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晖时期读书杂志办刊理念探析
《读书》杂志的美学追求
三联 书店的 《 读书》 杂志 ，秉承 “ 以书为 中心的 思想 文化 评论刊物” 、“ 展示读书人 的思想 和智慧 ，凝
聚对 当代 生活的人文关怀” 的宗 旨 ，长期 以来 重视以 谈书 品书为主题的文章 。在 为 以阐述对 社会 的看法和观 点 ，话在 书 中， 意在 书外 。评介 时 ，不 必 面面 俱到 ，逐章 逐节 介绍 内容 ，而只 须评 述其 中值得 注 意的 某章 某节某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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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 杂志的美学追求
《 读 书》 的书评 重在推 介 ，并不 怎么批评 ，因而它往
专业 书评 、过 滤图书信息、提供可靠 的购 书和 阅读指
南 方 面 ，也 形 成 了一 定 的 公信 力 。 以 其 思 想 的 开 放 ，
往 成 为人们 了解新思 想 、新动 态的 一个 窗 口。在活
跃的 １ ９ ８ ０年代 和 比较 沉闷 的 １ ９ ９ ０年代初 ， 它几 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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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 读书》 意在书外 雅趣 美学
《读书杂志》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读书杂志》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最新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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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3）经验证实 以“经验”作为衡量理论真理性的标准。 经验来自于实践，实践过程也是经验的累积过 程。科学的理论应该为人们的经验所证实，经 验证伪了的理论很难是科学的。 “客观实际”≠“经验事实” 。 过去不能说明未来。 结论：有经验证实不了的理论，但却没有实践 检验不了的理论。
1、最高标准 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 所谓确定性，从最终的、本源性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只能以实践 的结果论是非，而不能以本本论是非，不能以圣人论是非，不能 以权威论是非，不能以长官意志论是非，不能以自我感觉论是非； 从可靠性的意义上来说，实践标准具有权威性，实践最终能够检 验出一个认识是不是真理。 所谓不确定性，首先是指实践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能完全证 实或驳倒现有的一切认识；其次是指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不是一 劳永逸的，而是一个过程。 实践本身是需要反思的。有自觉的实践，有盲目的实践；有正确 的实践，有错误的实践；有积极的实践，有消极的实践；有健康 的实践，有颓废的实践；有完整的实践，有残缺的实践；有成功 的实践，有失败的实践。 不同的实践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区别在于有的是从正面直接证 实真理，有的是从反面间接证实真理，有的是从侧面迂回证实真 理。
（3）权力标准
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真理；谁垄断了权 力，谁就垄断了真理；谁的权力大，谁的真理 就多。 职务可以给人以权力，但不能保证给人以智慧，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研究人员应该保守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的 品格，坚持独立思考的问学风格，不迷信权威， 不盲从权威，不屈从权威，不畏惧权威，不依 附权威，敢于直言，敢于说真话，敢于独立思 考。
普普通通“吃饭”这个词语，如果按汪晖 的风格来说的话，汪晖大概会这么说：“ 当营养合成体经过口腔进入食道后，充分 地唤起了胃肠器官对于来自上方一团阴影 的担心和渴求”。 他的文风追求是：不把 读者脑袋弄大了死不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产生——从“发刊词”的视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产生——从“发刊词”的视角张敏【摘要】选取《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一至四编)所收录的图书馆学期刊及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发刊词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刊词的撰写者和不同时期的内容特点,从发刊词的视角归纳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创办的九个缘由,并以此反观图书馆学期刊产生的时代背景.【期刊名称】《国家图书馆学刊》【年(卷),期】2016(000)004【总页数】8页(P100-107)【关键词】图书馆学期刊;发刊词;民国时期【作者】张敏【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图书馆【正文语种】中文据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期刊至少有113种［1］。
鉴于资料获取等因素，本文选取《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一至四编）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分别于2003、2005、2006、2013年出版。
所收录的63种②据《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一至四编）目次所载，共有刊物68种，其中《广东省立图书馆书目》《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是纯粹的馆藏书目，不视为图书馆学刊物；另《四川营山县晋康图书馆季刊》仅见第五期、《图书与学习》仅见第二期、《和顺图书馆十周年纪念刊》仅为一册。
故取63种图书馆学刊物作为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刊物及民国时期三大图书馆学刊物——《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的发刊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归纳发刊词所体现的创刊缘由来反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产生的时代背景。
图书馆学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兴学科，其在民国时期的期刊数量相对较少。
和大多数刊物一样，图书馆学期刊在创刊时，大抵会有一篇开场白性的文字，曰“发刊词”“创刊词”“弁言”“旨趣书”等；也有的刊物借用某篇文章来反映刊物的宗旨，以此代“发刊词”。
还有些图书馆学期刊因经费见绌或时局动荡而暂时停刊，历经艰难后又努力复刊，在复刊号上也会刊载一篇相当于发刊词的说明性文字。
《读书》杂志 投稿经验
《读书》杂志投稿经验摘要：1.引言2.《读书》杂志简介3.投稿经验分享3.1 稿件准备3.2 投稿流程3.3 稿件修改与录用3.4 注意事项4.总结与建议正文：【引言】《读书》杂志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类刊物，为广大作者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交流思想的平台。
本文将分享作者在《读书》杂志的投稿经验，以期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考。
【《读书》杂志简介】《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 年，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类刊物。
杂志以“推动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研究、促进文化交流”为宗旨，注重思想性、学术性、前瞻性，关注国内外文学动态，展示优秀文学作品，旨在为作家、评论家和学者提供一个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园地。
【投稿经验分享】1.稿件准备在投稿前，务必认真阅读《读书》杂志的投稿要求和样稿，了解杂志的用稿方向和风格，选择符合杂志定位的稿件。
稿件应注重文学性、思想性和学术性，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文学创作规律。
2.投稿流程投稿可通过《读书》杂志官网或电子邮件进行。
官网投稿需注册登录，按照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稿件；电子邮件投稿则需将稿件发送至杂志官方邮箱，并注明投稿栏目和作者联系方式。
3.稿件修改与录用在投稿过程中，可能会收到编辑部的修改意见。
此时，应认真对待编辑部的建议，对稿件进行针对性的修改，并在规定时间内回复编辑部。
若稿件被录用，需按照编辑部要求签订相关合同，确保自己的权益。
4.注意事项- 遵守投稿规定，切勿一稿多投；- 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避免抄袭和剽窃；- 耐心等待审稿结果，切勿频繁催促编辑部。
【总结与建议】投稿《读书》杂志需要对杂志有深入了解，认真准备稿件，并按照投稿流程进行。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重与编辑部的沟通，耐心等待审稿结果，同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文学创作规范。
甘阳+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论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甘阳汪晖这个书是近二十年左右最重要的一本书，篇幅很大，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涵盖的几乎是从以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在每个部分的进入都有很多他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可能牵涉到两个语境，一个就是当代语境，就是处在当代二十年左右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变迁当中，汪晖自己的一个选择以及这样一个选择和二十年左右中国思想界总体状况的一个关联。
另一个当然就是他进入的语境状态，这个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他这个书非常大，我大概讲一下最主要的特点，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全书贯穿的一个线索，我觉得是重构儒学作为道德评价的一个方式。
所谓重构儒学作为道德评价，我的读法是汪晖在重构儒学作为一个批判者。
所谓道德评价方式，就是作为一种最高价值观念来评判对人间的看法，对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就是我觉得他贯穿全书的重新构建儒学作为一个批判系统的线索。
这样一来，以这个批判建构来看，很多东西的讲法变得很不一样。
比方说他重构的三代想象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同时把郡县和封建的矛盾表现得非常充分，几乎是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过程。
这两点都是我觉得以前不太有人说的。
首先是第一点，三代想象，三代想象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构好像历代儒家只是一愕尊崇过去，而使三代想象变成了一个想象和批判的源泉。
这是他的一个发掘。
而三代想象同时因为其本身是最早孔子提出的建立在周代分封制的所谓亲亲原则是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并不是所有阶层的社会内容，首先强调的是贵族阶层的。
在中国走向君主和郡县制这样一个结构比较早的情况下，中国历代士大夫都面临一个非常基本性的一个ambivalance，一方面是说士大夫基本上都是认同郡县，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郡县制是批判的。
因为郡县制并不符合三代的一个道德选择标准、三代这样一个想象。
所以这里面历代士大夫都存在这样一个紧张。
而汪晖把郡县和封建这对矛盾，从前一般谈郡县都是集中两个，一个是柳宗元的，一个是以后王夫之他们，他们谈的比较多，而汪晖把它变成几代知识分子在转弯当中都有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汪晖之所以这个重视郡县和封建的一个关键就是封建可能会开出来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情势，郡县制是一个一统制的趋势。
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
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作者：刘业伟来源：《传媒》 2010年第9期《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
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等集合在一起，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
1986年至1995年，沈昌文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
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视点，被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思想刊物之一。
有一句曾经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过去的《读书》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大讲堂，倒不如说是读书人聚会的沙龙、茶馆。
这一切，都和沈昌文独特的办刊思想有关。
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点。
“三无”办刊论。
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办刊“三无”论，即无能、无为、无我。
此“三无”论一出，叫好声一片。
王蒙对此作了很好地发挥，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王蒙的话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无”办刊论的内涵。
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
这种大无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同时有极大的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是一种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
“三无”办刊论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
这也使《读书》杂志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买卖，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交往和心灵沟通。
沈昌文自己在多种场合下一再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读书》杂志研究
第38卷第1期2012年1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 Xuzhou Normal Uni．(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38，No．1Jan．，2012［收稿日期］2011-05-18［作者简介］刘业伟，男，山东枣庄人，徐州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编辑，文学硕士。
《读书》杂志研究刘业伟(徐州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江苏徐州221116)［关键词］《读书》;办刊思想;沈昌文;汪晖［摘要］《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
创刊以来，《读书》杂志始终坚持这一办刊定位，成为思想界改革开放的标志和我国期刊界的一个著名品牌，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期刊文化风格，并延续了上个世纪初叶《新青年》、《语丝》、《东方》等著名刊物的文化之风。
总起来看，1986年以前的《读书》办刊风格较为平和。
1986年以后，《读书》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明显变化。
在沈昌文和汪晖主持《读书》的两个10年间，各自形成了独特的办刊特点。
这两个时期的《读书》办刊风格虽有差异，但《读书》的人间关怀和思想锋芒始终没有改变，一直保持着对人与书、文学和艺术、历史和生活的关注。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425(2012)01-0146-05一、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于北京。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
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集合在一起，共同商讨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
他们在杂志创刊伊始就决意要把《读书》办成“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在当年的环境中，这个办刊定位遭到多方质疑。
其实，对于《读书》杂志的创办方三联书店而言，办读书类杂志一直是他们的一个传统。
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都是办杂志起家的。
汪晖时期《读书》杂志办刊理念论文
汪晖时期《读书》杂志办刊理念探析摘要：《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引发了思想文化界诸多争议。
通过细应读《读书》十年文选所刊发文章来考察汪晖《读书》办刊理念的特点以及办刊思路转变背后的文化语境。
关键词：《读书》；办刊理念；文化语境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60-021996年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读书》成为思想文化界争论的阵地。
主要焦点在于文章风格“不好读”和思想内容的“左倾”。
2007年，不再担任主编的汪晖、黄平推出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十年文选6卷本。
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也体现了汪晖和黄平对《读书》的办刊理念总结。
一、拓展学科领域1996年第9期《读书》发表了陈星灿等人的讨论文章《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由此标志着《读书》开始打破学科分类，以彰显问题意识为重。
拓宽学科之后，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三农”问题的讨论；2000年第9期发起了互联网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陆续展开。
据笔者统计，从1996年5月到2007年7月《读书》共发表稿件约4655篇（以每期35篇计算的大致数字），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教育等等；其中，文史哲类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二，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其它各类约占四分之一。
《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扩展到包括“三农”问题、国际政治、生态环保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
学科领域的拓展使得《读书》内容呈现“杂”和“博”的特点，且在思考深度上较过去有过而无不及。
《读书》杂志合订本
《读书》杂志合订本
从多个角度来看，《读书》杂志合订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优势：
1. 综合性，合订本将一定时间段内的多期杂志内容整合在一起，读者可以在一本书中获取到多期杂志的精华内容。
这样，读者不需
要逐期购买杂志，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取杂志的全貌。
2. 长期保存，合订本的出版形式使得读者可以更好地保存和收
藏杂志内容。
相比于散装的杂志，合订本的装订更加牢固，能够更
好地保护杂志内容不受损坏，同时也方便读者在书架上整齐地摆放
和展示。
3. 便于研究和参考，合订本将一定时间段内的相关主题或话题
进行整理和编排，使得读者可以更加系统地研究和参考相关领域的
知识。
读者可以通过索引或目录快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进行
针对性的阅读和研究。
4. 跨时空的阅读体验，合订本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杂志内容整合
在一起，使得读者可以一次性地了解某一主题或领域在不同时期的
发展和变化。
这种跨时空的阅读体验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某一领域的发展脉络和变革。
5. 经济实惠，相比于逐期购买杂志，购买合订本往往更加经济实惠。
合订本的定价通常会比单期杂志的总价要低一些，这对于长期关注某一杂志的读者来说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方式。
总之，《读书》杂志合订本是将一定时间段内的多期杂志内容整合在一起的出版形式，它具有综合性、长期保存、便于研究和参考、跨时空的阅读体验以及经济实惠等多个角度的优势。
对于喜欢阅读、研究和收藏《读书》杂志的读者来说，合订本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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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晖时期读书杂志办刊理念探析
来源：我本沉默发布网
摘要：《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引发了思想文化界诸多争议。
通过细应读《读书》十年文选所刊发文章来考察汪晖《读书》办刊理念的特点以及办刊思路转变背后的文化语境。
论文关键词：《读书》；办刊理念；文化语境
1996年汪晖、黄平接任《读书》主编后，《读书》成为思想文化界争论的阵地。
主要焦点在于文章风格“不好读”和思想内容的“左倾”。
2007年，不再担任主编的汪晖、黄平推出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十年文选6卷本。
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也体现了汪晖和黄平对《读书》的办刊理念总结。
一、拓展学科领域
1996年第9期《读书》发表了陈星灿等人的讨论文章《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由此标志着《读书》开始打破学科分类，以彰显问题意识为重。
拓宽学科之后，从1998年起，《读书》开始持续地讨论教育改革的问题；1999年底《读书》开始“三农”问题的讨论；2000年第9期发起了互联网讨论，2003年以后，《读书》发表了对于医疗体制改革的批评文章，与此同时，有关生态环境、私有产权、劳动产权、国企改革、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也陆续展开。
据笔者统计，从1996年5
月到2007年7月《读书》共发表稿件约4655篇（以每期35篇计算的大致数字），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教育等等；其中，文史哲类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二，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其它各类约占四分之一。
《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扩展到包括“三农”问题、国际政治、生态环保等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现实领域。
学科领域的拓展使得《读书》内容呈现“杂”和“博”的特点，且在思考深度上较过去有过而无不及。
如此转变，笔者认为可以归因于二方面：一方面是主编的学者办刊特色，重视理论和知识的客观探讨，而非人文情趣的咀嚼玩味；另一方面，汪晖和黄平要延续并发扬《读书》自觉介入时代并记录时代的特点。
“我参与《读书》的编辑工作，，有一点很明确，就想拓展它的领域。
中国素来有一个清议的人文传统，这本来很好，现在也特别需要。
美中不足的是，文人雅士有时孤芳自赏，保持自己的清高和纯洁，缺点是影响面比较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比较差。
”拓展学科领域的目的无非是开阔视野，为读者提供多元的、对称的信息，有利于形成反思的讨论空间。
基于这样的认识来看，不可否认的是汪晖和黄平以学者视野领航，将《读书》引领到了更开阔的疆域。
二、介入“现实”讨论问题
从1996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性质的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其中一些讨论成
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
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们对时代变革、思潮纷争、社会问题的一种积极主动反应，也就是汪晖所说的“介入现实”。
其实，《读书》自创办以来，从不回避介入“现实”。
陈原、沈昌文时代，《读书》曾积极主动地呈现出“读书无禁区”、“读书无用论”、“人文精神大讨论”等社会现实问题。
汪晖主持期间，《读书》更是自觉地介入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大转变”，只不过此时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问题的讨论也趋向多元化、国际化，《读书》也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如《“不道德”的经济学》(樊纲，1998年6期)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温铁军，1999年12期)所反映的经济效率与道德正义问题，对当时的人文思潮和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读书》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讨论时，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这一点是继承了《读书》创办初期“不是机关刊物”、“不是同人的学术杂志”的理念。
对于《读书》的这一姿态，不少人是给予肯定的，也给汪晖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
但正如汪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介入”现实问题时，《读书》不会退回到学术里面去，也不会完全采取大众化，而是“专注”于理论和知识的“启蒙”。
三、创建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
《读书》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思潮中始终是以“先锋”的角色出现，逐渐形成为了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讨论面涉及国内外重大问题。
自1996年起，《读书》开始和国际“接轨”，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其中有关亚洲的文章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内容涉及南南合作、东亚历史、韩国工人、伊朗与冷战、朝核问题、日本对东亚发展的反思、底层社会等等。
这些
讨论试图提供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
汪晖和黄平非常重视这类文章的讨论，而且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但能够面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而且也能够面对当代世界的变化。
”“为了构建这种有质量的讨论平台，《读书》为了照顾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讨论，有些文章质量不是很高，但还是发表了，因为它代表着一种立场。
”这决定了《读书》后来的思想走向和文笔风格。
十年来，《读书》着眼于全球化的视野，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写稿，且常常和国外的学者一起以座谈、对话、辩难的形式，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
尽管汪晖的探索引发各方争议，然而“这种尝试
不仅使《读书》成为亚洲知识分子沟通和对话的一个平台，还为中国读者提供了解西方之外的世界有益的参照系。
”
四、结束语
《读书》创刊至今已30多年，时代的变化深深地烙在它的足迹中。
对于刊物而言，传统是重要的，变化是必然的，没有传统也就没有根基，没有变化则意味着失去了对于时代变迁的反应能力。
陈原、沈昌文时代的《读书》和汪晖时代的《读书》的确在办刊理念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比如从“三无”办刊论到介入“现实”，从人文知识分子的休闲读物到建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讨论空间，从文化启蒙到现实关注等等。
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除了办刊者自己风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以及全球化思潮影响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
境和知识图景发生了转变。
知识文化界再也无法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二元对立的话语范式），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
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自身80年代那种‘前现代’与‘现代’杂揉性的思想文化遗产，并以一种逆反性的眼光重新审理80年代的启蒙思想。
人们在话语结构上，开始出现了强烈的文化反思热和对‘现代’与‘后现代’的自我审视。
”这种审视的结果是思想碎片化，也就是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面对文化现象与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由于理论和知识背景的差异，所讨论的问题也就更具争议性。
然而，从传播学角度而言，有争议的“问题意识”反而使《读书》再次成为海内外思想文化界备受关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而言，汪晖所主持的《读书》仍然反映了时代特征，这与创刊的初衷并不违背。
至于《读书》“不好读”“读不懂”等诟病，也许是所有思想文化刊物值得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