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制度的利与弊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利与弊
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由国家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计划，为失业、疾病、工伤和年老者提供经济援助（社会福利）。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在其发展史上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由此建立的福利制度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危机，我们应对此作一分为二的分析。

一、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优点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

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

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

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

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

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

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
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

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

另外，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

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弊端
第一，失业危机。

实现充分就业是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

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

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

第二，财政危机。

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

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

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

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
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覆盖面过广，享受人数过多，费用也极度庞大，使得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引起财政状况恶化，财政危机就这样造成了。

第三，老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

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

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

再加上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过于全面的社会福利，一方面福利开支过大，另一方面，老年人死亡率大大下降，福利开支进一步加大。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普遍贫穷，突出表现为效益的失衡。

高标准的福利是向企业和个人征税维持的，因此也就给企业造成了沉重负担，同时，劳动力成本也居高不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因而许多跨国公司不断地将资本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

这更进一步减少了福利国家的税源，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这又成为福利国家的另一个怪圈，高额的福利支出要求有高额的税收作为保证，而高额的税收造成的资本转移又减少了税收总额，使高额福利支出难以为继。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

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第六，制度危机。

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论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

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还将导致福利诈骗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