动性;变相受封【作者】冯盛国【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陕西宝鸡72101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23社会流动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创始的，他在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中指出社会流动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动态分析，是指个人或社会对象被人类活动创造的或修改的任何变化，即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
楚公_钟侧鼓鸟纹研究_兼及商周时期的鸟纹和鸟形饰
中原文物
2006 年第 3 期
楚公
钟侧鼓鸟纹研究
兼及商周时期的鸟纹和鸟形饰 袁艳玲
(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 北京
100871)
Abstract : T he phoenix pattern at the side of beu o f drum of Duke Chu has a character of cock ing up tai, l w hich is different w ith the pattern w ith fin tail on Yong bell at th e sam e t i me . L inking th e phoenix pat terns and ornam ent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 ies, there are d ifferences on the phoen ix patterns and orna m ents betw een the south and north . T he sty le of th e phoen ix pattern at th e side o f the drum o f Duke Chu be lo ngs to th e south , w hich cont inued to W arring sates perio d all along . K ey w ord s : Chu state ; phoen ix pattern ; Yong bell 摘要: 楚公 钟侧鼓的鸟纹均为翘尾 , 与同时期甬钟上流行的垂尾鸟纹不同。 商周时期我国南北 地区的鸟纹及鸟形饰存在差异 。楚公 格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关键词 : 楚 ; 鸟纹; 甬钟 目前所知楚公
周初二伯考——兼论周代伯老制度
周初二伯考——兼论周代伯老制度
冯时
【期刊名称】《中原文化研究》
【年(卷),期】2018(6)2
【摘要】对周初二伯与周代伯老制度的过往研究多重于传世文献,而对西周金文史料利用不足.通过对西周铭文的考证,结合对西周分封与巡省制度的分析,揭示周初成王于平叛三监之乱的返途中授政二伯的事实.二伯初以周公、召公充任,分主东、西二方事务.后毕公高继周公而为东伯.二伯之设旨在辅相周室,助王以安天下.康王之后,天下大定,二伯制度遂废,代之而起的是在周初二伯之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伯老制度.这一制度不仅见于金文直录,而且于以事纪年及屏位制度中也有明确的反映.伯老制度至昭王时期而完善,成为终行于周王朝的固有制度.
【总页数】11页(P25-35)
【作者】冯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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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北阿Q之比照：阿Q与有二伯、马伯乐——萧红小说的国民性批判 [J], 宋喜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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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内容与历史价值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内容与历史价值青铜器是贵族统治权力的象征，在商人的基础上，西周时代贵族对其重视的程度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与不断严格礼乐制度是密切相关的。
贵族常将他们的一些思想或大事铭刻在铜器上，内容的丰富，是商人所根本无法比拟的。
古籍记载的贵族将重要事“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
”所谓镂、琢即是在钟、鼎、盘、盂上镂刻文字。
贵族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目的，正如《礼记祭统》云：“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
”《墨子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
”由此可以明确，贵族铸刻铭文的目的主要是称扬先祖之美，以及记载贵族的“功绩”。
铜器铭文内容保存了古代的大量史料，是古人的真实手迹，它与古籍相较，有着很多优点，其真实性、可靠性则更强。
古籍中如《古文尚书》是后人编纂伪造的，《今文尚书》中的《尧典》等是战国人作的。
况且古籍历经传写刊刻，在刊刻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错误。
铜器铭文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可以补充和印证古史，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
同时还可以起到校正古书的作用。
铜器铭文书体称大篆或籀文，是汉字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因此也是研究汉字字体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一改商代铭文简略的规律，商代铭文一般是一字至十几字不等，二三十字已很少见，最多者四五十字，也仅是个别者。
可见当时是以器物为主，文字为次。
西周铜器有很多都带有长铭，应该说，这时是以文字为主，器物为辅。
具铭铜器常常是数十字或上百字，铭文最长者是现存台湾省的毛公鼎，达497字，实可相当《尚书》一篇。
近年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发现了许多具铭西周青铜器，以陕西地区出土数量最多。
现列举出土或传世的西周长铭铜器如下：利毀32字（武王），大丰毀76字(武王h钶尊122字（成王），宜侯矢毀126字（康王），大盂鼎291字（康王），令方彝187字（昭王），或毀133字（穆王），班毁197字（穆王），史墙盘284字（共王），永盂123字（共王），訇毀133字（共王），大毁164字（懿王），卫番132字（懿王），智鼎434字（孝王），师裁鼎197字（孝王），不嬰毀152字（夷王），禹鼎206字（厉王），宗周钟122字（厉王），麸毁124字(厉王），矢人盘375字（厉王），大克鼎290字（厉王），毛公鼎497字（宣王），兮甲盘133字（宣王），师兑毀128字（幽王），鄭毀106字（幽王）等等。
楚公逆钟铭文
楚公逆钟铭文
楚公逆钟铭文
通高51、铣间28.8厘米,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六四号墓出土,山西考古研究所藏.同墓出土八件一套。
钟体长腔封衡。
甬的断面呈方形，有旋和斡，旋饰目雷纹。
舞部两面微下倾，饰宽带卷云纹。
钲、篆、枚部位之间，隔以夹有乳刺的双阴线，枚为平顶两段式，篆饰长脚蝉纹。
隧部饰龙、凤、虎纹纠结图案，两组对称排列。
右鼓以长耳鳞身兽形为基音点标志。
钲部和左鼓铸铭文六十八字，记述楚公逆为祭祀其先高祖考，向四方首领徵求祭品，四方首领贡纳赤铜九万钧，楚公逆用以制作一百套谐和，精美的编钟。
这是西周金文中关于用铜的最高记录。
宋代金文书中曾著录一件楚公逆鎛，有关学者公认作器者为熊咢。
年代相当于周宣王时期。
新出土的这套楚公逆钟，不仅使正确释读宋人著录的铭文有了可靠的参证，得以订正所谓镈铭，而且将楚晋交往的历史由春秋前期提早到了西周晚期。
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
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刘光胜（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200234）摘要：古代的“受命”有两种含义：一是是指受王册封担任重要大臣，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受天命、做天子。
后世的理解“受命称帝”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
长期以来，由于《逸周书》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周公研究主要局限在灭商后当国摄政、辅佐成王时期，而灭商之前周公思想的探究遭到人为忽视，借助清华简《夜》和《逸周书·大开武》等材料，这使得全面评价周公形象成为可能。
在运用出土文献作证据时，必须分清史料的先后，说法产生的早晚，清华简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必须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使它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清华简；文王受命；周公；2008年7月，由校友捐赠，清华大学抢救人藏了一批流失到香港的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其总数为2388枚(包括残片)，其中《保训》的图版已经发表，我们同时结合《夜》已经公布的情况，对文王受命和灭商之前周公研究的两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文王受命新说按照《诗》《书》的说法，文王受命不管是指兴周室或者是剪商，文王所受之命都是来自天，《尚书·康诰》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毛传》说：“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普遍支持这种说法，《何尊》说：“昔才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大盂鼎》说：“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
”但郑玄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受命是“受殷王嗣位之命”。
清儒俞樾说：“唐虞五臣，稷契并列，商、周皆古建国，周之先君非商王裂土而封之也。
”①他以西周建国时间早、不是商王分封为据，力证文王所受之命不是殷命，而是天命。
清代学者马骕调停两说：“受命云者，一受殷命而征诸侯，一受天命而兴周室。
”（《绎史》卷十九），他认为受殷命和受天命都是受命。
清儒陈奂说：“文王受命于殷之天子，是即天之命矣。
”②陈奂以纣王为天子，把殷命当做天命，来弥合两种说法之间的矛盾。
楚公家钟论略
楚公家鐘論略嬴泉摘要：本文對楚公家鐘的個別文字提出與以往不同的看法。
通過對傳世及出土的楚公家鐘的器形、紋飾、字體和銘文內容的細致分析與綜合考察，對這幾件編鐘的關係和性質作了初步判斷。
順便就與之相關的楚公逆（編）鐘和楚王酓章鐘等幾套楚系編鐘與古禮書的記載互相印證。
關鍵詞：楚公家鐘楚公逆（編）鐘楚王酓章鐘禮制楚公家鐘是目前所知時代較早的楚器，在楚系銅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論者頗多。
今以銘文內容、字形結合器形、紋飾，談一點不成熟的看法。
為了直觀，先將銘文各單字列表如下：先談我們對1.42鐘銘幾個字的看法。
，以往一般從于省吾（1966）“系鍚的繁體字”的意見，讀作“楚公家自鑄鍚鐘”。
又山西出土的楚公逆編鐘銘云“楚公逆用自乍（作）龢（和）鐘百肆”。
鐘銘之，諸家多認為是二字i，劉緒（2002）云，據諸鐘可見者，距鍚都很近，二者似為同一字，即鍚的異體。
李曉峰（2006）認為釋作“齊鍚”二字不確，從銘文辭例上看，也不通順。
主張乃一字，并將其與楚公家鐘的字相對應，認為上部所從即魯侯爵中的字的上半部分，其上部可能是“爵”的省形，而不是齊，下部所從，諸家均認為是“鍚”字，可信。
所以，這個字可以隸定作“”。
它應該是一個從“鍚”得聲的字，可能就是“觴”的異體。
“觴”、“鍚”均從“昜”得聲，故二者可以相通，在銘文中可釋讀為“鍚鐘”的“鍚”字。
舊著錄有一件楚公家鐘，拓本作：不難發現，“自”和“其永寶”四字與1.43基本相同，“楚公家”、“鐘”和“孫子”等字，基本與1.42同，只是除“楚公”外，其他字的方向不一致。
顯然，此銘主要是仿照1.42和1.43而作的偽，“鑄”和不知所本。
從這幾篇銘文來看，該部位相關之部分可能皆為二字合文。
1.42的木旁和昜旁共用金旁，當為鍚二字，在古文字中，木旁和禾旁經常通用，因此，即鉌字，從禾得聲，在銘文中讀為龢（和）。
龢字除常見的寫作外，亦可從音，如：璽彙3092余贎兒鐘（1.183、1.184）或直接寫作禾（可能即禾字，用作龢）：畱鎛（1.15）邾公鐘（1.102）因此，銘文和從金，亦不稀罕。
湖北省襄阳市第四中学2023届高三高考模拟(五)历史试题(解析版)
A.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家学说B.根源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
C.意在维护小农经济主体地位D.体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
【答案】A
【解析】
【详解】本题是多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次题干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时空是清朝初期。根据材料“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死刑次之，盗贼次之……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用足，礼义兴，不轻犯法，是去残去盗之本也。”可知，唐甄既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商业对国家富强的作用，体现了农商并重的思想，这属于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A项正确；唐甄的农商并重思想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无关，不符合题意，排除B项；保护小农经济只是材料的一部分，与题干主旨不符，排除C项；唐甄的农商并重思想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无关，与史实不符，排除D项。故选A项。
【详解】本题是单类型单项选择题。据本题主题干的设问词，可知这是本质题。据本题时间信息可知准确时空是：1911年（中国）。根据材料“鄂垣祸起仓卒。呜呼，川乱未已，鄂乱又起”并结合所学可知，1911年5月，四川发生保路风潮，清政府紧急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鉴于湖北防务空虚，湖北革命党人乘机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面临崩溃，A项正确；材料所述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并非农民起义，排除B项；1924年至1927年爆发国民革命，与材料不符，排除C项；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与材料不符，排除D项。故选A项。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模拟试题(五)历史
注意事项：
1.答题前，先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填写在试卷和答题卡上，并将准考证号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上的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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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①。其中 1993 年下半年第四次发掘, 64 号墓出土了整套编钟, 其中楚公逆钟铭文对研究西 周楚国历史和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 楚国的地位、周楚关系、西周的方伯制度关系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
这组编钟共八件, 均为甬钟。 标本 I11M 64: 93, 铸有铭文 68 字, 报告拟定的铭文是: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且 (祖) 考夫壬四方囗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囗休多禽囗囗 内 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和囗锡钟百囗楚公逆其万年囗用保囗大邦永宝囗”②。
第 17 卷第 2 辑 2002 年 6 月
பைடு நூலக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Co llection s of E ssays on Ch inese H isto rica l Geograp hy
V o l. 17, N o. 2 Jun, 2002
从楚公逆钟铭文论到西周的方伯制度
王 健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编辑部, 南京, 2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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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读“敷任四方首”, 义为祭祀高祖考所需用之物品分担予四方首领①。十分正确②。当时的楚 国已经是能够控制周边普通诸侯国的方伯,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左传》僖公四年的记载就很清 楚,“四年春, 齐侯以诸侯之师……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 寡人处南海, 唯风马牛 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也, 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实征 之, 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 东至于海, 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无棣。 尔贡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 无以缩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 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 敢 不共给。昭王之不复, 君其问诸水滨。”在周初, 楚人就已经臣服于周王朝, 其与周王朝的关系主 要体现在其向周王贡献祭视物品上。 而钟铭所记楚国作为方伯对其控制的四方国的控制也主 要体现在贡献祭祀物品上,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 臣服国向宗主国贡献祭祀当是体现臣服关 系的重要内容。 从《左传》可以看出, 楚国即使在春秋时期也没有完全否认对周王的臣服, 愿意 承担“苞茅不入”的责任。换言之, 楚人与周王的君臣关系还是存在的。但齐国能否对楚国拥有 征伐大权则令人怀疑, 一方面是因为齐在东土, 楚在周的南土③, 两国相距遥远, 齐国作为方 伯, 按《左传》所述的地区来看也管辖不到楚国。另一方面, 楚国早已经强大起来, 成为南土地区 的方伯, 拥有自己的四方首, 连周昭王的二次南征都没有达到目的, 怎么可能听命于齐呢?
二 楚公逆铭文与西周楚国的地位
近年来, 山西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 对山西省侯马市曲沃、翼城境内的天马—曲 村遗址的北赵晋国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 出土了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 为研究西周时期晋国及 其他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对于这些出土资料, 有关的发掘报告和研究已经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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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公逆是楚君熊鄂, 其先高祖, 按照《史记·楚世家》的记载, 排出直接为父子血缘继承关 系的楚国君位系统: 熊渠—熊延—熊严—熊徇—熊鄂。他们相应的关系是高祖父—曾祖父—祖 父—父—子。 所以熊渠是熊鄂的高祖父。 西周时, 人们在上溯祖先历史时往往最早到高祖, 最 典型的如 1976 年 12 月陕西扶风庄白村发掘的窖藏青史微家族器史墙盘⑥, 根据铭文的记载, 李学勤先生排出了史墙的家族的世系。 即青幽高祖—烈祖微史—乙祖—亚祖祖辛—文祖乙公 —丁公史墙—微伯 ⑦。
64 号墓的具体年代, 因铭文中有“楚公逆”, 显得比较清楚。郭沫若对早年出土的楚公逆编 钟的考证, 楚公逆即楚之熊 , 其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宣王之世③。 这说明, 至少早在西周晚 期, 晋楚已经有了交往, 它比文献中记载的两国交往最早在春秋早、中期大大提前④。
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以下简称《初释》) 对铭文作了初 步考释⑤, 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研究, 现在我们在《初释》对铭文考释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初释》在考释的基础上对铭文作了释文断句和意译。 为了方便研究, 现 录释文如下: “唯八月甲午, 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 夫 (敷) 壬 (任) 四方首。 楚公逆出, 求厥用祀。 四方首 休。多勤钦融, 内 (入) (享) 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龠禾齐锡钟百肆。楚公逆其万年寿, 用保 厥大邦。 永宝。”
关键词 晋侯墓 楚公逆钟铭文 方伯 四方首
一 方伯与西周政治地理格局
在承认西周存在以周王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中央权力的前提下研究西周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 必须首先搞清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 (格局) , 也有称“国土结构”, 或“天下格局”、“国土景 观”。这里说的政治地理结构应当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即国家的政治组织 形式; 二是政治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 将两者合称为政治地理 结构, 也有的学者称为政治格局。 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这一层面上看是: 以周王为 中央权力中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即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关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 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君承认周王的最高君主地位和政治统治, 但诸侯国内部有很大的自 治性, 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 从政治地理的层面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主要 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周王在这里统治天下四土 (四方)。然而,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 从政治 统治这一层面上说, 在周王与诸侯两级之间, 某些地区还存在着方伯这一层面。 方伯实际成为 介于二者之间的地方政治力量。
提 要 西周的方伯, 或称侯伯, 是介于周王 (周天子) 与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政治疆域内某 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 方伯的形成有两种途径, 一是周王朝授予, 如齐国; 一是自己强 大后造成既成事实, 或可能得到周王朝承认, 如楚国、徐国。 方伯出现在西周初期, 是商朝方伯制度 的继续。 方伯的存在使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从一开始在某些地区就形成了周王—方伯—诸侯的三级 结构。学术界长期忽视对西周方伯制度的研究。晋侯墓出土的楚公逆钟铭文为研究西周方伯提供了 珍贵资料, 结合文献, 对西周方伯制度的形成、特点、方伯与周王、普通诸侯的关系等作了初步研究。
④ 报告认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流亡至楚是楚晋的最早记载。 ⑤ 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考古》1995 年第 2 期第 170- 178 页。 ⑥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报简报》,《文物》1978 年第 3 期。 ⑦ 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 年第 1 期。 ⑧ 黄锡全、于炳文:《山西晋侯墓地所出楚公逆钟铭文初释》, 第 171- 172。
在周代的文献中, 方伯, 或称侯伯、牧。方, 四方, 即诸侯国, 伯,《尔雅·释诂》, 长, 是介于周 王 (周天子) 与一般分封诸侯之间的、对周王朝疆域内某些地区有征伐权力的一方诸侯之长①。 方伯的这种征伐权力往往是天子授予或承认的, 如齐国, 太公时就被授予征伐大权。 或可称为 方伯②。 作为方伯, 一方面, 本身是周王朝控制的一个地方诸侯国, 与周王有严格的君臣关系,
② 山西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第 10 页。
③ “逆”, 郭说本于孙诒让,“孙诒让释为逆, 谓即熊 。熊 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可从。郭沫若《两 周金文辞大系下·图录考释·楚公逆 》,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64 页。
“夫壬”,《初释》: 读为“敷任”, 意为分担。 这里的关键是对“四方首”的考释,“首”字, 原照 片、摹本初看似“眉”字,《初释》认为“细审则当释为‘首’。”“‘四方’金文多见, 泛指东西南北。 ‘四方首’即四方方国的首领、君主或四方部落酋长。 这里是指楚境内的四方”⑧。“夫壬四方
① 《曲沃曲村发掘晋侯墓地》,《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 月 10 日;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考古研究所: 《1992 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 年第 3 期; 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考古研究 所:《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第 1 期; 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 1994 年第 1 期; 张颔《晋侯臣斤簋铭文初识》,《文物》1994 年第 1 期; 李学勤:《晋侯邦父与杨女吉》,《中 国文物报》1994 年 5 月 29 日; 裘锡圭:《关于晋侯铜器铭文的几个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 年第 2 期; 山西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 1994 年第 8 期。另外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利用了晋侯墓的材料, 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 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 年第 12 期。
周王通过诸侯国君对诸侯国实行间接统治, 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统治关系; 另一方面, 其又 是周王册命的方伯, 地位高于周围地区的一般诸侯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周王朝并没有对 其控制的疆域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 所以, 方伯往往利用这种征伐大权, 控制周围的小国, 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范围。这样, 在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外又出现了新的 一层关系, 就是方伯与所控制的诸侯国的关系。方伯本来是周王朝为用来加强对僻远普通诸侯 国统治而封的。 但是, 由于方伯的存在, 周王朝对其政治疆域内小国的政治统治权实际上被分 割了。即, 周王不但不能对这些诸侯国内部实行直接统治, 就是对方伯控制的小诸侯国, 周王也 相当程度上失去了间接的政治统治权力, 而这些方伯则取代了周王的地位, 对其所控制的小诸 侯国实行类似于周王朝对自己的政治统治。显然, 周王朝作为天下最高统治中心的中央权力被 分割了。 原本周王—诸侯的两级政治统治关系在某些地区变成了三级, 即周王—方伯—诸侯 (周王朝—大诸侯国—普通诸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