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计划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计划

《自然辩证法概论》读书报告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酝酿和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是人类实践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以沉痛的代价换来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多种学科的专家学者经过20多年的共同探讨和研究而总结出来的认识成果。

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动因，就在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存在。

所谓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的干预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以及对经济本身的影响。

然而,可持续发展问题并非自今日始，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有了人类经济活动，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一．古代中国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我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的周代，这种思想就已萌芽。

“易传”的作者综合庄子的“顺天”思想和荀子的“制天”思想，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即“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

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既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又要注意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改造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系，以符合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

自秦以后，历代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先秦诸子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

例如，扬雄的《太玄经·玄莹》、王充的《论衡》、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

这些著作都从不同方面把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了中国古代朴素的生态观和经济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

与此同时在周代，我国开始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且有了这方面的法令。

如周文王时期（约公元前1150年）颁布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天赦”。

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令。

据《吕氏春秋》记载，周朝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如《四时之禁》规定：“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缪；缳纳置罦不敢出于门；罟不敢入于渊”，意思是不在规定的时间，不准砍伐山林；不准割草烧灰；不准滥捕鸟兽；不准下河捕鱼，以利于动植物的生长繁殖。

到了秦代，则有了形式更为完备、内容更为翔实具体的环境保护法令，如《秦律·田律》就有若干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文，条文规定每年春季2月至夏季7月的这段时间内，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准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鸟卵；不准用药物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鸟兽的网罟和陷阱等；并规定了对违犯禁令者的处罚措施。

二．近代马克思辨证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过“可持续发展”这个名词，但对这个问题，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具体思想。

（1）人和自然密切相关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早提出了这个思想观点。

他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马克思还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自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2）人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物质变换的关系。

人的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马克思指出：“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象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

”强调要“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马克思谈到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描述了工业对水体的污染：“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

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

三．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是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思想觉醒和复苏的一个世纪。

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深切反思和热切关注。

18世纪初工业革命以前，环境问题处于萌芽阶段。

当时工业生产并不发达，由工业生产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不突出。

自工业革命后，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全球人口膨胀和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很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热”。

各地的发展主要是按经济增长来定义的，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为根本目标。

一切目标围绕经济增长，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是社会发展了。

人类在创造了空前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为此却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环境代价，环境问题随之恶化，并从局部地区向全世界蔓延。

西方发达国家环境公害事件接连不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全球性规模的大气、海洋、陆地污染以及生态破坏，已成为危及人类当时和未来的严重问题。

全球日益突出的环境危机，把人类推向了历史抉择的关头，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健康和持续发展。

痛定思痛，迫使人类开始反思和总结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努力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1）早期的反思——《寂静的春天》20世纪中叶，随着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特别是西方国家公害事件的不断发生，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Karson）在潜心研究美国使用杀虫剂所产生的种种危害之后，于1962年发表了环境保护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

她向世人呼吁：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发展道路容易使人错认为是一条舒适、平坦的超级公路，而实际上，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岔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以保住我们的地球。

但这“另一个岔路”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卡逊没有确切地提出，但作为环境保护的先行者，卡逊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自身行为和观念的深入反思。

（2）一服清醒剂——《增长的极限》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

它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和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国际社会对人类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在现有全部知识的基础上推动采取能扭转不利局面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

受俱乐部的委托，以麻省理工学院D.梅多斯（Dennis.L.Meadows）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

报告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基本关系。

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如果目前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

也就是说，地球的支撑力将会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将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

因此，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

《增长的极限》一发表，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该报告在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同时，因其反增长的观点而遭受到尖锐的批评和责难。

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学术之争。

一般认为，由于种种因素的局限，《增长的极限》的结论和观点，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

但是，报告指出的地球潜伏着危机、发展面临着困境的警告无疑给人类开出了一服清醒剂，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增长的极限》曾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环境运动，其中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3）全球的觉醒——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共同讨论环境对人类的影响问题。

这是人类第一次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的事务议程。

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宣布了37个共同观点和26项共同原则。

作为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意义在于唤起了各国政府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觉醒和关注。

它向全球呼吁：现在，我们在决定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会给地球环境造成巨大而无法换回的损失，因此，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是世界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艰巨责任，也是人类的紧迫目标，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为着全体人民及其后代的利益而作出共同的努力。

尽管大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粗浅，也尚未确定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途径，尤其是没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和责任，但它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向环境问题挑战的进军号，使各国政府和公众的环境意识，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3）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我们共同的未来》20世纪80年代伊始，联合国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land）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以制订长期的环境对策，帮助国际社会确立更加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经过3年多的深入研究和充分论证，该委员会于1987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经过充分论证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报告将注意力集中于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在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报告深刻地指出，在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制约。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一条只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条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人类共同进步的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里没能提供答案的“另一条岔路”。

布伦特兰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的角度引导到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相结合，体现了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认识上的重要飞跃。

（5）重要的里程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ECD）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共有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