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摘要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也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产生轩然大波。

基于此，最高司法机关近年来不断发布了有关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和通知。

如何理解及适用这些通知，成为食品安全刑事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在此就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作了简要的论述，以期对打击和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有所助益。

关键词食品安全国际社会刑事政策基金项目：国家检察官学院2012年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杨新京，国家检察官学院教研部主任；黄福涛，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余作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书记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060-02当前的食品安全犯罪司法实践呈现“严打”的一面，并对“严打”一面提出了质疑。

通过司法技术，可以满足扩大食品安全犯罪处罚面的需要，但是司法技术使用的程度，即处罚面到底多大，需要深入讨论。

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明确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用刑事政策指导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认定和刑事司法，指导司法者理解上述通知，为适用司法技术指明方向和划定范围。

一、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特点（一）从立法沿革看，刑法介入不断提前有学者分析了从1979年食品安全犯罪化以来的立法沿革，认为刑法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介入不断提前，先从结果犯提前到了危险犯，现在又逐步从危险犯提前到了行为犯。

具体论述如下，根据1982年的《食品卫生法（试行）》第51条的规定，只有“违反本法，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事源性疾患，致人死亡或者致人残疾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才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员按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来追究刑事责任。

可见当时对食品卫生犯罪的要求还必须是结果犯。

到1993年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则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设立为行为犯，即只要“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就构成犯罪。

该决定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仍然要求必须“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到1997年新刑法，把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也由原来的结果犯改成了危险犯。

值得注意的是，在颇为时髦的风险刑法理论的旗帜下，当前立法机关和学界似乎对刑法的这种提前介入格外青睐。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虽然没有采纳那种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的主张。

修正案通过后，仍然有不少立法建议主张要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修改为行为犯（或者说由具体危险犯修改为抽象危险犯）。

（二）刑罚结构“厉而不严”储槐植教授用“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二词描述不同的刑罚结构。

“严而不厉”的刑罚结构是刑罚轻缓、法网严密；“厉而不严”的刑罚结构是刑罚严苛、法网不严。

食品安全刑罚结构的“厉”从以下两个通知的内容可见一斑。

2010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彻底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的资本；要从严控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分子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

”2011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的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依法严惩危害食品安全及相关职务犯罪。

对于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罪当判处死刑的，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要加大财产刑的判处力度，用足、用好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手段，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能力。

要从严把握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分子及相关职务犯罪分子适用缓免刑的条件。

对依法必须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与食品生产、销售等有关的活动。

”（三）司法思想“从重从严”在食品安全犯罪领域，当前的司法思想是从严从重。

这不仅体现在前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下发的文件精神中，还体现在具体的案件审判中。

例如，“三鹿奶粉”案中，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判处罚金4937万元；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多万元；添加三聚氰胺的耿金平被判处死刑；制售三聚氰胺的张玉军被判处死刑。

二、对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评价及建构（一）以“风险社会”作为理论依据有偏差在这一轮的食品安全犯罪惩治中，“风险社会”理论似乎成为主要的理论基础。

有学者论述了20世纪是“风险社会”之后，接着论述了食品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各个环节存在着诸多风险，继而认为“我国食品行业依然跨入了高风险行业的范畴”。

其实从社会学角度而言，食品安全领域有一部分是“风险社会”问题，其余部分是非“风险社会”问题。

在刑法领域，主要关注非“风险社会”部分。

我国学者有泛化“风险”概念的倾向，认为群体性事件增多、恶性暴力案件数量上升、恶意欠薪行为等等都认为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

其实，贝克只是用“风险”一词来表示一个社会阶段，无意以该词指“到处都是风险”！贝克清醒的认识到每个社会都有风险。

毋宁说“风险”概念仅仅在社会现象的表象层面指出了后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具有独特的风险。

在贝克的“风险”语境中，食品领域的食品科技才是真正的“风险”。

贝克认识到在“风险社会”（后工业社会），人们不能不由分说地相信科技，而是怀疑科技本身。

具体到食品科技，即谁能保证食品科技创造和认证的食品添加剂不会在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后被发现有致命缺陷，例如转基因食品技术；谁能保证现在自命不凡的食品检测技术在若干年后不会被证明在某种致命毒素上完全无用。

如此对食品科学技术的反思才是后工业社会的“风险”问题。

除此之外的其他问题，例如生产、销售部分，绝大部分不是“风险”问题，因为在任何发达社会都存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应对之进行刑法规制。

就当前我国刑法关注的食品安全犯罪而言，还是以非“风险”问题为绝对主题。

本文认为，指导当前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理论依然应该是诚实有序的市场秩序和人身健康。

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法益。

我们依然应当以诚实有序的市场秩序和人身健康为指导，努力规制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犯罪只是一直都存在的严重侵害人身健康和破坏诚实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行为，不是“恶魔般”的具有“毁灭力量”的“风险社会”中的行为。

因此，必须强调应以更为理性的态度，以更为长远的视角建构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政策。

（二）从当前走向长远——食品安全刑事政策的建构1.从“厉而不严”走向“严而不厉”首先，应严密法网，必须使每一个犯罪行为都受到刑法的追诉。

立法和司法必须严密法网。

可以由立法者制定新的条文，规定新的犯罪行为；也可以运用司法技术对现有规范进行补充解释。

例如，很多学者要求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在立法者没有立法的情况下，司法可否尝试扩大解释，将“销售”解释成“经营”，或者至少将“经营”的一部分纳入“销售”。

其次，应控制食品安全犯罪的最高刑——死刑。

这里不仅指在立法上控制最高刑的设置，也指要控制司法实践中判处死刑。

当前刑罚规定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最高刑是死刑。

但在经济犯罪中科处死刑是否合适？在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后果没有明确认知情况下，刑法较难认定主观为间接故意，此时不应该判处死刑。

由于对“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没有明确预见可能性或者预见可能性很低，因而此类案件的死刑对社会没有威慑力。

换言之，行为人根本不知道添加某种“平常”的“物品”——添加剂，就会被判处死刑。

在此情况下，死刑只有两个效果，一是不知所畏，二是裹足不前。

反而，有期徒刑在行为人的预期之内，更能起到威慑和教育作用。

再次，应控制罚金刑的额度，不应以使行为人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目的来科处罚金，否则刑法会直接规定“没收财产”；应平衡惩罚与教育作用科处较为恰当的罚金刑。

2.秉持更有建设性的司法思想“从严从重”的司法思想与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的特点与刑法规范的程度不相符。

食品安全犯罪的特点有发生严重结果的极容易性以及他因性。

“从严从重”实际上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相符，并且不能达到刑罚的效果。

其次，如上文所述，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范较为简单，当前司法实践经验不足，“从严从重”不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案情，不利于恰当地科处刑罚，同时也不利于丰富司法实践。

因此，本文认为应秉持更有建设性的司法思想。

从宏观上说，该司法思想与公正、有效的司法理念相关。

同时，还应在此思想指导下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领域的司法制度，使更多案件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使一些新型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未发生严重后果的等等行为在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司法程序中被讨论，从而丰富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经验。

注释：刘仁文.中国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12（4）.储槐植.刑事一体化论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左袖阳.食品安全刑法立法的回顾和展望.湖北社会科学.2012（5）；刘伟.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1）.[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