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时期的单铜尊

论商周时期的单铜尊一、发现与分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知的单■铜尊共11件。

其中出土时间、地点明确的考古发掘品4件，时间、地点不明的传世收藏品7件。

现分别介绍如下：1975年，湖北随州羊子山发现一批4件青铜器，其中1件为觚形单■尊。

该尊高19.5厘米，口径17×18厘米，底径12×13厘米，腹深16.5厘米，器内底铸两行八字铭文：“噩侯弟■季作旅彝”[2]。

1976年，陕西宝鸡竹园沟■国墓地四号墓出土1件（BZM4∶1）。

该尊通高22.1厘米，口径19.1×19.5厘米，腹深18厘米，腹径13.8×18.8厘米，重2.15千克，尊底铸有两行六字铭文：“■季作宝旅彝”[3]。

1982年，江苏丹徒大港磨盘墩遗址春秋墓出土1件（82DMM1∶1）。

该尊通高39厘米，口径34.5厘米，腹径24.1厘米，重7.5千克[4]。

2012年，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1件（M1∶1）。

该尊高25.8厘米，口径20.2厘米，圈足径14.2厘米，重2.7千克，圈足内壁铸五字铭文：“亚共庚父丁”[5]。

刘雨、汪涛编著的《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收录1件。

该器曾在1935—1936年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展出，通高21.3厘米，器身铸有三字铭文：“作旅彝”[6]。

容庚编著的《商周彝器通考》收录1件[7]。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编著的《殷周青铜器综览》收录5件此类铜尊： 1件为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口径17.3×18厘米，高19厘米，铸有两行五字铭文：“■赤作宝彝”；1件为美国纽约Dr. Arthur M. Sackler收藏，尊高20厘米；1件为故宫博物院藏品，器高22.5厘米，铸两行九字铭文：“■司土幽作祖辛旅彝”；其余2件出处不明，其中1件器高23.7厘米，铸三行九字铭文：“■作父癸宝尊彝，用旅”，另1件器高19.6厘米，铸“■作旅彝”四字铭文[8]。

二、型式与年代根据足部形制的不同，这11件单■铜尊可分为两型：A型侈口，深腹，圈足，形似觚，故称“觚形尊”，10件。

根据腹部形制不同，分为三式。

Ⅰ式：腹部略鼓，圈足较矮，■位于腹鼓处，2件。

以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出土的“亚共庚父丁”尊为例。

该尊喇叭状口，方唇，深腹略鼓，圜底，圈足外撇。

腹部饰圆雕牛首纹半圆形■，腹部上下各饰两道凸棱。

凸棱之间突起宽带状纹饰一周，中间纹饰两组，各组纹饰正中起扉棱，两侧饰夔龙纹。

夔龙圆目，粗线条体现出卷曲象鼻，尾上翘（图一，1）[5]。

刘军社、任雪莉认为该器属西周康王时期[5，1]，但该器与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的C型Ⅰ式铜尊（戚家庄M269∶14）形制相似[9]，两者时代应大体同时，即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三期。

Ⅱ式：腹微鼓，呈筒状，■位于腹鼓处略偏上，2件。

以《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收录的“作旅彝”尊为例。

该尊喇叭状口，方唇，筒状腹微鼓，圜底，圈足略外撇。

腹部、圈足各饰简化龙纹带一周，腹部上端另饰两道凸弦纹（图一，2）[6]。

该式与《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C型Ⅳ式铜尊（GM93∶1）形制相似[9]，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青铜器第四期。

Ⅲ式：垂腹，圈足较矮，■位于腹部略偏上，5件。

以1975年湖北随州羊子山出土的“噩侯弟■季”尊为例。

该尊喇叭状口，方唇，深腹下垂，圜底，圈足外撇。

腹部饰龙形半圆■，腹部饰四道凸弦纹，圈足饰一道凸弦纹（图一，3）[2]。

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早期。

Ⅳ式：鼓腹，1件，1982年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M1出土。

该尊器形模仿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器物，喇叭状口，方唇，鼓腹，腹部与颈部、圈足分界明显，平底，圈足略外撇。

■位于颈部，颈部、圈足各饰两道凸弦纹，腹部以雷纹为地，上饰乳钉纹（图一，5）[4]。

该墓年代为春秋初期，铜器的铸造和使用年代应略早于墓葬年代，即大致相当于春秋早期或西周晚期。

B型四足尊，1件，1976年陕西宝鸡竹园沟■国墓地M4出土。

该尊（M4∶1）喇叭状口，束颈，垂腹外鼓，平底微圜。

腹下承接四扁形虎足，虎足微向内敛。

颈下饰两周弦纹，腹侧饰兽首■，腹身中部饰一周夔龙、凤鸟纹，与单■对称腹侧有一隆起的兽首（图一，6）。

竹园沟M4年代为西周昭王晚期[3]，铜器铸造和使用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此。

三、相关问题（一）起源关于单■尊的起源问题，学界已有关注。

任雪莉女士认为，宝鸡地区是具■铜器的一个重要起源地，石鼓山M1出土的“亚共庚父丁”尊及竹园沟M4出土的■季尊是受到西北地区羌戎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1]。

甘青地区如马家窑、齐家、四坝、卡约等诸考古学文化虽然发现有不少的带■类陶器，但中原及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开始，也已经出现一系列包括鼎、罐、■、杯在内的单■类器物，因此，单■铜器的起源是否受西北地区姜戎文化影响而产生，以及单■铜器是否起源于宝鸡地区，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单■尊作为尊类器的一种形式，与不带■的尊同源异流，追溯单■尊的起源，应该由尊及其它单■类器物入手。

目前发现的单■尊，尊体基本为无肩圆尊，即俗称的“觚形尊”。

此类铜尊因器形与铜觚相似，故名。

殷墟出土的时代相对较早的觚形尊为殷墟戚家庄M269∶14[9]，该墓为殷墟文化三期偏早阶段的典型墓葬；河南罗山天湖M28出土的觚形铜尊略早于戚家庄M269∶14，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二期[10]，据此分析，觚形尊出现的时代应不早于殷墟文化二期。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罗山天湖商墓还出土一件单■陶尊（图二，3），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文化三期[10]，说明单■尊在殷墟文化三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息族墓地已经出现。

此外，湖北盘龙城遗址杨家湾M17出土的单■铜觚[11]，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件斜角雷纹单■铜觚[12]，以及殷墟出土的单■铜鼎（图二，2、4）、象牙觚（图二，5）[13]，说明单■的设计风格至少在商代中期已经开始逐渐出现在除爵、角、■、■等常见单■器物以外的其它类型器物上，而偃师二里头遗址一期（图二，1）[14]、夏县东下冯遗址一期发现的单■陶鼎[15]，说明单■设计的源头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单■铜尊是在觚形尊的基础上腹部附加单■而成的，其出现时间应不早于殷墟文化二期。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期的单■铜尊，除腹部一侧置■外，与■对称一侧的腹部往往有一处微微鼓起的圆钮状装饰，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司土幽作祖辛旅彝”尊（图三，2），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的“■赤作宝彝”尊，《殷周青铜器综览》收录的“■作父癸宝尊彝，用旅”尊（图三，1）。

此类圆钮状装饰，由于数量较少且分散，尚未引起学者们注意，但对于我们探讨单■铜尊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现有材料可知，除上述几例单■铜尊外，此类圆钮状装饰还出现在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陶器上，如甘肃永昌鸳鸯池墓地出土的单■带流罐、单■带流杯等[16，17]。

鸳鸯池出土的单■筒形杯单■高出口沿，器身对称一侧饰人面形圆钮，五官清晰（图四，2、4）；单■带流罐出土6件，其中M26∶4、M140∶1（图四，1）、M168∶8（图四，3）三件，与单■对称一侧腹部有流，但只有M140∶1的流是穿通的，而M19、M37、M52出土的三件，与单■对称一侧腹部装饰乳钉状的象征流。

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的遗存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洮河、湟水、渭河等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西北至河西走廊的酒泉境内，东边可达陕西陇县境内，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16]。

这一区域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之后，与中原地区夏商纪年范围大致相当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带■类器物仍然十分发达。

中国早期青铜文化时代，西北地区的马家窑、齐家、四坝诸考古学文化地处欧亚草原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陶寺、二里头及殷墟等诸考古学文化之间。

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欧亚草原东部最早的青铜文化之一，其典型器物包括弧背刀、套管空首斧、马头刀、倒钩铜矛等[18]。

倒钩铜矛是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冷兵器，其形制为：蕉叶形刃，叶尖浑圆，叶中部有脊，脊两侧有片形翼，有銎，銎与刃部结合处有钩刺。

此类铜矛分布范围很广，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罗斯托夫卡墓地，阿尔泰山北麓的恰雷什（Charysh）河、额尔齐斯河地区，以及我国境内的甘肃、青海、陕西、河南、山西等地皆有发现（图五）。

中国境内发现的赛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以山西省工艺美术馆收藏的时代最早，约相当于陶寺文化中晚期（前2100—前2000），山西博物院收藏的时代略晚，约前2000—前1900年，青海沈那齐家文化遗址、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及青海大通县文管所、甘肃省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南阳市博物馆收藏（0234号）的倒钩铜矛，时代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含新砦期，约前2000—前1750年），南阳市博物馆收藏的0233号倒钩铜矛的年代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前1735—前1530年），殷墟出土的倒钩铜矛时代最晚，为殷墟文化时期（约前1300—前1100年）[18]。

以倒钩铜矛为代表的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青铜器在中国的发现，说明中国最早的冶金术可能来自欧亚草原文化，且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交流。

高江涛认为，赛伊玛—图尔宾诺倒钩铜矛经天山北麓三大河流通道进入新疆，向东传播，经河西走廊中转，以齐家文化为中介，逐渐作为文化因素的代表器物继续向东影响，北达包括鄂尔多斯地区在内的晋陕高原，东南经关中到达中原腹地及丹江流域[19]。

中原地区商周单■铜尊及腹部圆钮装饰的出现，应该与赛伊玛—图尔宾诺青铜文化向中国西北及中原地区的传播有关，是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单■带流陶器与中原地区商周青铜礼器文明相融合的产物。

（二）用途尊的用途，自宋代以来即定为盛酒器，用于祭祀和宴饮，学者无异议。

目前考古发现的觚形尊及觚，多与爵、卣、■、斗等器物伴出，说明觚形尊亦为酒器无疑。

同时，与有肩尊相比，觚形尊器形相对较小，容量有限，因此不能排除用作饮酒器的可能。

单■铜尊作为觚形尊的一种独特器形，其用途应与觚形尊大致相同。

但单■的设计，说明此类铜尊可能还具有一般觚形尊所不具备的功能，而目前发现的部分单■铜尊器身所铸铭文，为我们探讨此类器物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已知的11件单■铜尊中，带铭文者10件，其中6件器物铭文内容明确标示出器物的用途，如“作旅彝”“■作旅彝”“■作父癸宝尊彝，用旅”“■司土幽作祖辛旅彝”“■季作宝旅彝”“噩侯弟■季作旅彝”等（图六）。

“旅彝”是商周铜器铭文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词组，学术界一般称此类铜器为旅器。

对于旅器的用途，虽然学术界关注较早，但尚存较大争议，如徐同柏、赖秋桂认为“旅”意为“陈”，方■益、郭沫若释“旅”为“旅祭”，薛尚功认为旅器为旅食所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