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人员简介
王重民先生与敦煌遗书照片
王重民先生与敦煌遗书照片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李德范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存有一万三千余张敦煌遗书照片（其中包括一部分内容相同的翻转片和放大片），共一千五百余种。
这些照片，从1934年起至今，已存在了近70年，在中国的敦煌学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现在却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
这些照片是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于1934至1939年，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命，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流落于海外的敦煌资料时所拍摄的。
这期间，向达先生在1936年秋赴伦敦博物馆捡阅敦煌遗书时，因受小翟理斯博士的刁难，看到的卷子，一共才五百卷左右，当时只将重要的照了相。
1938年，向达先生曾去法国国立图书馆，携回的是数百万字的手抄资料。
因而，这些照片的绝大部分，应是王重民先生拍摄的。
敦煌遗书在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暴露后，一拨又一拨的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人等，纷纷拥至敦煌，劫走了大部分有价值的敦煌卷子。
直至1909年8月22日，中国政府的学部才给兰州的制台拍了《饬查捡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的电报，要求把伯希和等捡剩的敦煌遗书送到北京。
在这过程中，不仅“捡齐”没有办到，却又在迁运中，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撕裂、私藏的摧残。
现在这批历尽磨难的敦煌遗书，全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但绝大多数是佛经。
正如王重民先生说的“现在我们要想研究敦煌的古书，最重要的在巴黎，其次在伦敦”。
因此，在受袁同礼先生委派去英、法等国家进行考察时，王重民先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致力于搜集、研究敦煌遗书等资料，为此付出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回忆当时王重民先生“终日埋头在敦煌卷子堆中，他还把伯希和劫去的卷子，选出较为重要的摄制显微胶卷”。
“去英国伦敦暂住，他又去伦敦博物馆借阅该馆藏的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卷子”。
“到了巴黎，巴黎如画的风光和繁华的生活，都没有使他陶醉，最吸引的，还是被劫去的祖国瑰宝—敦煌遗书。
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轶事
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轶事尹岚宁内容摘要：本文记载了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的几件轶事。
关键词：王卡敦煌文献作者简介：尹岚宁，王卡夫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王卡生前多次提示我：“以后要为我写回忆录哦。
”我想借此文，说几件王卡在搜集整理敦煌道经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并感同身受的事情，也算是回忆录中的小片段吧。
一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不计报酬王卡作为专门研究道教文献的学者，研究课题中包括敦煌道教文献。
在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多次提到“曾受方广锠先生之托，帮助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
我记得王卡当时说过，方先生在国图担任善本部副主任期间，在任继愈馆长的大力支持下，直接促成了修复整理国图敦煌遗书工作的开展。
王卡去国图帮助鉴定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印象中大约是2003年至2004年。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但王卡那时的兴奋劲儿我至今记忆犹新。
王卡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国图给他的条件就是让他能接触敦煌原件，没有一分钱报酬。
那时我笑说，社会上的鉴宝专家们都赚得盆满钵溢的，你们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就只讲奉献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让我亲眼看见敦煌卷子的原件，我就求之不得了。
要不然，我哪能进到国图深藏的善本库啊！”他说，方广锠先生当初就是为了能查阅国图珍藏的善本资料，不惜辞掉社科院的工作，调至国图善本部任副主任，把国图的宝贝都寻到了，真的是聪明之举。
事实上，王卡在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期间，并没能看到国图藏的完整敦煌道教经卷，因为比较完整的敦煌经卷都已入藏，他看到的仅是一些破碎的残片。
他说那些残片污秽不堪，虫蛀、鸟屎，什么污渍都有，甚至粘连在一起，是国图工作人员无法辨识的小残片才让他辨认鉴定。
王卡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知识和经验，协助国图鉴定了道经残片，有的只有几个字的残片他都找到出处并给以还原。
他回家非常得意：“啊哈，什么叫专家，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不仅如此，他在鉴定残片时还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论题，写出了新的论文。
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
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林世田张平赵大莹摘要:本文在总结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调查,认为藏经洞文献文物与道真收罗古坏经卷和修补佛典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修补古坏经文应是三界寺藏经的重要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文物是研究古代修复的最好资料。
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在敦煌文献中,留下修复记载的,也只有道真。
本文在详细考察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的古代修复情况的基础上,试图探寻道真修复技法的端倪,以期为全面讨论道真的古代修复问题提供些微帮助。
关键词: 藏经洞道真古代修复敦煌文献一、藏经洞文献文物的来源与性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六万件文献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4 至11 世纪历史的认识,对世界学术史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为了更准确、更充分地使用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文物,近百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藏经洞文献文物的来源与性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1907 年进入藏经洞的斯坦因①,最近沙武田先生又发表了新的见解②,在认识上尽管现在还有一定分歧,但总的来说是逐渐趋于一致。
藏经洞的来源与性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非常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研究藏经洞的文献与文物。
1907 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
在《西域考古图记》中,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素养,对藏经洞状态第一次作了详尽的描述。
他把所有藏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正规的图书馆包裹”,一类是“杂包裹”,并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刚刚移出藏经洞的汉文写卷。
他留下的客观描述和照片,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藏经洞文献文物的来源和性质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在1990 年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敦煌研究院0345《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国图BD14129《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及S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分别是道真和尚在长兴五年(934) 在三界寺修复藏经时整理的需要修复的藏经目录、修复后的藏经目录草稿、修复后的藏经目录定稿。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的传奇故事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的传奇故事作者：翟边来源：《百姓生活》2009年第07期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善本收藏地,《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也是“镇馆之宝”。
在这些珍贵的国宝级文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100余年前,王姓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偶然发现了《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1900年6月22日被一个姓王的道士偶然发现的。
在莫高窟藏经洞一处不到9平方米的地方,里面居然藏有大概四五万件敦煌遗书,这些遗书包括有汉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内容涉及经济、医药、文学、政治等多个方面。
从时间上来看,大约是5～11世纪的文献,而正好这个时代的文献资料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这个发现令世界震惊。
由于当时清政府腐朽无能,所以在发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一直被外国的侵略者掠夺,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下令把剩余的文献从敦煌运到北京。
国家图书馆保存《敦煌遗书》的地方堪称世界一流。
原来国图是将《敦煌遗书》堆放在一个柜子里面,非常拥挤。
后来经国家拨款,专门修建敦煌库房,制造了144个用檀木做的柜子,按照《敦煌遗书》的数量做了1万多个盒子,每一个盒子里面只放一卷经书。
金代民女断臂化缘募资修刻的《赵城金藏》《赵城金藏》是在金代刻的一部大藏,因为它藏在赵城县广胜寺,所以后人将它定名为《赵城金藏》。
据说这个金藏,是由潞州(今属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断臂化缘募资修刻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城金藏》曾经差点遭日军掠夺,后来在当地僧众和八路军的通力合作下,辗转很多地方才把它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
但是保存状况非常不好,有些经书已经残破不堪,有些经书受潮后造成霉变已成了“炭棒”。
1949年,《赵城金藏》被运至北平,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成为国图的镇馆之宝。
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600年来历尽劫难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
2023感动中国人物典型事迹材料
2023感动中国人物典型事迹材料（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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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大纸写《大般涅盘经》叙录
煌文献 中，有 ３ 件隋代写本 《 大般涅粲经》 分属中国书店 、台北藏 书家王水衷和一位 北京藏书家所有 ，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余年后首次合璧展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 员李际宁介绍 ，这三件隋代写本 《 大般涅椠经》 单纸长度均在 １ ４ ０厘米左右 ，为敦煌 写经 中单纸长度之最。目前隋代写本 《 大般涅檠经》世界仅存 ７件 ，除了此次展出的 ３
型 、纸 色、纸 长、装潢 、书法以及收藏诸 方面的特 色。
关键词 ：敦煌写经
大纸 《 大般 涅榘经》 叙 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 号 ：１ ０ ０ １ — ６ ２ ５ ２（ ２ ０ １ ６ ）０ ４— ０ ０ ０ ５— ０ ８
中图分类号 ：Ｋ ２ ４ ６ ． ３
２ ０ １ ２年 １ １月 １ １ ３ 至 ４日，中 国书 店举 办 了 “ 中 国书 店 藏珍 贵 古 籍 展 ” 。 在百 件 展
完整保持 卷 轴装 原貌 ，又有题 记 的卷子 更 可谓 凤 毛麟 角 。
此外 ，考察 时发 现 ，该卷 所 用纸 张 为打 纸 ，砑 光上 蜡 。 …… 打纸 砑 光 上蜡 后 ，
表面光洁如 莹，用手轻轻抖动 ，发 出金石之声。洵为我 国古代纸张中的极品。 如果仅仅是打纸砑光上蜡 ，在敦煌遗书中还算常见。这个卷子最令人 惊异的还
虽短 ，留下 的写 经不 多，但 质 量 大抵 为上 品 。Ｚ Ｓ Ｄ ０ １ ４号 为卷 轴 装 。首 尾 均 全 。存
有卷端的护首与卷尾的原轴。护首有 竹质天竿、有护首经名、有缥 带 （ 已断 ，留 有残根） 。尾轴两端涂有殊漆 。首尾经题 完整 ，卷尾有燕尾 ，还有题记。敦煌遗 书 原为寺院彝藏 ， 故 首尾 完整的经卷数量很 少，像 Ｚ Ｓ Ｄ ０ １ ４号这样 附有护首、原轴 ，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篇1】7月10日从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上了解到，樊锦诗在继捐资1000万元支持敦煌学研究后，再次捐资1000万元用于敦煌文物事业和急需人才培养。
会议宣布，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
樊锦诗今年85岁。
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至今已从事敦煌文物事业整整60年，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事业，不仅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而且带领莫高窟人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有效管理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促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阶段迈向科学保护阶段。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敦煌塑造、成就了我，没有敦煌也没有我的今天。
各项殊荣远远超出对我个人的表彰，荣誉应该属于敦煌研究院、属于甘肃省、属于中国文物界。
”樊锦诗说，“服务敦煌是我终生的夙愿。
”今年，樊锦诗将她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共计2000万元捐出。
一半已赠予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以支持北京大学敦煌学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
当日，她将另一半捐赠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
会议宣布，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
该小行星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的公报认为，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数字敦煌”和综合保护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
当日，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篇2】7月10日上午，“‘樊锦诗星’命名、樊锦诗基金设立暨从事敦煌文物事业60年座谈会”在甘肃敦煌研究院举办。
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
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萨仁高娃柴剑虹作者简介：柴剑虹，男，1944年生，浙江杭州人。
历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编辑、《文史知识》副主编、汉学编辑室主任。
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人民大学国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此前，除日本外，各国藏敦煌、吐鲁番出土古写本图集皆已问世。
而最近，日本方面内部刊印了三卷《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尽可能展现了中村不折藏中国出土墨书文物的原貌。
本文介绍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卷中84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卷下155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卷下166号六朝时期写本《金光明经卷第三》。
前两者为敦煌出土，后两者则吐鲁番出土。
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末有尾记“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封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与英藏敦煌文献S.4268尾记完全相同。
付增湘旧藏中也有一件尾记相同者，只是其中有武周时期所造新字。
S.523和S.3870首残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末也有相同题记，前者中亦有武周新字。
就同一年款而言，这些经卷或其底本为同时所抄。
另外，敦煌本中，有最早题记者为P.4506《金光明经卷第二》，其年款是“皇兴五年”（471），而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的题记为“庚午岁四月”（430）。
所以卷下155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更能真实反映北凉昙无谶（385－433）本刚翻译后不久的情况，可见以上虽为残卷，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金光明经》中村不折旧藏On ancient copies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in the Nakamura collectionSaren Gaowa and Chai JianhongBiography: Chai Jianhong, male, born in 1944, from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Editor of literature section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Zhonghua shuju), deputy edito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series, director of Sinology section. Currently serving as senior editor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Dunhuang & Turfan studies, visiting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Dunhuang Academy.Abstract:Apart from in Japan, Dunhuang and Turfan collec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long been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Recently, 3 volumes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Nakamura collection in Tokyo, Japan have been published, revealing the manuscripts to scholarly circl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number 77 in volume 2,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84 in volume 2, the sixth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166 in volume 3, the third juan ofa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first two are from Dunhuang, the last two are from Turfan. Number 77,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has a colophon dating it to Chang’an year 3, and the text of the colophon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Or.8210/S.4268. In Fu Zengxiang’s old collection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colophon,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new characters created in the Wuzhou period are used. Or.8210/S.523 and Or.8210/S.3870 also have similar colophons. With the same dates, it seems these manuscripts were copied around the same time. Furthermore,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earliest recorded manuscript of the sutra (2nd juan) is P.4506 dated to “Huangxing 5th year” (471 AD), and the 2nd juan of the sutra from Turfan at the Xinjiang Museum is dated to 430 AD. Thus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can reveal much about the period just after the translation by Dharmaraksha (385 AD -433 AD) during the Northern Liang, showing that although the above are fragments, they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Keywords: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akamura collection本次座谈会关于《金光明经》古写本的专题研讨，主要是着眼于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藏品，很少涉足日本藏品，而本文所要介绍的恰是日本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写本，希望对学者们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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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人员简介
阅览情况历史沿革研究人员
李际宁，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善本组副研究馆员。
长期从事敦煌遗书和佛教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参与整理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至5册）》。
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
主要论文有《文轨的生平及其它》、《春秋后语拾遗》、《"味青斋敦煌遗书秘籍佚卷存目"点勘及其史料价值》、《敦煌疑伪经典〈佛母经〉考察》、《关于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敦煌文献校录五人谈》（合作）、《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整理侧记》。
点校整理《天请问经疏》、《佛母经》、《法华经文外义》（合作）。
并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为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撰写《敦煌佛教》等。
黄霞，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善本组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学和版本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参与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至第五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
主要论文有《北图藏敦煌"女人社"规约一件》、《浅谈晚唐五代敦煌"女人社"的形态及特点》。
点校整理《佛说相好经》（载《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
林世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和佛教文献学。
1992年前从事二、三十年代瑞典人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发表《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斯文·赫定与中亚探险》、《斯文·赫定与绥新公路勘察队》等文章，并与人合著《探险家斯文·赫定》。
1992年后致力于佛教文献整理研究，发表系列文章，著有《佛陀十大弟子传》、《释迦牟尼佛传》等。
李德范：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整理翻译出版《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部分）；整理出版《敦煌道藏》等。
申国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学目录及文献整理，发表《1996-1997年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试析北京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收藏与利用》等文章，整理《敦煌禅宗文献集成》等敦煌佛教文献资料。
史睿：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在职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学及隋唐史的研究，发表《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考释》等论文，并参加国家重点项目《敦煌文献》的校录工作。
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图书修整组副研究馆员。
1991年以来，主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
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及本馆实际，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敦煌遗书修复方案，得到有关专家的肯定。
主要论文有《谈敦煌遗书的修复》、《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等。
陈红彦，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
从事敦煌遗书流散情况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近现代印鉴印主考》、《北京图书馆藏新881号〈尚书〉残卷校勘后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