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
《古代中国的边疆防御与军事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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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壹
目录文本
肆
古代中国的边疆防御与军事要塞的关系
叁
古代中国的军事要塞
贰
古代中国的边疆防御体系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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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中国的边疆防御体系
边疆防御的重要性
保护国家领土完整：边疆防御体系可以防止外敌入侵，保护国家的领土完整。
促进经济发展：边疆防御体系可以保障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富强。
城墙：高厚坚固，设有垛口、射孔等防御设施
选址：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
军事要塞的功能与作用
防御功能：抵御外敌入侵，保护国家边境安全
经济中心：促进贸易往来，推动经济发展
政治象征：展示国家实力，增强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
交通枢纽：连接各地区，保障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
军事要塞的典型案例分析
长城：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军事要塞，用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民族融合：边疆防御体系的建立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第三章
古代中国的军事要塞
军事要塞的选址与布局
选址原则：易守难攻，地势险要
防御设施：城墙、壕沟、堡垒、箭楼等
交通要道：连接内外，便于调动兵力和物资
布局特点：内外两层，主次分明
军事要塞的建设与防御设施
护城河：环绕城墙，增加防御难度
加强民族团结：边疆防御体系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促进国家的和谐和稳定。
维护国家安全：边疆防御体系可以防止外敌的威胁，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边疆防御的历史演变
宋朝：设立厢军，加强边防，设立军事要塞
明朝：设立九边，加强边防，设立军事要塞
“土木之变”前明朝北方边防考略.wps
[考證]“土木之变”前明朝北方边防考略“土木之变”前明朝北方边防考略刘能成(贵州教育学院历史系贵州贵阳550003)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5年3月总第57期第1期收稿日期2004-11-15作者简介刘能成(1953-),男,贵州贵阳人,贵州教育学院历史系教师。
摘要公元1449年的“土木之变”,明帝国被蒙古瓦剌部打败,明英宗被俘。
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明朝“土木之变”北方边防边镇军屯中图分类号K24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621(2005)01-0043-0046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也先为了向内地掠夺财物,纠集了蒙古鞑靼、兀良哈等部,分兵四路向明朝进攻,“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
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被瓦剌的2万轻骑击败,明军死伤过半,骡马衣甲器械尽为也先获得,明英宗也成了俘虏。
瓦剌军长驱而入,直逼明朝都城北京。
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土木之变”。
14-15世纪的明朝堪称世界强国,为何其北方边防竟如此不堪一击强大的明帝国为何竟被小小瓦剌打得一败涂地许多历史著述指出是由于宦官王振擅权、指挥失误。
本文认为,这只是失败的直接原因,究其根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遭到削弱和破坏有密切关系。
本文拟通过对“土木之变”之前明朝北方边防的考察,对造成“土木之变”的深层次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洪武时期的北方边防政策明朝的边防从来以北方为重。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统治者在明军进攻的强大压力下,从大都(今北京)逃往塞外,但还拥有相当雄厚的力量,随时威胁着明帝国的生存,所谓“元人北归,屡谋复兴”〔《明史-兵三》〕。
因此,解除蒙古贵族卷土重来的威胁,是明帝国的首要任务之一。
但是,由于元末连年战争的破坏,洪武初年,各地普遍形成“田地荒芜”、“居民鲜少”〔《续文献通考-卷二》〕的现象。
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
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宿小妹 李三谋(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 100125)[摘要]明朝,我国的北部边疆,一直是从事国防活动的重点地区,朝廷曾在“九边”(甘州、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三关各镇)及其附近大搞农垦,即分别以军屯、民屯、商屯等方式加强边防建设,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塞外的军事活动,促进了边疆农业经济的发展。
并且,由于边屯与军饷关系的相互作用,逐渐对国家的田赋征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其管理上的变革。
在当时的边垦与边防的建设过程中,山西的边疆地位和山西人的作用尤其显的重要,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明代;山西边垦;饷银一明代军队遍布于全国各地,按军制,每一府设数卫,每一卫设数所,每卫有5000多军人,全国军队总数为180万人(洪武年间)。
明进初期,政局不稳,国力较弱,边疆危机时起,故卫所兵力较多地集结于九边,全力捍卫疆土。
洪武、永乐二帝先后强调攘外安内、强兵富国。
其主要措施是发展屯垦,开荒实边,积粮增谷。
在实施过程中,首先强调军屯。
朱元璋在接受秦、汉、唐、宋遗制的基础上,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
凡卫所系冲要都卫,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以五之四”,几年后,又“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1]。
开展军屯的重点是在北部“九边”,在那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植范围也最广。
其中,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山西大同镇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辽东镇415名军人,屯田253万亩[2]。
此为常规军屯垦。
在华北地区,山西边塞的军事屯务至关重要,对之,国家甚为重视。
朝廷在与晋北大同数万常规驻军进行屯垦的同时,又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命令省内的26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垦耕[3],自给兵饷,并相应输粮于边仓。
对于三晋北部的军屯,统治者时感不足,还令实行移民入军,编卫屯种,用以充实和加强原有的军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西北边镇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代西北边镇研究述评田澍/毛雨辰【专题名称】明清史【专题号】K24【复印期号】2005年04期【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05年02期第104～114页【作者简介】田澍毛雨辰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内容提要】出于国防安全和对外交流的考虑，对西北边镇的经营始终是明朝关注的热点之一，亦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明代北部防御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西北四镇的设置、后勤供给以及对西北地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明代/西北边镇/防御体系/防御工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史研究中，明代“九边”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
分布在西北边境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做为明长城防线上的“九镇”中的四大重镇，其地位在整个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
为了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有必要对有关西北边镇的学术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评述。
在资料搜索中，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斧正。
一、明代北部防御体系构建的时代背景及西北四镇的设置有明一代对北部的防务建设始终是明朝的头等大事。
元顺帝虽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逃往漠北，但仍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国防安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威胁。
华夏子认为，元顺帝逃至塞北后，“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
在陕西、甘肃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
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
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
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
”（注：华夏子：《明长城考实》，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29～30页。
）肖立军也认为：“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及以后的历朝君臣都十分清楚。
洪武初年，已稳坐江山的朱元璋说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历代传国玺在胡；二是统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闻问。
’所言三事无一不与蒙古有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北鄙尤加系心’。
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
亩 ，每 年 收 归 政 府 的 屯 粮 高 达 ２ ３ ５万 ４
石 Ｌ 。而在北 部边 疆 的屯军 有数 十万 人 ，岁 ８ ］
获 屯粮 ８０多 万 石 ，山西 北 部 边 地 的 大 同、 ０ 晋 北 三关一 带 产屯粮 上百 万石 ，宁夏 ４卫每
小 旗 ，即小 队 、小 组 。百 户 所 上 面 设 千 户
附近 大搞农 垦 ，即分 别 以军 屯 、民 屯、商 屯等 方式加 强边 防建设 ，从 而有 力地 支援 了塞 外的 军事 活动 ，促 进 了边 疆农 业 经济 的发展 。并 且 ， 由于边 屯与军饷 关 系的相
互 作 用 ，逐 渐对 国家的 田赋 征 收产 生 了较 大的影 响—— 引起 其 管理上 的变革 。在 当 时的边 垦与 边 防的建 设过 程 中 ，山西 的边疆 地位 和 山西人 的作 用尤其 显 的重要 ，在
进 行垦种 ［ 。 ４ ］
植 范 围 也 最 广 。其 中，西 宁 卫 １万 多 名 军
士 ，垦种 ２ ７万 亩 土地 ；山 西 大 同镇 ４万 多
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
５ ５
・
古今 农 业 ・
・ ０ ８年 第 ４期 ・ ２０
事屯 田。晋王 朱榈 多次 督率 大兵 到长 城脚 下
多军人 ，全 国军 队总数 为 １０万人 （ 武年 ８ 洪
间） 。明进 初 期 ，政 局 不 稳 ， 国力 较 弱 ，边
疆 危机 时 起 ，故 卫 所 兵 力 较 多 地 集 结 于 九
边 ，全 力捍 卫疆 土 。洪武 、永 乐二 帝先 后强
立 屯 垦 耕 Ｌ ， 自 给 兵 饷 ，并 相 应 输 粮 于 ３ ］ 边仓 。 对于 三 晋 北 部 的 军 屯 ，统 治 者 时 感 不 足 ，还令 实行移 民人 军 ，编卫 屯种 ，用 以充
明史兵志之三
○边防海防江防民壮士兵乡兵元人北归，屡谋兴复。
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
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初，洪武六年，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谕令各上方略。
从淮安侯华云龙言，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
于紫荆关及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
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
九年，敕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参用南北军士。
十五年，又于北平都司所辖关隘二百，以各卫卒守戍。
诏诸王近塞者，每岁秋勒兵巡边。
十七年，命徐达籍上北平将校士卒。
复使将核辽东、定辽等九卫官军。
是后，每遣诸公、侯校沿边士马，以籍上。
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
其地在喜峰口外，故辽西郡，辽之中京大定府也；西大同，东辽阳，南北平。
冯胜之破纳哈出，还师，城之，因置都司及营州五屯卫，而封皇子权为宁王，调各卫兵往守。
先是，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设开平卫及兴和等千户所，东西各四驿，东接大宁，西接独石。
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
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袭陷大宁，以宁王权及诸军归。
及即位，封宁王于江西。
而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
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畀兀良哈。
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
明末边军
明末边军明末边军明末的边军是指明朝末年在国境线上担任边防任务的军队。
明朝时期，边境地区常常面临外族入侵，为了守卫国家边疆，明朝设立了一支以边军为主力的军队。
这支军队士气高昂，出色的作战表现备受赞誉。
明朝末年，政权动荡不安，加上兴起的鞑靼、蒙古等外族势力不断侵入中国，边军的存在变得尤为重要。
明朝把边军划分为六大卫，分别是东北边卫、东南边卫、西南边卫、西北边卫、南京守卫和广东守卫。
其中东北边卫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因为面临的是来自北方的鞑靼、俄罗斯等势力，战略任务艰巨。
明朝边军的招募主要以捐纳制为基础，即有钱的人可通过捐款购买官职来参与边境防御。
而且，明朝特别注重了边军士兵的培训和装备。
边军士兵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以确保他们的作战能力。
装备方面，明朝特别重视给予他们先进的武器和防具，使他们在战斗中具备更强的实力。
明朝边军的战斗风格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他们更多的采用了游击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和灵活的机动性，以小部队打击大军，并且在战斗中注重抢掠敌军物资和粮食，以削弱敌军的战斗力。
他们懂得隐藏和突袭的技巧，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明末边军的战士们经历了艰苦的战斗和生活条件，他们要经受极度寒冷、饥饿和疾病的考验。
但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疆土，保卫了民众的安宁。
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事实上，明末边军的存在对于明朝政权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朝内部的政治腐败和统治不力，使边军逐渐失去了对政权的忠诚。
面对外族势力的威胁，一些边军将领甚至选择投降或叛变，破坏了明朝的政权稳定。
总的来说，明末边军是明朝末年边境防御的中坚力量。
他们通过勇敢的抵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保卫了国家的疆域，保护了边疆居民的安全。
尽管明朝最终覆灭，但明末边军的存在和战斗精神，为后世人们树立了榜样。
他们的奋斗和牺牲将永远铭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从地方志管窥明代延绥镇的生存状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９—２８作者简介：梁 琳（１９７８—），女，河南新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陕北民俗研究。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２０１９Ｃ１８７）；榆林市２０１９年科技计划项目：绥米唢呐与旅游发展的综合研究从地方志管窥明代延绥镇的生存状况梁 琳（榆林学院文学院，陕西榆林７１９０００）摘 要：明代延绥镇为九边重镇之一，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以明郑汝璧《延绥镇志》和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两部地志为视角，探究明代延绥镇风貌和人物群像。
延绥镇作为边陲军事重镇地瘠民贫，战乱频仍，墩堡勾连，烽烟四起，而生活战斗在这里的人们忠义节烈，著于边邑。
关键词：延绥镇；军事；战乱；忠义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８７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５２／ｊ．ｃｎｋｉ．ｊｙｌｕ．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 延绥镇，原为延安、绥德的合称，总兵驻绥德。
由于明廷内缩边防线，撤东胜卫，而蒙古鞑靼部落在与瓦剌部落对抗中失利，遂南下水草丰茂的河套地区，在此长期住牧，与延绥毗邻，并对该地区进行劫掠。
因此延绥从内地卫所，转为边防重镇。
成化九年（１４７２年），巡抚延绥都御史余子俊将治所由绥德移至榆林，故延绥镇又称榆林镇。
明刘敏宽云：“榆阳一镇，横当千余里之长边，北邻十余万之强敌，盖岩塞也。
”［１］据明代郑汝璧《延绥镇志》载：按《史记》：秦使蒙恬拓榆中之地，故曰榆中。
垒石为边，树榆为塞，故曰榆塞。
本传伍被云：“广长榆。
”故曰长榆。
《汉书》枚乘说吴王曰，秦“北备榆中之关”，故曰榆关。
榆溪之水出焉，故曰榆溪。
今地多榆，故曰榆林。
以木之茂在榆溪之阳，故曰榆阳。
以其为延安、绥德之保障，屯戍又皆其人也，故镇曰延绥［２］。
不难看出，榆林由秦至明被称作榆中、榆塞、长榆、榆关、榆溪、榆阳、榆林和延绥。
明代以来，为抵御蒙古侵犯，设置延绥镇。
修筑东起府谷黄甫川，西至宁夏花马池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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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中州学刊Jan.2006第1期(总第151期)Academ 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o.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向燕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北京100875)摘 要: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
明初,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的军事主动,所以正统之前,几乎没有边镇志书的编纂。
正统以后,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开始有了一些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
嘉靖时期,史学的活跃和北塞防线的再次紧张,形成了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大发展时期。
大约从万历开始,明廷军事危机开始转向辽东一隅,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亦随之转向东北一线。
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实学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6)01—0178—04一所谓边镇志,一般簿录著述多将之归于史部地理类。
有明一代编纂的北塞边镇志书之多,可以用空前绝后一词概之。
其中仅前辈学者王庸先生的《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就著录了“九边总图说”30种,“边镇合志”30种,“各边镇别志”64种,“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
我们说,这种史学现象的出现,是与明代的政治、军事形势及其发展密切关联,尤其是明代为防范从中原退遁塞外草原的蒙古部族势力,而在沿北塞长城一线的险要之地设置军、屯结合的边镇关隘制度密切关联。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边防》称:“元人北归,屡谋兴复。
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
正统以后,敌患日多。
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自从朱元璋对退回塞北蒙古草原的蒙古贵族的军事进剿遭到一些失利后,就将战略重点转向对长城一线军事防卫的经营,在对蒙古贵族采取羁縻和防御并施的政治、军事政策之外,又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分别在北平、大宁、广宁、宣府、大同、太原、宁夏、西安、甘州等地分封了燕、宁、辽、谷、代、晋、庆、秦、肃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狭,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①。
其意在“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②。
永乐时期,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③,使北塞长城沿线成为整个国家的军事防卫重心。
以后经几代的经营,至弘治时期,逐步形成了东起辽东的鸭绿江,西至甘肃的九泉,绵延近万里,累年经营的所谓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烽堠相望,卫所互联的九边防线,号称“九边”或“九镇”,构成“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④,军、屯结合,进退有据的北部防线。
明代的这些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的史实,为北塞边镇志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社会历史的依据。
收稿日期:2004—07—24作者简介:向燕南,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
871二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是整个明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景观,它的发展,在受整个明代史学特点相制约的同时,也受到明代整个时局发展的影响。
这一点,只要检录当时的簿录之书,便可以清楚看出。
明初,朝廷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得相当严密。
史学方面,总体上是以官修为主,私修史学很不发达;同时政治时局也相对稳定,明廷基本掌握着北部军事、政治的主动,且未正式立镇,所以有关北塞边镇的志书编纂也不发达。
正统(1436—1449年)之前,几乎就没有编纂什么边镇方面的志书。
然而正统以后,以“土木堡之变”明军的失败为标志,明廷与北方蒙古势力逐渐攻守易势,《明史・鞑靼传》云:“正统后,边备废弛,声威不振。
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
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
”这虽然仅仅是根据鞑靼一部而言,却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北域的基本情况。
受军事局势变化的影响,也受整个史学因社会矛盾和时局的刺激而私人撰述渐渐发展的影响,有关北塞边镇的志书编纂,也渐渐有了一些活跃的气象,开始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私人撰述。
是为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初兴阶段。
嘉靖时期,思想文化因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王阳明心学的流行而日益活跃,整个史学亦随之活跃。
而这时期北塞边防的军事形势也日益紧张,“正德以来,边备废弛。
嘉靖之末,柄臣贪冒,将士离心,文武解体,北人跳梁,边境骚然,生灵暴骨。
加以诸逆内叛外勾,攻城破邑,覆军杀将,无岁无之”⑤。
致使京畿损失惨重的“庚戌之变”,更使明廷举朝震动,北塞边防的军事危机促使尚武之风高涨,成为此时期北塞边镇著述编纂获得重大发展的直接原因。
关于当时士人的尚武之风,史籍中亦多有记载,例如据道光二十八年所编的明著名学者,曾被戚继光委以驻守古北口要任之陈第的年谱称陈第“在家肄业经史之暇,学击剑,喜谈兵,人咸以狂生目之”。
陈第亦歌曰:“忆我少年日,悲歌弄宝刀,饮酒动一斗,驰马弗知劳。
”如此炽热的尚武之风的结果之一,是引起了士人对边疆防务的历史和现状格外注意,研究边疆史地的热潮逐渐涌动,有关撰述也随之兴盛起来,例如《明史》卷一百八十六《许进传》称《九边总图》的作者许论:“好谈兵,幼从父历边境,尽知厄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
”乾隆《南昌县志・文苑传》引《大月山人集》说《九边图说》的作者万建章:“少负奇气,留心经济之学,随父宦京邸,客有从塞上来者,辙询边地形势,久之,益习。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文苑传》载《两镇三关志》的作者尹耕:“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
生长边陲,知拈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敌势要害。
”说明社会上的尚武之风对于北塞边镇志书的兴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开始形成了最初的高峰,这时期较重要的边镇志书有许论的《九边图论》、魏焕的《九边考》、马一龙的《九边图说》、郑晓的《九边图志》、田汝成的《九边志》、尹耕的《两镇三关志》、张雨的《全陕边政考》、王士翘《西关志》、廖希颜的《三关志》、杨守谦的《大宁考》《紫荆考》《马花池考》、詹荣的《山海关志》及史道的《大同五堡考》等。
隆庆末年以后,明蒙关系因“隆庆和议”而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在高拱、张居正提出的“外示羁縻,内修守备”⑥积极防务政策的作用下,有关北塞的志书编纂势头并没有因为明蒙军事敌对战争状态的基本结束而减弱,而是随着对于边务问题思考的深化,承嘉靖时期的余绪持续发展。
这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边镇志书有申用懋的《九边图说》、吴元乾的《九边图志》、刘效祖的《四镇三关志》、杨时的《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刘余泽的《延绥镇志》、王宗沐的《三镇图说》、党馨的《三边四镇志》、佚名的《陕西镇考》、冯瑗的《开原图说》、钱平厓的《居庸关志》、瞿九思的《大宁考》、麻承训的《蓟镇东路图册》、佚名的《肃镇志》、张时显的《山海关志》、邵可立的《山海关志》等。
从万历末年至明亡,由于这时明廷北塞的军事危机,已因东北的建州满人势力的兴起,开始由北、西北转向辽东一隅,而且危机不断深化。
局势使然,一方面士人尚武之风越愈炽热,时人称时“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谭兵事者,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⑦。
一方面此时边镇志书的编纂重心,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相对注重对东北一线边镇防务的考察。
三分析明代北塞边镇志书编纂的情况,我们会看到,明代北塞边镇志书具有很多类似的特点。
971明代北塞军事危机与边镇志书的编纂首先是志书编纂的鲜明军事目的性。
与一般行政区域设置不同,明代北塞边镇乃是专为军事防务而设,因此,与其他行政地理类志书不同,北塞边镇志书的编纂,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不紧密地围绕着实际军事防务展开,而毫无其他史著那样,负载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彰善惮恶,树之风声”等宏大的学术或道德目的。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中,专以军事防务为目的的有关边疆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的史学撰述,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杜佑所撰的《通典》。
《通典》作为第一部典制体通史,专门列了“边防”一门,记述攸关唐帝国防务的边疆地区或其周边一些民族、国家的现状、历史和地理的基本情况。
降至五代、宋、元时期,由于长时期的多个政权的同时并立,兵戎互见,疆域交争,使得边疆的军事防务问题成为各个政权注目的焦点;同时,又由于攻守和战各朝廷内、朝野间意见不一,议论纷纷,于是以军事防务为讨论核心的边疆史地专门图籍著作开始出现,如宋江默的《边防控扼形势图论》、陈武的《江东地利论》、程大昌的《北边备对》、宋祉的《东南防守利便》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又曰:“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之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
”⑧因此,以军事防务为目的编纂的史地撰述,必然表现出了较之其他方面的撰述更多的理性、实用性和变通性,这一点在明代北塞边镇志书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如以魏焕的《九边考》为例:《九边考》共十卷,其中第一卷为总论,分镇戍通考、经略通考、番夷通考;以下九卷各分“疆域”、“保障”、“责任”、“军马”、“钱粮”诸目分别叙述九边事宜。
而各个部分之间以实用为指归,其中“惧夫夷险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惧夫防守之弗严也,于是有保障考;惧夫将领之弗职也,于是有责任考;惧夫骑射之弗精也,于是有军马考;惧夫刍糒之弗充也,于是有钱粮考;惧夫寇虏之莫知所从来也,于是有外夷考;惧夫筹画之弗审而无以为应变之地也,于是有经略考”⑨。
一切紧紧围绕着实际军事防务事宜,从地理形势、四至疆界、将士职守、后勤供给、虏况敌情到战略思考,表现出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
诚如其《凡例》所云:“一、凡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新设边墙崖堑,以备披阅;一、镇戍沿革,取诸各边图志;一、城堡墩台墙堑,增旧创新,取诸近年堂稿;一、军马登耗数目,取诸嘉靖拾捌、玖年各边开报手册;一、钱粮定数,取诸户部各司手本;一、文武职官责任,取之本司各科职掌;一、番夷始末,考之《一统志》,参以边将译使之言;一、番夷部落之强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虏中走回人口之言,录之以俟预防者采焉。
一、经略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书《舆图要览》、许主事《九边论》并诸公奏议,间亦窃附鄙见;一、采集诸说,但其事之有关于地方者,故不备录全文;一、先年奏议,或为当时所弃,今察其可行者,必录以俟采择;一、凡改筑边墙,恢复旧制之说,一时虽曰南行,必录之俟便宜者采焉;一、因事直书,止为备事言之,不伦不文,非暇计也;一、凡有一得之愚,僭录于后,以备自考,非敢求知于人也……”一切从实用出发,毫不作虚玄无用的诳语。
明北塞边镇志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其作者“以任北边官职及兵部职方司者居多数”。
如《九边图论》的作者许论是“嘉靖五年(1526)进士,授顺德推官,入为兵部主事,改吏部”⑩。
《九边考》的作者魏焕是“嘉靖乙(己)丑(八年)进士,官兵部职方主事” λ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