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学著作中

浅谈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他在行政管理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那么，官僚制是什么制度呢？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没有权威的组织是无法实现组织目标的。

他指出，权力和权威是不同的，权力是一种无视人们的意志，逼迫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是人们在接受命令时自愿的一种心态。

正是根据这种权威合法化的方式，他对不同的组织类型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有三种合法的权威，由此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即“神秘化的组织”、“传统的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的组织”。

第三种组织韦伯把它叫做“官僚制”并且认为这也是最适宜的组织形式。

所谓“官僚”，是指这种组织的成员是专门化的职业管理人员而言，并不含有一般语境中使用“官僚”一词的贬义。

为了避免误解，有些学者把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改称科层组织。

韦伯认为，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组织是对大规模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管理在基本形态。

韦伯指出，在这三种组织类型中，只有传统组织和官僚组织才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

个人崇拜组织与这两种组织差异极大，它可以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无法建立一个新世界。

因为无法保持领袖人物魅力
的弥久弥新，或者领袖人物隐退去世等等，个人崇拜组织从诞生起，衰败也就不可避免。

例如宗教组织在其创立时必须依赖于领袖的神圣光环，但要将信徒对领袖的顶礼膜拜常规化，一旦形成了教义和规则，它就开始转变成传统组织。

古代王朝的创立时期，常得益于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们信赖他那种拯救社会的神力，对乌托邦式美好世界的追求形成对领袖的拥戴，并焕发出“打江山”的动力。

而一旦转入“坐江山”，就得实现权威的转变，把神力变成传统，制定典章制度，个人崇拜组织随之平凡化，变成传统组织。

传统组织与官僚组织在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两者实质有很大不同。

在官僚组织中，由制度规定组织层级、部门划分、职位设置、成员资格，能够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节制体系和部门结构，组织成员是否胜任仅仅取决于他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对组织领袖的个人忠诚和个人依赖。

传统虽然也有规章体系，但它的典章来自传统习惯，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关系、喜好偏爱、社会特权的基础之上。

所以，传统组织中有法律制度，但不可能有法理权威。

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组织的司法是不规则的，组织运行缺乏工具理性。

因此韦伯鉴于神秘化的组织和传统的组织的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化—合法化组织”的组织类型，即官僚制。

他认为在这种组织中，权威的基础是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人们对权威服从是因为有了依法建立的等级体系。

被领导者对权威的遵从实际上是对组织规则的遵从，在赢得服从这一点上与领导者个人的品质、能力、学识关系不大；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在
法律地位上是一律平等的关系。

因为都是要受到组织规则的约束。

因此在韦伯看来，只有这种与合理合法权威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是“理想的官僚制”。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迎合并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进程。

一方面，官僚制满足了工业大生产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复杂化的需要。

其在精确性、快捷性、可预期性等方面是其他社会组织形式所无与伦比的。

另一方面，它以非人格化、制度化的特征而得到科学理性时代的文化认同。

而这些都是对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下级对上级的人身依附、官员决策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等弊端的纠正，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当然，官僚组织自身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于这种缺陷，韦伯曾毫不客气的指出，家长制组织和个人崇拜组织问题更大，人们在管理社会时当然可以选择不同方式，要么是官僚组织，要么是外行治理，别无他途。

时至今日，人们对官僚组织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了，但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现实中的管理运作，还是在书斋里的理论探索，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我们都无法跳出韦伯的组织模型窠臼。

中国的官僚制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压根儿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由于都采用官僚制这个词汇，导致在相当一些书籍中，对韦伯式官僚制产生了中国式误读。

中国式官僚制，产生于古代大一统专制国家。

从战国开始，随着各诸侯国国内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中国式官僚制就开始形成，而且经过两千年发展演变，使中国的官僚制高度成熟，有一套自己独有的组
织规则和运作机制。

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封建社会的组织模式，它建立在专业分工和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完全排斥情感因素，以社会平等为前提。

官员的级别差异，来自于知识和技能的不同，而与人的身份地位无关。

一般情况下，学者都能区分中国式官僚制和韦伯式官僚制。

中国式官僚制，其社会基础是等级制，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世袭制因素。

它的实质，是按人的身份差别区分官僚等级，建立在法外特权的基础上。

这种组织的运行，归根结底是人治型的。

这种组织也有法律制度，但法律制度是不规则的，受君主以及特权享有者的任意支配。

而韦伯式官僚制，其社会基础是人格上的平等。

官员的级别差异，同担任职务的人员无关，只是一种组织上的等级差异。

它的实质，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中国学者由于历史的根源在作祟，长时间的耳闻目睹，司空见惯，对于中国式官僚制有着一种下意识的认同，把“官僚制”认为是一个贬义词，在阐释韦伯式官僚制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加以“中国化”的理解。

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专制化的政治体制。

在专制化的政治体制下，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官僚机构的设置都是以统治者大权独揽为目的；其次，等级化的权力配置。

传统官僚制组织拥有大批官员，他们权责明确，职位权力按等级依次排列；再次，集权化的组织结构。

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时代，崇拜权威是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传统官僚制组织十分看重基于权力的强制性力量和权威性荣耀。

级别越高，权力越大，权威也越高。

在下
阶权力面前，上阶权力具有绝对权威性，下阶权力的权威和荣耀一概被上阶权力所覆盖。

最后，差序化的官场生态。

为了便于统治，封建官僚阶层创设了诸如君臣、官民、夫妻、父子、老幼、上下等具体关系范畴。

构建起明君、良相、贤臣和顺民的政治“和谐”关系，进而创设出“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的“礼治”。

形式化的官僚作风。

此外，科举考试可以说是中国官僚政治的独有产物，是帝王祛除知识分子威胁统治的重要工具。

历史地看，传统官僚制是适应农业社会和封建时代的完备而成熟的政治组织模式，正因为中国传统官僚制如此完备，所以才奠定了中国在农业时代长期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地位。

然而，时过境迁，传统官僚制无可避免地成为批判的对象。

比如，同样是对韦伯式官僚制的批评，西方学者主要着眼于官僚制的非人格化和专业分工，而中国学者则往往强调官僚制的等级结构和效率低下。

殊不知，身份等级和效率低下，恰恰是中国式官僚制的弊端，而韦伯式官僚制，恰恰以身份平等和效率优势取胜。

中国学人由此出发对韦伯的批评，刚好是打错了板子。

再进一步，西方学者提出改造官僚制，突出以人性化改造官僚制的理性至上；而中国学者提出改造官僚制，突出以法治体系代替人治体系。

这样理解韦伯的官僚制，难免南辕北辙。

因此，中国有不少学者，特别是社会学界，在谈到韦伯式官僚制时，往往采用“科层制”来表达。

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官僚制误解的校正。

但科层制这一译名，并不符合bureaucracy的原意，在一定程度上出
现了异化现象。

因此，需要指出的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在理解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时，难免会附加一些本民族历史渊源的情愫在里头，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摒弃官僚制，反对官僚制的原因。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将好的国外的理论结合自己的本国实际加以考察后，在结合经验与实际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从而更好的实现政府管理，国家建设。

学生：张娇
学号：201010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