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兼”“别”之分论墨家与儒家思想之差异

从“兼”“别”之分论墨家与儒家思想之差异

摘要本文将通过对墨家主要思想内核的“兼相爱”、“尚同”、“尚贤”论述以及与儒家思想核心的“仁爱”观的比较，探索墨家学说的思想内涵及当代意义。墨家学说作为先秦显学之一，其提出的很多政治和伦理道德学说在当时及现今社会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兼相爱仁爱尚贤尚同儒墨之辨

墨学作为与儒学并立的先秦两大显学，与儒学有着一样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具有难能可贵的现实意义。

“墨家者流，盖出清庙之守。”由此可见，墨家一派的起源和儒家一样与礼仪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在《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之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因此我们儒墨可以说是同源异流的。下面主要从墨家的“尚同”“尚贤”“兼爱”核心内容来简单阐述墨家的思想概况、儒墨之分、及墨家学说的当代意义。

一、以“尚同”“尚贤”“兼爱”为核心的公共功利主义思想

我在论述墨家思想之时之所以要在定义功利主义之时

前面加一个“公共”限定，其实是为了我们把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功利主义混淆起来。墨家功利主义不是西方所谓那种以个人的最大幸福为出发点的功

利主义而是一种始终把集体公共利益最为最高出发点的功利主义。它实现利益的道路与西方所说的功利主义是完全相反的两条道路，前者实现利益是有个人到集体而墨家是由集体到个人。它的提出完全是由于墨家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动荡民众疾苦。墨子认为出现这些状况的原因是社会成员之间“不相爱”，人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因此，只要人们“兼相爱”，天下就会得到治理，而达到人人“交相利”的社会。

墨家的最终理想是要达到“君臣父子皆能慈孝”的“天下之至道”，现实操作层面有两条路可以走，就是“尚贤”和“尚同”之路。墨子认为“尚贤”是为政之本，要使国家富足安定就要使国之贤良之士富足、显贵，尊重他们，这样国家贤良之士就会多起来。而“尚同”更多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教化方面来说，《尚同》三篇的核心就是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道德十分评判标准，这样人民思想才能统一，天下得到治理。这里墨家的“尚贤”虽然讲的人才选拔，选用贤能之士，但其侧重和思想内涵是跟儒家不同的。“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及“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这里体现了墨子选择贤士跟儒家不同侧重于个人品德和个人出身，墨家在乎的是“能”，即“事能”，墨家更看重贤能之士的才能而非品德，当然墨家也重视品德修

养。这也决定了儒墨对于自然科学及怀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的态度，儒家视那些技术为“奇技淫巧”，可见其贬低之意。在儒家那里关乎技术的学说连“小学”都算不上，而墨家恰恰是非常重视这些技术的。这里还体现了儒墨的一个不同就是刚刚提到的墨家选官不在出生的兼爱思想，这与儒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的重视宗法血统出身是极其不同的，体现出了墨家平等的平民思想。墨家的思想最体现平等的是就连最高统治者的天子也“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中》）这些平等思想在当今社会来看，是墨家思想超越儒家思想之处，是儒家思想远远不能比拟的。

二、墨家公德与儒家私德之区分

我在这里讨论的公德与私德只是一个中立名词，，并无任何褒贬之义。儒墨两学派最大的不同源于各自学说核心的“仁爱”与“兼爱”之不同。儒家的“仁爱”是推己至人的一种实践过程，而墨家的“兼爱”则是“爱己”与“爱人”同时展开的一种活动。儒家“仁爱”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以及孟子主张的“仁、义、礼、智”（《孟子?公孙丑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仁爱”思想就是一种建立在以“我”为中心的私德伦理道德规范之上。个人私德于社会公德具有先天优先性。“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就是“修身、齐家”。服务公共利益是在个人私德完善的前提下展开的。

虽然儒家耻于言利，但在实际生活之中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之时儒家的行动选择与其耻于言利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儒家往往会在行动中选择前者。儒家仁爱是有先后等差的，其先后顺序就是“亲亲”而后“仁民”最后“爱物”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就是儒家面临现实选择时的指导原则。下面这则孔子关于“父攘羊而让子证之”的例子中更能看出儒家重视私德。当父亲攘了羊儿子该作何选择时，孔子给出了他的回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由此观之，儒家所提的道德伦理规范没有客观性和普适性，完全依行动主体的“我”所处的环境而变化。从这里又引出儒家“仁爱”思想的核心即是“孝”，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儒家伦理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私德伦理规范，就像前面论述过的儒家的“仁爱”是有亲疏远近，高低贵贱之分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着，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孔子所讲的仁爱先从“爱己”和亲人开始，然后退而广之。即“先爱己”而后才能“泛爱众”。这些并不是说儒家并不注重公德，只不过他们的公德是在私德建立的基础之上的，通过私德推广，最后使关于

自身修养的私德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社会公德，简而言之是使私德公德化达到理想的大同社会。

与出身于士族的儒家弟子不同，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出身于平民而且一身处于劳动之中，他主张的仁义道德在本质上与儒家所讲的“仁义”相去甚远。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出身于士族的儒家更多地是利益既得者。虽然两家的目的是要稳定社会发展生产，但儒家更侧重于维护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宗法礼治社会，而墨家大部分出身于社会底层，有很大一部分是手工业者，他们有不同于儒家的经济基础，他们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公德伦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公德社会是有启示意义的。实现墨子所言的“交相利”的理想。我们可以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入手。在国家交往中我们应以“非攻”为交往原则，在人与人交往中我们该以“兼相爱”为处事原则，其实两点可以合为一点即“兼相爱”，“非攻”不过是“兼相爱”在国家交往层面的具体体现而已。“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兼爱上》）墨子观察动乱所起的原因认为就是人们只知“自爱”所以“亏人自利”而别相恶，就像儒家主张的“爱有等差”人们优先“自爱”。因为我们只有“兼相爱”才能消除动乱，人民幸福。那么“兼相爱”该如何具体做呢？墨子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