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
浅析以大团圆结局的《窦娥冤》悲剧性质的必然性
９］
文 艺评论
射雕英雄传 中的侠义精神
王文娟 （ 新疆塔什库 尔干县委 组织部 ８ ５５ ４ ２０）
摘要 ： 自古以来儒侠 不分 ，儒 家学子都 带着积极入 世的心 态参 与社会 ，侠义精神蕴涵心胸。金庸作为一个学者 ，是二十世 纪武侠 小 说 的集 大成 者 ，起 着承前启后 的作 用，他作品 集文化性 与娱 乐性 一 体 ，影响整整 一代人 甚至更远 ，侠 义精神 是其 最主要 的宣传方 面， “ 侠之 大者 ，为 国为民”在他的 多部作品 中均有体现 ，我们知道 ，侠 义精神是儒 家积极入世的体现 ，是 中华民族扶贫济弱精神 的表 现 ，因 此分析射雕英雄 传 中中的侠 义精神 ，是对传 统文化 的一种 解读 ，也是 对 我 们 民族精 神 的 一种 阐释 。 关键词：射雕英雄传 ；侠义精神 ；武侠，说 ｊ 、
、
过我 们 ， 比如 道德 的 高 尚、 英雄 的气 概 、舍 己救 人 的 品质 等 等 。 《 娥 冤 》 中 不 乏 这样 的情 节 ，张 驴 儿 本 来 是 想 用 毒 药 毒 死 蔡 窦 婆 ，霸 占窦 娥 为 妻 ，不 料 却 将 老 子 毒 死 了 。张 驴 儿 以 “ 死 公 药 公 ” 的罪 名 进 行威 胁 ，这 时窦 娥 对 官 府 还 存 有 幻 想 ， 她选 择 了 “ 官休 ”的道 路 。但是 张 驴 买通 了官 府 ，官府 严 刑拷 打 ，为 了救 护 婆婆 ， 窦娥 屈打 成招 ，被 判 死刑 。这些 都表 现 了窦 娥舍 己救人 的品质 ，这 不 是常 人所 能 具备 的 。虽 然窦 娥 是走 向不 可挽 回的毁 灭 ，但 是她 的形象 是 高大悲 壮 的。 （ ） 剧对 观众 的情绪 影 响是 引起 怜 悯 与恐惧 。之所 以产生 三 悲 怜悯 ，是 因为 悲剧 主人 公 比普通 人 好 ，具 有善 良的 品质却 遭 受 了
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
价值的东西被 毁灭 ”之后 ， 作学洪 异抛 开了
中
自居易 《 长恨 歌》 “ 恨绵 绵无绝 期 ”的结 此 国 占典悲剧作品数量繁多 ． 手法 高妙 ，其悲 剧力量打动人心处 ， 与明方大悲剧 争 局 ，而采用浪漫 的笔调 ，写李 隆基 与死 后的
胜 比肩。但是 ，比起西方 剧 的一悲 到底 ，中国古媳悲剧 ，悲则悲矣 ，印从来不 给 杨贵妃在真和 幻 两个 世界 里进 行感 情交 流 ， 人 以绝望的感觉 ，它往往更讲究一种 “ 团圆之趣”一 一无论剧情多 么曲折 ，主人 公 继续执着于热烈 的爱情 ，他们 真诚的忏 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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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 林 修 竹
ｌ 幻 化 重 圆型 、
在这一类爱情悲剧 中 ， 女主人公 生前
串凰蠢 冀 慧捌 的团圆结 局
● 李轼 华
不能 白头到老 ，死后或化 为鸳 鸯 ，或化作 双
飞蝶 ，或飞升仙界 ，在另一世 界团 圆，爱情 终得 永生 ，原本哀婉欲绝 的故事也 因此 增添
少年 电视剧 中的成人化倾 向
必须仔 细加 以甄别 。 成 人化倾 向主要表现在 以下 阿个方ｉ ： ｌ ｊ ＿ 『
化产品 ，尽可能避免 直接 的教 育感 召，才能 减少 “ 成人化 ”倾 向对少年 电视 剧 的负面影
（ ）山于绝大部分 的创作人员是成人 ，如果作 ＿ 没有 完全掌 握好少 年心理 ，将 直接导 致 响。当然并不是所有 的成人化倾 向都必 须批 １ 嚣 英 成人化或低幼化 。剧作者对少年心理的把握 除 了现 实生 活 ｌ跟少 年儿吏 接触扶得 直接的感 受 判 ，比如在喜剧色 彩下 的 “ 雄形象 ”具备 ｆ １ 了成 人化倾ｒ ，立ｌ 国影 片 《 ｆ在 家》小 ｕ ｝ 】 美 独 】 以外 ，很有可能他 自己原有 的童年经历或记忆会 自 不 ｆ觉 的影 响到作 者对 少年心理 的把握 ， 觉 ｊ 三 而不管足 自己的直接经验还是问接 的经验 都有 可能 被作 者的成人 经验 蒙敲或 改变 ，作者 可能 孩神话般 的壮举 ，打败窃贼 ，我 国影 片 《 ，三毛悠 然 地行 走在 各样 危 机 中 会将 自以为足 的思想或体验 附加在 他的少年形象 巾去 。 比如作 者年少 时爱玩陀 螺 ，就想 当然 毛从 军记》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
浅析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论文摘要】“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普遍形态，“大团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审美心理现象，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一种传统的结构定式。
本文试从民族精神、儒释道传统文化、封建制度、文学功能四个方面来探讨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原因，“大团圆”结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古典戏剧“大团圆”结局原因【Abstract】Happy ending is the common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is a unique Chines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in Chinese ancient nar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try to analyse the reasons of Chinese classical treatre form national spiri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fucian,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Happy ending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nation.【Keywords】Classical theater, happy ending, reasons目录引言 (1)一、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民族精神影响。
1（一）、中国人对和谐美满的特殊喜爱 (1)（二）、中华民族的乐观主义精神 (2)（三）、中国古代的尚圆传统思想 (2)二、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3（一）、“中和”之美的儒家思想 (3)（二）、超然出世的道家思想 (4)（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4)三、中国古典戏剧的“大团圆”结局深受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
浅谈中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
浅谈中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及其美感效果张亚晖我国古典悲剧一般以顺境结尾，与西方悲剧逆境结尾大相径庭。
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十三章中说：“悲剧的结局应该是悲惨的”。
（1）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
他还规定：“一，不应让一个好人由福转到祸；二，也不应由一个坏人由祸转到福……；三，悲剧的情节结构也不应该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从福转到祸”。
（2）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悲剧的结局“永远是人心中最珍贵希望的破灭，毕生幸福的丧失。
”（3）而我国古典悲剧则讲究“有团圆之趣”（4）往往有一条光明的尾巴，极富民族特色。
正因为我国古典悲剧的顺境结尾，便构成了我国悲剧区别于西方悲剧的一个重要特征。
本文拟从我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的分类，源流和美感效果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利于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顺境结尾的分类我国古典悲剧顺境结尾不是笼统的“团圆”，根据其内容可归为以下五种：第一种，象征式。
这种类型常见于爱情悲剧。
其艺术上韵味无穷，舞台画面美丽，唱词抒情，以歌颂为主。
较为典型的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梁祝先后殉情而死。
生前愿望难实现，死后化作蝶双飞，歌颂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斗争。
舞台上百花竞放，彩蝶双飞，其境其情十分动人，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再如《娇红记》，申纯和王娇一对情侣，为追求自由婚姻，与封建伦理和贵族豪门进行斗争，迫于当时封建势力的强大，恋人双双殉情。
作者歌颂了他们从一而终，以至于投身不悔的精神，以他们死后“合塚”作结。
他们的坟上长满了花草，月儿照着墓顶上的棠梨，一双鸳鸯向天上飞去，离开污浊的人世而“仙圆”。
“谐仙偶结凤俦，把玉锁金枷，一齐脱手”（5）的反抗精神和对理想的追求在象征式的结尾中得以体现。
第二种，复仇式。
这种类型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爱憎分明，是非清楚。
较常见的是鬼魂复仇。
例如宋元南戏中的《王魁负桂英》敫（jiao）桂英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善良妇女，当趋炎附势王魁中状元将桂英遗弃后，桂英愤而上吊自杀，但她死后怀着满腔的怨恨，终于将人面兽心的王魁拉到了地狱。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2019年精选文档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文化阐释[作者介绍]张爱凤，扬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大众传媒与当代审美文化研究。
西方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分成悲剧和喜剧两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而在中国的古典戏曲中，悲剧和喜剧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两种成分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
古希腊以来，西方就日益形成颇为发达的悲剧理论体系，而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悲剧”的完整而明确的概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随之反思祖国的传统文化。
在戏剧理论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中国的古典悲剧大都违背了亚里斯多德所认为的悲剧的结局“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的论述，相反采用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的大团圆结局。
悲剧作为一种极富民族化的戏剧样式，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不是空白的。
但“中国悲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
”“大团圆”的中国式结尾是在民族审美文化的土壤里生长发育起来的，是符合中国人民传统的审美心理的，是中国古典悲剧民族性的体现。
一、团圆――中国哲学圆形思想的感性显现中国古典戏剧富有“团圆”之趣，绝大多数剧目，都是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的故事，包括许多悲剧多以“大团圆”局面作结尾。
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概括古典戏曲和小说的结构模式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现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抨击过古典小说、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中国人的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此。
……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浅析中国古代戏剧的大团圆结尾》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中国古代的戏剧大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大团圆结尾。
这种“大团圆”结尾的结构模式，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元朝的民族压迫和吏治腐败深深地刺痛着报国无门的文人，于是大批公案豪侠剧面世，作家们用戏剧赞扬英雄、鞭笞小人，揭露阴暗、痛斥腐败，以此来宣泄内心的不满与愤懣。
然而，这种鞭挞似乎于现实并无太大的影响，他们就把这种扶危济世的理想加以美化，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
以苦开头，以乐结束，用惩恶扬善的结尾，使戏剧洋溢出了浓厚大团圆色彩。
如《窦娥冤》中先借窦娥的冤屈揭露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结尾用窦娥的平反昭雪来表达贪官污吏受到惩治的美好愿望。
现实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就借用大胆的夸张和想象来宣泄自己的情感，这是元代文人自我心理调适的一种方法。
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压抑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被压抑的情感多少得以宣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在各种爱情婚姻剧作中得以实现。
如《西厢记》《倩女离魂》等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艰辛曲折之后获得团圆，表达了作者对礼教的不满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到了明清两代，思想文化专制愈演愈烈，许多作家把创作转向了神仙道化剧。
比如《宝剑记》和《鸣凤记》，尽管是反映沉痛的历史，最终都还是正义被伸张而邪恶被惩治，既批判了政治黑暗，也留了个光明的尾巴。
而婚恋剧（如《牡丹亭》）的大团圆结局则更强烈地反映了作家们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戏曲与诗、词、文等雅文学不同，它属于市民俗文学的范畴。
戏曲能否搬上舞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观众态度的制约。
剧作家和演员的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剧本来维持。
因而，戏剧作品更倾向于娱众。
中国的老百性大多善良厚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遭受了冤屈难以讨回公道，舞台上善得善报、恶得恶果的故事便成为了他们心理的安慰。
他们不能接受好人的悲剧结局，容不得坏人没有恶报的结果。
他们需要舞台上的精神安慰，“如果连舞台上的一点正义的呼声都失去了，那么这些戏剧也就失去了群众基础”。
浅谈《窦娥冤》中大团圆结局的心理蕴涵
浅谈《窦娥冤》中大团圆结局的心理蕴涵摘要：以窦娥冤为例从心理蕴含角度浅谈为何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多以大团圆为结局，而悲剧作品往往较少。
关键字：心理蕴涵，大团圆，接受心理，补偿心理，传统思想，窦娥冤“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叙述模式。
无论小说还是戏剧，总是有一个美满的团圆。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地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大团圆”结局通常都是暗示着一个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其实是有着一种长期贯穿的创作心理蕴涵的。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心理观点，即悲剧的观念——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
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一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
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又如岳飞被秦桧害死一件事，乃是千古的大悲剧，后人做《说岳传》偏要说岳雷挂帅打平金兀术，封王团圆!所以就常常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中国无悲剧。
我觉得倒不是中国无悲剧，而是中国作家自古以来所接收到的文化熏陶才造就了这样的在文学创作时候的这种独特的大团圆的心里蕴含。
下面我将从作者和观众的接受心理，补偿心理，以及传统儒家思想的心理影响来分析窦娥冤的团圆式结局。
第一，接受心理：以《窦娥冤》的结构为例，其创作的表现结构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喜结”，其实有人说到了大悲，即窦娥冤六月飞雪为止，窦娥冤的故事达到了一个高潮，这样的高潮完全可以作为结局，因为窦娥已死，其余也无人能为其伸冤，其死便成为社会之悲剧。
然而关汉卿没有这么做，他在第四折中，设置了窦娥以魂洗冤，最终沉冤得雪，赢得满堂喝彩。
因为，只有充满喜庆情调的大团圆结尾才能淡化悲情，才能把作家和观众带入谐适的心理状态，从而满足他们的审美口味。
中国古典戏曲大团圆结局的文化考察
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现象。 叙事文学大团圆的结局， 在唐代已近成风气， 再至宋元明清， 繁荣空前。 大团圆结局的作品， 一般都是先悲后喜， 以喜悦欢 乐的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 作品中的正面 人物， 往往是历经磨难最终得到令人安慰的结局， 反面人物在 猖獗横行之后， 遭到应有的惩罚， 即好人得好报， 恶人遭恶报。 综观历代大团圆戏剧作品， 大致有三种架构方式： 第一， 借助清官或明君之力。 《牡丹亭》 新科状元柳梦 中， 梅与平章杜宝为了杜丽娘之真假闹到了朝廷， 最后由皇帝公 断乃势所必然。 《救风尘》 周舍是奸商、 中， 纨绔、 恶棍式的狡 诈之徒， 赵盼儿虽然藏了真正休书， 他也仍会纠缠不休。因 此， 郑州太守李公弼的公断也绝非画蛇添足。虽然宋引章与 安秀才的 “夫妇团圆” 是赵盼儿机智勇敢 “救风尘” 的结果， 但 离开清官的公断， 穷秀才与风尘妓女的力量毕竟是难敌周舍 淫威而不可能最后取得彻底胜利的。 第二， 借助梦境鬼神。 《西蜀梦》 中在关、 张被杀之后借助 鬼魂的向刘备倾诉、 托梦， 希望兄长为自己报仇。 以虚幻代替 实有的方式来弥补现实中的缺憾。作为悲剧英雄的关羽、 张 飞已经惨死， 要想亲自诉说其不幸遭遇是根本不可能的。再 就 《倩女离魂》 而论， 倩女跟随如意郎君一同去赶考， “聘则 为 为妻， 出则为妾” 的封建信条所束缚， 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作 者便以虚构的梦境或鬼魂的言行代替实有， 这也算是一种理 想形式。 第三， 依靠科举及第。 以科举及第为重要情节的戏剧， 几 乎是中国古代戏剧中最普遍、 最广泛的。 其中， 科举及第既是 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 又是决定人物命运、 男女悲欢离合的重 要脉络。 那么， 如何理解这种大团圆结局的形成机制呢？ 首先， 大团圆模式是建立在独特的民族心理基础之上的。 换句话说， 中国人、 尤其是古代中国人的一些传统观念和心理 趋向， “大团圆” 是 模式形成的心理基础。 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极为虔诚地相信 “善有善报， 恶 有恶报” “真理” 具备了这样的心理基础， 的 。 中国古代的人民 大众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对苦难处之泰然， 他们相信一切苦难 终有尽头， 相信忍耐和行善肯定会赢来回报。 而与此相应， 他 们当然也要求接触的文艺作品能够满足这样的心理期待。 在 他们看来， 任何戏曲作品， 如果在终场时， 剧中的好人没有得 到好报， 恶人没有受到惩罚， 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不 仅动摇了他们的传统信念， 挑战了他们的心理期待， 更是直接 对他们在现实中的生活信心产生了消极影响。 当然， 这里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心理因素的影响，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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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简介：高敏（1988.6-），男，籍贯：内蒙古赤峰市，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摘要：在中国的古典戏剧中，“团圆结局”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的悲剧作品中，“团圆结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喜剧的“败笔”，认为它削弱了悲剧的氛围，故有的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没有悲剧作品的。
因此，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悲剧冲突、悲剧人物以及悲剧氛围这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具体阐释，以求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
关键词：古典悲剧；团圆结局；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氛围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1-0000-01引言“悲剧”一词本源于西方，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他在《诗学》一书中将悲剧定义为“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能够“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情感得以陶冶”[1]。
他认为悲剧应该是“一悲到底”的，悲剧的结局也应是悲惨的，从而能使作品表现出一种“严肃的主题”。
因而，他反对在悲剧中表现出那种善恶有报的情节。
如果我们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审视中国的古典戏剧，那么符合悲剧标准的作品则寥寥无几。
尤其是中国的戏剧在受传统儒、释、道三教的影响下，往往喜欢在喜剧的结尾处以“团圆”结局，以取得一种“果报”的效果。
这显然是与西方的悲剧理论相悖的。
故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
胡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书中认为“团圆”结局的出现，其根源在于“中国人思想上的薄弱”。
鲁迅则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2]，认为，现实中的不团圆、没有报应的情形，而悲剧作品中往往给他团圆，给他报应，这正是“国民性”在作怪。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也论述了戏剧中的“团圆效果”。
他指出：“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戏剧家总是喜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
”基于自己的理论，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古代没有悲剧。
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以上几位大家关于“团圆”结局的认识是否全面，是否存在偏颇，单从“团圆”结局的受关注程度，就足以看出其在中国古典悲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讨论探析。
一、“团圆”结局是否符合悲剧冲突发展的自身逻辑英国的戏剧理论家布拉德雷曾经说过：“一切悲剧都有某种冲突存在——感情的冲突，思想方式的冲突，欲望的冲突，目的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环境的冲突或者人与自己的冲突，按照不同的情况，出现一种冲突，几种冲突或者全部冲突”[3]。
可以说，戏剧冲突是体现戏剧性最集中、最典型的形式。
在中国的古典悲剧中，这种戏剧冲突往往体现为忠与奸、善与恶的对立斗争。
《赵氏孤儿》一剧给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屠岸贾设计陷害忠臣赵盾，乃至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连刚出生的赵孤也要杀害，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则是舍生取义，保护忠良之后。
全剧正是围绕“害忠”与“卫忠”这一主要冲突而展开的。
尽管剧作家在戏剧的结尾处设计了“团圆”的结局，使赵氏孤儿在二十年后完成了复仇。
但这一“团圆”结局却丝毫没有破坏戏剧冲突的发展，相反，正是有了“复仇”这个“团圆”结局，才体现出正义人物在于奸佞之人的斗争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从而使悲剧冲突得以延续，更加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氛围。
《桃花扇》表现出的既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悲剧，也是一种国家悲剧。
而无论是爱情悲剧还是国家悲剧，都是在与阮大铖、马士英之流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
虽然，侯、李二人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斗争之后，得以重新聚首。
但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爱情已显得绵软无力，于是经道士的“点化”之后，二人“冷汗淋漓，如梦忽醒”，双双入道。
从而使悲剧的氛围在此刻达到顶峰。
相比于《赵氏孤儿》，《桃花扇》中的“团圆”结局显得并不“团圆”，由于侯、李二人的幡然醒悟，遁入空门，使曾经美好的爱情梦想破灭，而造成这种结局的罪魁祸首，乃是邪恶势力的层层阻挠。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许多的悲剧剧作中，“团圆”结局并没有破坏悲剧冲突自身的发展，相反，有的剧作中，这种“团圆”结局的设计，正是为了强化悲剧作品的戏剧冲突的。
二、“团圆”结局是否影响了悲剧人物性格的塑造鲁迅先生曾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这里所说的“有价值的东西”恰恰就是人物内在品质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古典悲剧作品中，有着许多让我们至今都还津津乐道的悲剧人物，诸如《窦娥冤》中的窦娥，《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和公孙杵臼，《精忠旗》中的岳飞等等，这些悲剧人物虽然在最终或者冤情被昭雪，或者完成了复仇，有着一个看似“团圆”的结局，但这样的结局却无法消除他们身上的悲剧气氛，他们的命运依然是悲惨的。
窦娥和岳飞的冤情最终虽然被昭雪，但有一点已成既定事实，那就是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他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成为了冤案的牺牲者。
由于悲剧主人公在最终的“团圆”之前，其悲剧命运已经形成，乃至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所以，作品所设计的“团圆”结局对悲剧主人公性格的塑造已产生不了影响。
相反，在有的作品中，恰恰是这个“团圆”的结局，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反而起到了强化的作用，更加增强了人物的悲剧性。
像窦娥，在冤情被昭雪前，其身上所具备的坚强、孝顺乃至反抗的性格特点都给予了完整的刻画。
然而，为了“复仇”，窦娥身虽死，鬼魂却一直在战斗，她的鬼魂再三警示自己的父亲，直至冤狱被平反。
到这里，窦娥的性格才算最终刻画完整。
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个“团圆”的结局，才使得窦娥的反抗性格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悲剧主人公形象。
同样，《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也是这样的悲剧人物，虽然，他不像窦娥那样，要依靠自己的冤魂来为自己平凡，但他所经历的痛苦，所作出的牺牲确是常人无法做到的。
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经历了拷打好友，丧失亲子乃至要“认贼为主”，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呀！然而，为了保存赵孤，他忍辱负重，背负骂名，直至孤儿长大成人，报了灭门大仇，他才得以解脱。
可以说，《赵氏孤儿》中这个“团圆”的结局，对程婴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其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沉着坚毅、忍辱负重的性格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有些悲剧剧作中，“团圆”结局是不会影响悲剧人物性格塑造的，相反，恰恰是有了这个“团圆”的结局，才使得人物的性格更趋于完整，更能深入人心。
三、“团圆”结局是否破坏了作品的悲剧氛围前文我已经谈到，关于中国戏剧的“团圆”结局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所议论的话题。
许多都给予了独到的见解，当然作为戏曲理论大师的王国维也不例外。
他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中认为，代表“吾国人之精神”的戏曲小说，无不有乐天的精神，“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这是“吾国戏曲小说的特质”。
正是有了这种“乐天精神”，才使古代的戏曲小说常常出现“团圆”的结局。
然而，对于同样拥有“团圆”结局的《窦娥冤》和《赵氏孤儿》两剧，王国维则认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4]。
看似王国维的理论前后相矛盾，实则不然。
这种由于“乐天精神”所造就的“团圆”结局，其实并不影响悲剧氛围的形成，只是剧作家“曲终奏雅”的一种手段而已。
因此，“团圆”的结局在中国古典悲剧中并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破坏了悲剧的氛围。
再如《娇红记》描写的是申生与娇娘的爱情悲剧，为了追求“生同舍、死同穴、才貌相当、心性一致”[5]的自由爱情，他们勇敢地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双双殉情，完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控诉。
虽然剧作家在最终使二人“合冢”，并且使这对情侣死后化为坟头上的鸳鸯。
这样的结局看似比较“圆满”，实际上却并不如此。
剧作家这样来处理结局，一方面是为了歌颂申生和娇娘二人对“生不同辰，死当同夕”理想爱情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向后人传哀示警。
正如陈洪绶所批点的那样：“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
可以说是道出了剧作家的创作意图。
这种浪漫主义结局的处理，非但没有减弱作品的悲剧意蕴，相反却增添了作品的悲剧氛围，使其“悲上加悲”。
所以说，在大多数的悲剧剧作中，“团圆”结局对悲剧氛围的营造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当然，有些作品中，剧作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较深，往往在作品的结局强加入一个“快乐的尾巴”，从而成为鲁迅所谓的“瞒与骗”的文学。
像《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雷峰塔》的“雷峰佛圆”等“团圆”结局的处理，显然就削弱了作品的悲剧氛围和思想深度。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古典悲剧中“团圆”结局的认识，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因为有了“团圆”的结局，就否认作品的悲剧性，而得出“中国古代没有悲剧”这样的结论，毕竟，“结局”并不是检验一部作品是否为悲剧的唯一标准。
因此，对于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我们不能把它简简单单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应当把它当做中国古典悲剧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团圆”结局给予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1]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3] 布拉德雷（英），黑格尔的悲剧理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