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实证研究
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解读
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结果解读实证研究是经济学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旨在通过对现实经济现象的观察、数据收集与分析，得出客观事实和科学结论。
本文将对经济学中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进行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经济学的实践应用。
一、实证研究：金融市场中的投资组合理论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中，投资组合理论是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
投资组合理论认为，通过合理配置不同的资产类别和权重，可以实现资产的分散投资，降低系统性风险，提高投资收益。
实证研究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市场行情的分析，发现通过多元资产配置组成的投资组合，相较于单一资产投资，具有更好的风险收益特征。
二、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回报率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实证研究成果显示，教育水平与个体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更高的教育水平通常与更高的收入水平相关联，这被称为教育回报率。
实证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可以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品质，从而增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工资水平。
三、实证研究：货币政策的效应分析货币政策的调整对经济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成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实证研究通过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评估不同政策手段对不同经济变量的影响，从而解读货币政策的效应。
例如，研究发现降低利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然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
四、实证研究：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显示，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
贸易自由化通过扩大国际贸易，降低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
实证研究亦指出，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导致某些产业的衰退和就业压力，需要政府在实施自由化政策时提供合适的调整和支持措施。
五、实证研究：市场竞争与产业效率实证研究表明，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产业效率。
竞争激烈的市场，可以促使企业不断提高质量、创新和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
实证研究还发现，竞争程度较低的市场往往存在垄断行为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实施有效的反垄断政策和监管措施，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浅析中国教育过度现象
浅议我国“教育过度”问题摘要：“教育过度”即高等教育过度，在中国的研究已展开了近20年，学者们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我国教育过度的概念、表征、成因、对策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目前，就教育过度的定性问题依然存在争论。
教育过度在我国具有独特的特征：教育不足前提下的教育过度并突出表现在“高学历失业”现象中。
关于导致教育过度的原因，本文将试图从文化价值观角度即儒家传统文化、社会层面的群体本位文化和人才评价价值标准、以及家庭层面的价值期望三个方面对高等教育过度做出归因分析。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过度；文化一、何谓“教育过度”首先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日益发展、人才竞争日益竞争的今天，高等教育以下的教育根本无所谓过度，全民接受包括高中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已成为共识。
因此教育过度实则是指高等教育的过度问题。
“教育过度”（Over-education）一词来源于西方，始于1976年美国学者弗里曼（Freeman·R），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中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将7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失业增加、教育收益下降问题归结于教育过度，即教育供给超出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从此开启了对教育过度的研究。
关于教育过度的概念目前还未达成一致意见，西方普遍采用约翰·罗布斯特（John Robest）和J.毕晓普（J.Bishop）的定义。
罗布斯特指出一个人获得的教育超过其职业通常要求的水平，便属于过度教育；1毕晓普在《教育经济学国际大百科》一书中给出教育过度的定义：一个社会（或个人）拥有的教育超过了它(或他)的所需（required）或所望（desirable）。
2我国高教研究大师顾明远认为教育过度亦称教育过剩或教育膨胀，是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在总量和水平结构上超过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3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教育过度的定义基本一致，我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理解它的涵义。
户口对高校研究生过度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
145户口对高校研究生过度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侯建平 郭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191）摘要：针对目前国内存在的过度教育现象，国内学者关于过度教育者投资动机的研究很少关注到除过度教育能带来的高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但这些被忽略的其他因素对过度教育者的动机却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本研究样本抽取以北京某一工科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和材料专业的硕博研究生，并采取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研究视角——户口，试图探索其他高校毕业生投资过度教育背后的动机，以期对高校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提供一定的思路。
关键词：过度教育 户口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0-0145-02目前，大批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难、起薪低、高才低就或学非所用等问题，反映出高校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步调错位，也反映出我国高校大学生存在“过度教育”问题。
国内以往对过度教育的研究，更多的是聚焦于过度教育的现状，过度教育对大学生就业公平、就业质量的影响，我国的就业形势对过度教育的影响等。
关于高校大学生过度教育投资动机的研究较少，且国内学者对过度教育投资动机关注更多是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但过度教育者的投资动机并非只有收入的影响，还有工作待遇、晋升机会、解决户口等。
所以本文计划从另一个方面——户口出发，去探索一线城市户口对高校研究生过度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以期对高校研究生就业指导工作思路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户口对高校研究生过度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急需大量高技能高素质人才，但大批高校毕业生却面临就业难、起薪低、高才低就或学非所用等问题反映出高校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步调错位，也反映出我国高校研究生存在“过度教育”问题。
王广慧，耿菊徽（2016）在《教育—工作匹配程度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教育—工作匹配程度越高，高校毕业生就业满意度越高。
但“高才低就”“学非所用”等由于过度教育导致的工作与所学知识的错位，导致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难以实现个体的职业期望，降低了个体的就业满意度。
大学生就业-愿景与现实——教育经济学的视角
Ｆｕｌｔｏｎ
Ｄｅｎｉｓｏｎ）等人，“他们弥补了舒尔茨只注重宏观分 析忽视微观分析的理论缺陷，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人 力资本投资的诸项因素的具体化、数量化分析”旧Ｊ。 舒尔茨等人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认为人
力资本虽然既有量的方面又有质的方面，其基本的
（Ｈｅｎｒｙ Ｍ．Ｌｅｖｉｎ）指出，过度教育包括三个含义：
一为对于历史上较高水平者而言，指受过教育者的 经济地位下降；二指受过教育者未能实现其对事业 成就之期望；三指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之教 育技能。［１纠根据这些标准，我国高等教育的确存在 “高校毕业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高学位低就 业、盲目攀升教育层次、人才消费过高”¨４１等过度 教育的现象。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现象呢？ 可以说，过度教育正是上文述及的国家和个人共同 构筑的大学生就业的美好愿景带来的直接后果。由 于就业主要依赖于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获得高收入 和就业岗位的唯一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高的教育程 度，因此，人们需要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而国家 出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人力资源大国，发展经济， 以及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要，促进社会公平， 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也需要更大规模的高等教育。 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 迅速扩大，其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上拥有高等教育 背景的劳动力人数的膨胀，超出了我国经济体系适 当的就业水平所能吸收的劳动力数量。 如果说过度教育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 生的竞争，那么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则进一步恶化了 大学生就业的现实状况。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多林格（Ｐ．Ｄｏｅｒｉｎｇｅｒ）
动力市场上的位置和收入的差距。此外，人力资本
投资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对个人而言，教育能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终身收入；对社会而言，教育 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社会的经 济增长。“这一理论暗示由于投资收益是教育决策的 根本驱动力，因而家庭和社会在投资时将努力确认 教育与就业的相关性。”－５ ｏ 筛选理论是由斯宾塞（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等人 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创立的。它由一系列理论构成， 如信号理论、过滤理论、筛选理论、柠檬理论、文 凭主义、威尔斯假说、羊皮理论等等。筛选理论对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影响研究一、概述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个体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对于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居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水平和结构不仅反映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体现了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消费行为背后的动因，以及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价值观和行为习惯，进而作用于其消费决策。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往往具备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市场信息和产品特性，从而做出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消费选择。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有助于培养居民的创新精神和开放思维，使其更加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产品，推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非单向的。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可能得到增强，从而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可能导致居民更加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消费，而对物质层面的消费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等方面也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进一步影响了其消费行为的特点和趋势。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探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在消费行为上的共性和差异，以期为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本文也将关注受教育程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
1. 研究背景与意义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作为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普及程度和质量日益受到关注。
与此居民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水平和结构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受教育程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理论上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体消费观念、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
论学校教育的收益问题
论学校教育的收益问题学校教育的收益可从内部收益与外部收益两个角度来观察。
这些收益很难精确计算,而需要运用某种系统的方法来加以估算,而且所估算的教育收益主要还限于货币收益,从而得出近似意义上的收益率。
标签：学校教育;内部收益;外部收益所谓教育的收益,指的是学校教育通过培养出具有一定知识含量的人力资本而给受教育者本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利益或好处。
对于学校教育的收益,可以大致地从内部收益与外部收益两个角度来观察。
1 教育的内部收益教育给受教育者本人带来的好处一般叫做教育的“内部收益”,而给学生以外的其他人乃至外部社会其他方面带来的益处则被称为教育的“外部收益”。
从内部收益来看,它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二个方面:其一是市场化的、可以用货币来表现的收益,这主要是指个人的工资收入。
受教育者因为增加了科学文化知识而提高了其劳动生产力,从而便会增加个人的收入。
至于教育何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主要是由于教育所产生的人工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创新效应、道德效应,此外还有学校培养学生“团队”精神所形成的团队适应性、学校教育为毕业生职业培训奠定的互补性基础,等等。
严格地测量每一种教育的货币收益,需要将所考察的对象在除教育以外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保持相同,这样,被考察对象的劳动生产力差别才能完全归因于所受教育的差别,从而其工资差才能视为不同教育的收入差。
但在现实中,往往很难将教育程度的差别与其他方面因素的差别完全分离开来。
因此,对于教育投资的货币收益的计量只能是一种近似估计。
尽管如此,教育程度与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力进而其货币收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不容置疑的规律性现象。
2 教育的外部收益外部收益又叫做外溢性(spillover)收益,或外部正效应。
教育不仅会使受教育者本人受益,而且也会给受教育者本身以外的其他人或外部社会带来正面影响,这也正是由于教育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所使然。
外部收益也分为货币的与非货币的或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收益两个方面。
《居民人均收入影响因素分析文献综述》2000字
居民人均收入影响因素分析文献综述1.房产交易额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处于较大水平，并且高昂的房价也已经影响到民生问题，关于两者的研究也颇为成熟。
王文君（2019）认为，房价的上涨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相互推动彼此上升。
在彼此不断相互促进的上升过程中，拉大了我国分配差距，同时这样的分配差距会进一步刺激房价上升。
这样的“恶性循环”会给社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让低收入者感到社会的不公平，进而造成社会不稳定[1]。
安艳庆（201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房价的提高会进一步拉到城乡收入差距，具体的内在机制在于其打破了城乡收入上升速度的平衡，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与政府调控，则会削弱房价的整体提升[2]。
杨璐嘉（2019）认为，房价上涨主要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有所影响，要低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同时人口老龄化与房价上涨的交互影响可以改善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减缓房价的上涨，从而改善了我国居民人均收入[3]。
但部分学者认为，房地产价格上升对促进经济增长，释放经济活力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并有利于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进一步缩小。
袁雯娟（2019）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动态变化，其中的房价更是会加大贫富差距，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会反过来抑制房价的上升。
究其原因，是在于当我国贫富差距增大时，政府会通过相关政策限制通过不动产效应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导致房子的预期下降，影响房地产需求价格[4]。
刘超（2021）经调查发现，部分居民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水平，从而会选择在一线城市工作，而随着外地市民的进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形成新的需求者，从而促进了房价的上涨[5]。
2.国民生产总值大量研究证明，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存在一定的联系。
张庆（2019）认为，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平是一个能够引起共鸣的一个话题，根据之前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它的制度，但是若要制度能够顺利执行，那么就一定离不开社会的公平，但是就算是在当今这个高速发达的世界，各国还是有不公平的事件发生，比如男女平等，受教育权，抚养权等[6]。
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水平提高，教育财政投入也逐渐得到提高，这不仅是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
然而，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本文将通过实际的数据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为我们解答这一问题。
一、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意义教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源泉，对人类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教育不仅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个人的综合素质，更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教育财政投入作为支撑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直接影响到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
同时，教育财政投入也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教育对人力资源市场的供给有直接影响，而经济增长则可以促进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为人力资源的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实证检验方法为了更准确地检验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县级政府的教育、财政和经济数据，以及有关研究所使用的多元回归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
具体的实证方程如下：Y = β0 + β1X1 + β2X2 + β3X3 + μ其中，Y代表历史GDP增长率，X1代表在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比例，X2代表财政投入总额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X3代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实证中使用的单位为县级政府，样本容量为500个。
同时，实证中还将进行三种不同的经验检验：第一是对教育财政支出水平的进一步检验；第二是对我国进一步过度去产能条件下，是否存在更显著的教育财政支出效应的检验；第三是对县级政府间教育财政支出的地区差异的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教育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显著性。
具体而言，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为每增加0.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将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
同时，在教育财政支出水平越高的县级政府中，说明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可能更紧密。
此外，随着国家推进去产能的进一步加强，教育财政支出也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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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 09 04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Y20090686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70933001);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财政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黄志岭(1982 ),男,浙江苍南人,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逯岩(1981 ),女,河南开封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樊小钢(1954 ),男,浙江丽水人,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实证研究黄志岭1,逯 岩2,樊小钢1(1.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2.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芜湖 241006)摘 要:本文采用城调队数据估算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相同学历的群体,处于过度教育的个体要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低4 8%,表明过度教育将会导致个人收入受到损失。
我国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并非因为教育投资过剩,而是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所致。
同时认为调整教育支出结构、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对高学历人才的吸纳等是缓解过度教育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过度教育;收入效应;教育回报率中图分类号:G640 054;F812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892(2010)06 0016 07一、引 言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都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获得较高的收入。
不过当社会上出现教育过剩,一部分群体从事低于其自身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时,教育的作用将打折扣。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不同程度出现劳动者教育相对过剩问题。
具体表现为一些高学历劳动者从事原本由低学历劳动者所承担的工作,他们拥有的学历超过了其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学历水平,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过度教育。
过度教育将对个人生产力和收入产生负面效应,降低了教育回报率,甚至使得额外的教育水平未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有研究发现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尽管在增加,但由于需求没有相应增加,以致出现大学生相对收入在下降的现象[1]。
而且当社会上拥有大学学历工人增加后,雇主将会相应提高工人的学历要求,这一要求往往超出该工作实际所需要的学历,也就是所谓的学历高消费现象[2]。
此外有学者从其它角度进行分析,通过观察相同岗位上工人的学历分布,发现一些工人的学历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劳动者,表明某些高学历群体的技能未被有效利用[3]。
过度教育对个体的收入产生何种影响,程度如何?国外学者也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4][5][6]。
尽管这些文献,在研究中对过度教育的定义方法及采用的计量模型有所差异,但都得出共同的结论,认为过度教育的产生,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使教育获得了较低的回报率。
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直接受教育扩招的影响,过度教育伴随着知识失业而出现。
继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施行之后,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迅速增加,就业形势愈加严峻。
从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看,1996-2004年分别为93 7%、97 1%、76 8%、79 3%、82 0%、90 0%、80 0%、第6期(总第154期)2010年11月财 经 论 丛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 ics No.6(General,No.154)Nov.2010黄志岭等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实证研究70%和73%,总体上呈下降趋势[7]。
国内学者对国外已有研究中关于过度教育的不同测量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因素和过度教育对收入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概括[8][9]。
有学者指出我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轻视初等教育发展所导致的不合理的教育结构是产生过度教育的重要因素[10]。
上述的文献大多只从理论层面上来分析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却很少从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影响的角度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项对我国过度教育现象的实证研究显示,总样本中,约有21%的本科毕业生属于过度教育,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达到36%和42%,但在区分了表面的过度教育者!和真实的过度教育者!之后,总样本的过度教育比例低于10%;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低5个百分点,教育不足者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高2个百分点;该文还对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t分析,结果显示高校的排名、家庭背景等对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均有显著影响[11]。
武向荣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995年进行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数据,估算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12]。
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过度教育收益率为正,但小于工作所需的那部分教育收益率,说明过度教育的那部分仍可获得收益,但其增加收入的作用却大大降低。
该文虽然较为系统地采用实证规范方法分析了过度教育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但文章采用的是1995年的数据,相对有些陈旧。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尤其是1997年国企重大改革后,城镇劳动力市场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需要我们对新的情况进行研究。
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采用2002年城调队数据对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及其影响作了系统实证分析,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通过一个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纠正了最小二乘法回归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使得结果更加可靠。
二、我国城镇过度教育的现状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每年度进行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城镇数据由城镇居民总体随机抽取构成∀。
我们有北京、辽宁、浙江、四川、广东和陕西六省市城镇样本数据,该数据由10710个住户和31025名个体构成。
数据提供了年龄、经验、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就业部门、工资收入以及家庭状况等丰富信息。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受雇劳动者,按照通常的做法,本文在样本中排除了雇主、自我雇佣者、退休人员、学生以及家务劳动者。
再者,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公民最低工作年龄为16岁,本文删除了年龄小于16岁的样本。
同时,由于大多数工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因而大于60岁的群体也未被包括进来。
本文的工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以及其它劳动收入。
在这基础上,除去数据中有缺失的观测值后,样本容量共有14903个,其中男性有8201人,女性有6702人。
总的来讲,目前学术界对过度教育的界定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为主观法和客观法两类。
其中工人自我评估方法!属于主观评价法的一种,该方法按照工人对自己从事岗位所需教育程度的回答来确定该岗位的适度教育水平,回答者实际受教育水平高出他回答的部分就属于过度教育,反之,就属于教育不足。
比如有人曾设计这样的问题:要获得一份像你这样的工作需要多少年正规教育?![5];为了从事你这份工作,应该需要哪种教育?![13]。
主观评价法能及时、具体的描绘一项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但由于它完全基于被访者提供的主观判断结果,因此不免存在缺陷。
其缺陷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调查的样本数量有限,难以反应总体情况;其二,各个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三,这种评估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人可能存在虚报信息的动机。
比如说,∀本文采用其中的2002年的数据,可能不够新颖,但这是作者手头拥有的最新数据。
在国内做实证研究,缺乏有质量的大型微观数据是最大的障碍。
通过200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过度教育现象至少局部存在,经过这几年大学的进一步扩招,过度教育现象必然进一步加剧,这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大量学历高消费!现象反应出来。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也适用于现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当然我们希望今后有更新的数据来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财经论丛 2010年第6期被访者夸大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以抬高自己的地位,或者仅仅是回答了他们获得这份工作时实际的雇用标准,而不是工作所需教育水平。
因此,这种调查方法的主观性会导致访谈结果与真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偏误。
在界定过度教育的方法中,平均值法!属于客观评价法的一种,该方法根据工人从事岗位上所有工人的教育年限的平均值来界定适度教育水平。
该方法最早由一美国学者提出[15],首先对样本按职业进行分类,并且假定每一职业内所有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服从正态分布,然后计算同一职业内工人教育水平的平均值 和标准差 ,按照工人个体实际受教育水平与平均教育水平和标准差之间的关系确定过度教育、适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三种类型。
因此这种方法也称为标准差法!。
具体做法是将个体受教育年限介于[ - , + ]区间的称为适度教育者,低于[ - ]的称为教育不足者,高于[ + ]的定义为过度教育者。
平均值法!反映了在现有劳动力供给水平下,某一职业所需的适度教育水平共同为雇主和雇员接受的年限,因此能更为客观地反映人力资源的配置情况,而且采用一个数值区间界定过度教育在一定意义上也考虑了个人的异质性。
不过该方法也有自身的缺点,易受新增数据和异常值的影响,比如新增工人的教育水平将对该组的平均教育水平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原有工人教育水平匹配的状况。
表1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辞典∃中的8大职业分类后∀,采用前面介绍的平均值法!所计算的各职业中过度教育、适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分布情况,以及汇总后的总体分布情况。
表1 各职业中过度教育、适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发生率职 业过度教育(%)适度教育(%)教育不足(%)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7 873 38 9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 4589 88 7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10 074 515 5商业工作人员12 084 33 7服务性工作人员4 984 011 1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5 589 35 2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7 583 88 7总体11 080 18 9总的来看,样本中共有11 0%和8 9%的群体分别被界定为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者,80 1%的群体属于教育适度者。
从表1中,还发现教育与工作匹配程度因职业不同而存在差异。
过度教育发生率最低的职业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1 4%,最高的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17 8%;教育不足发生率最低的职业为商业工作人员!和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分别为3 7%和5 2%,最高的服务性工作人员!为11 1%。
绝大多数工人的学历相对于所从事的职业为适度教育,适度教育比例最高的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这可能是由于该职业分配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而且学历在职业配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一般只有具备大中专学历才能获得这类职业,因此该职业内学历差异较小。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整个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教育发生率还不算高,过度教育现象目前还是个局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