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导读

《孙子兵法》导读——武经之圣典，兵家之绝唱一、《孙子兵法》的作者与成书《孙子兵法》（以下称称《孙子》）成书于春秋末期，作者孙武。

孙武的生卒年月，已难确切考证。

据欧阳修、宋祁等撰写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司马迁的《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孙武的祖先为陈国贵族后裔公子完。

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因避祸出逃到齐国，被齐恒公聘为工正。

后食采邑于田，故又为田氏，称田完，卒谥敬仲。

敬仲完四世孙为恒子无宇。

无宇二子，一为田恒，一为田书（《史记》中记为武子开与嫠子乞）。

田书事齐景公，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邑于乐安。

田书子名凭，字起宗，凭生武，字长卿。

公元前532年，田氏联合鲍氏，灭执政的旧贵族国惠子（惠栾、栾氏）、高昭子。

孙武为避难出奔吴国。

后经好友伍子胥引荐，被吴国阖闾委任为将军，辅助吴王称霸诸侯。

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

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

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勒兵乎？’……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

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关于孙武献书吴王的时间，后汉赵晔撰写的《吴武春秋·阖闾内传》明确记载是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

至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吴国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称雄中原。

由此看来，孙武大显身手的活动时期当在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482年。

孙武大约与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同为春秋末期人。

在吴“北威齐晋”时，已是阖闾之子夫差当政。

夫差昏聩，子胥被杀，孙武后来则不知所终。

所幸的是孙武为后人留下一部不朽的兵学著作《孙子》。

《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的杰出代表，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文精悍，内容博大，意境深远，极富哲理性，问世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被奉为“武经之首”。

直至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孙子》仍大放奇光异彩，对现代军事理论研究和军事实践仍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它的基本原理和思维方式早已渗透到非军事领域，在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商务谈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借鉴和应用。

2500多年前的孙武何以能写出《孙子》这样一部不朽的传世兵书呢？时势造英雄，我们不妨从孙武生活的时代背景中来探究其中奥秘。

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正是新旧制度转换、新旧势力递嬗的时代。

铁器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广，加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某些大型水利灌溉设施的出现，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

伴随着私有土地的出现，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关系逐步形成。

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动，旧的“礼、乐、刑、政”很难照样维持下来了。

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夺权斗争相互交织，此起彼伏，演化为各式各样的战争。

春秋末期的兵器、作战样式、谋略的使用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军制的变化最为明显。

甲士和车战的地位下降，徒兵和野战日益重要。

频繁、多样的战争，需要先进的军事理论指导，同时又为军事理论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经验素材，推动着兵学理论的发展。

起初，由于受周礼的制约，兵家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的思想。

战争的实践嘲笑了这个无知的理论。

后来，管仲对“仁义之兵”加以修正和发展，提出了“节制之兵”，强调“尊王攘夷”，严明军纪，以威严慑服敌国。

春秋末期，“仁义之兵”的思想理论完全动摇了，孙子适时地提出以“诡道”取代“正道”，把“节制之兵”发展为“权诈之兵”。

中国古代兵学理论源远流长，早在孙武之前，就有专门性的兵书流传，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军志》、《军政》、《令典》、古《司马法》等。

《孙子》成书难免受其影响。

除了《孙子》直接引用了《军政》里话之外，《军志》中所言的“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之类的话，与《孙子》中所说的“归师勿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五事”以“道”为首等，在含义上都比较接近。

另外，先于孙武或与孙武同时代的兵学家们的军事思想也为孙武撰写《孙子》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有益启迪。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刘康公的话：“国之大事，在礼与戒”。

这与《孙子》开篇语：“兵者，国之大事”相合。

《韩非子·难一》中晋大夫狐犯的话：“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这与《孙子》中“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相呼应。

大约与孙子同时的申包胥在《国语·关语》中提出的“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与《孙子》提出的将师应具备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相通。

姜太公确立的齐国兵学传统，到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得到弘扬光大。

到齐恒公时，管仲实行军事改革，齐国的军事实力大增，成为当时诸侯国的霸主，尊土攘夷，尚武崇智之风盛行，并逐步形成为社会传统。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著名的军事家在齐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精彩的军事理论著作纷纷面世。

先秦许多兵书，诸如《管子》、《司马迁》、《六韬》、《孙膑兵法》等皆出自齐人之手。

这样的兵法之国的特殊环境，加之孙武本人出身于军事世家，为孙武成长为军事理论家，创作《孙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和良好条件。

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和无神论到春秋时代已形成一股进步的社会思潮。

以前是“天命”、“鬼神”统治社会，而今却有人断言：“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原来卜筮是传达“天命”的，这时却有人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过去认为吉凶祸福是鬼神决定的，现在有人则提出“吉凶由人”和“妖由人兴”的见解来。

《孙子》关于“道”、“仁”、“与众相得”观点，以及“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的思想的提出，正是对上述朴素唯物论和迷信天命鬼神的唯心论斗争作出的科学结论。

另外，以《老子》一书为代表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孙子》的兵家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老子》揭示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对立的方面，如正与奇、弱与强、实与虚，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等命题，并洞察到对立面的转化，如“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老子》既是一部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稍后于《老子》的《孙子》在某些方面汲取和发展了《老子》的军事思想。

总之，《孙子》的诞生，来自于丰富多样的军事实践，悠远的兵学理论渊源，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影响，浓厚的尚武崇智的文化的薰陶。

二、《孙子》研究专题一般说来，《孙子》的研究大致包括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文献性研究、《孙子》军事理论研究和《孙子》非军事应用研究三个组成部分。

关于孙子其人其书文献性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孙子》作者及成书；《孙子》版本流传；《孙子》文字校勘；《孙子》注释、通解及翻译；有关孙子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等。

《孙子》军事理论研究，包括《孙子》自身军事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部分内容。

前者主要研究《孙子》本身所包含的军事思想，包括它的战争观、战略战术思想、治军思想、军事哲学思想、军事论理、军事心理、军事经济思想等。

后者则是介于《孙子》自身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一种更直接指导实际斗争的理论研究。

如《孙子》与当代中国外交策略、《孙子》与中国入世之对策、现代战争对《孙子》的修正与发展、《孙子》人才观对大学生的启迪等。

《孙子》的非军事应用研究，是指将《孙子》的某些军事原则和谋略方法应用到军事领域以外的其它社会领域，以指导人类和平和发展为目的研究。

诸如经营管理、体育竞技、市场竞争等。

以下本文尝试就《孙子》研究的某些方面做点探讨。

2.1 《孙子》的战争观战争是人类不同利益集团通过武力方式化解彼此矛盾和冲突的途径选择。

它与人类文明的进化相生相随，实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缓解，战端此起彼伏。

在中国，武力成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最后保证。

所有关注人类文明命远的人们不能忽视战争问题。

了解《孙子》的战争观，对于我们思考战争问题大有裨益。

《孙子》十三篇的主题思想就是讲为什么要研究和把握战争以及如何研究和把握战争。

《孙子》开宗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

这也就是说，战争关系事关国家存亡、民众死亡，任何有理智、负责任（有“道”、讲“仁”）的统治者、决策者不可能不高度重视对战争的谋划、运筹。

孙武的家世及其本人的战争实践使他直接体验到战争给社会生活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性，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历史必然性。

由此，孙武强调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把握和处理战争这一严酷的现实，即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慎重地对待战争。

为了国家利益，“安国全军”（火攻篇），战争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进行“五事”、“七计”（计篇）的衡量和比较，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等诸方面出发，分析敌我双方实力的强弱等情况，认真权衡战争与否的得失，把握全局，遵循“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样的基本原则。

慎战并不意味着不要战争，战争是一把双刃剑，稍有不慎，使用不当，会落个玩火者自焚的下场。

因此，孙武指出要辩证地把握战争的双重性，既知战争之利：“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事篇），又晓战争之害：“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重生”（火攻篇），即“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九度篇）。

孙武坚决反对那种缺乏政治头脑而置国家安危民众性命于不顾的“浪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

国君应忠于国家利益，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

将师不可以感情用事，应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为了国家利益，对国君的错误命令可以不执行：“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地形篇）；“合于利而动，不合利而止”（火攻篇）。

战与不战以及如何战的最高依据是国家利益，即“唯民是保”、“安国全军”，对此，孙武提出忠告：“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篇）。

凭借战争维护和扩大国家的关键在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是既有客观的因素（如实力大小、“天”、“地”）又有主观的因素（“庙算”正确与否）、既有内部因素（如“上下同欲”、“将能而君不御”等），也有外部因素（如“合交”），实际上战争实质上是敌我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

在对“五事”、“七计”考察的基础上，孙武进一步地提出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他看到了战争与经济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即敌我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双方经济实力的较量（当然不完全排除“庙算”等谋略的作用）。

战争以经济为资本的，大国之间的争霸，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补给、武器装备等）作后盾，是无法启动战争的：“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

战争离不开经济的驱动和支撑，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纵观古今中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实难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故如有战事，其前景也就大致可以如此预测：“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