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爱因斯坦诗与真爱因斯坦奇迹年百年纪念

《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 第2期 (2005)：科学与人文青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奇迹年百年纪念施塔契尔编者按 本文作者施塔契尔(John Stachel)是美国波士顿大学退休物理学教授、爱因斯坦研究中心前主任，主编过多种爱因斯坦文集，包括国内现已翻译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第一、二卷和《爱因斯坦奇迹年》（Einstein’s Miraculous Year）。

这篇文章就是作者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百年纪念版而写的导言，蒙作者惠允，本刊同时发表该文的中文版，以飨国内读者。

为保存原作风格，此处译文的引文格式没有按本刊体例加以改动。

放肆无礼万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守护神。

爱因斯坦致米列娃•马里奇，1901年12月12日[1]我寻求孤独，随后又在孤独中默默忧伤。

爱因斯坦致“妈妈”温特勒，1897年5月21日[2]自“爱因斯坦奇迹年”以来，已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按照《时代》（Time）杂志的说法，这是爱因斯坦的世纪[3]。

《时代》杂志封面刊登的爱因斯坦肖像是一位年老的、神话中的圣人，这象征了我们与1905年时大胆无礼而又易受责难的26岁的青年之间难以逾越的壁垒[4]。

我担心大多数计划中的百年庆祝活动仍会继续宣扬爱因斯坦生来就老的神话，顶多是通过老年的歪曲的稜镜来看青年的爱因斯坦。

因此让我们尝试直接来观察青年爱因斯坦，从儿童时期开始，到1905年任瑞士专利局职员为止。

原来的导言试图说明爱因斯坦在那年的科学成就的性质与意义[5]。

这儿我将讨论有助于形成青年爱因斯坦的他的家庭背景与个人特性的若干要素。

我围绕4个主题来组织这一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概述。

1．青年爱因斯坦性格发展中的若干对立倾向的作用。

2．他在其中成长的技术环境及其对他发展的影响。

3．他所描述的他的思维过程的性质。

4．他试图把工作与爱情相结合，结果失败了。

1 青年爱因斯坦性格的若干对立倾向爱因斯坦的行为为他青年时代个性中若干互补但对立趋向的冲突提供了证据，我们将称这些趋向为对立倾向 [6]。

我将集中讨论两对这样的对立倾向：1．力图获得处于权威地位的前辈的承认与赞许，但仍需要保持独立性，有时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对这些权威人士表示无礼不敬（“放肆无礼万岁！”）；以及2．极力寻求密切的友情与爱情，但为了追求他的智力的“发明”仍需要孤独（“我寻求孤寂……”）。

著名的心理分析家爱里克·爱里克森（Erik Erikson）在一项短暂但又深刻的研究中，在考察了爱因斯坦幼儿时期的证据之后，反问说：这个孩子的症状[起初是他开始说话比较晚，这将在下面第3节讨论]是由于十足的缺陷或是由于发育中的系统的差异；或者它们又被一种严重的胆怯所加强——或者，最终甚至是由于某种逆反心理？[7]爱里克森继续说道：小阿耳伯特总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学他想学的任何东西。

在他的幼儿时期，这表现在他突然发怒（例如，对一位家庭教师），这是他的外祖父遗传给他的一种气质。

后来，对几乎从未中断的强迫教育的抵制成了他深刻而又基本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使他在儿童与青年时代能保持学习的自由，不管这种学习是多慢，或者是通过什么感性的或认知的步骤来实现。

[8]爱因斯坦因此能够发自内心地来反对用那种死记硬背和其他惯用的方法来学习的巨大压力，抗拒学习外语这样一些额外的课程，他在这些方面不擅长，或者没有兴趣。

这完全不是说他是一个坏学生。

在他挑选来集中精力学习的课程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学生，他培养出独立学习的习惯，这使他在数学、物理和哲学等领域远远超过他的同学。

他在慕尼黑开始上学，上一个天主教小学[9]，在那儿他的成绩很好；但他在那儿的学习生活却使他与其他学生之间有隔阂。

他是他那班唯一一个犹太学生，他后来回忆说：在孩子之间，特别是在小学中，反犹太主义盛行。

这是基于孩子们都知道的足够明显的种族特征，基于宗教教育的印象。

在上学的路上，实际的攻击与侮辱是时常发生的，但一般并不太严重。

然而，不管怎样，它们足以在孩子心里灌输一种很强的被排斥的感受。

[10]当他9岁时，他的父母送他去一所新的、有声誉的文科中学（Gymnasium），路依特波耳德 (Luitpold)中学。

他们选择这一中学，是因为它强调古典语言与文学，多少有点不同寻常。

在像爱因斯坦家族（见下面节2）这样比较优裕的犹太家庭中，更通常的是送他们的孩子进普通中学，在那儿，教育集中于现代文化、科学与技术。

回顾这些，爱因斯坦显然感到这会是较好的选择，后来他写信给他的儿子汉斯·阿耳伯特（Hans Albert）：我十分同意你去进普通中学（Realgymnasium）。

对于一个才能在你所施展的那些方面的人来讲，如果填鸭式地学太多的语言，对他并不好。

[11]爱因斯坦唯一一个同胞姐妹，他的妹妹玛雅（Maja），描述了他的中学年代：他在文科中学里感到很不愉快。

大多数课程的教学风格使他厌烦，不仅如此，教师们似乎对他不太友好 [12]。

这个学校的军队风格，要使学生在早年就习惯于军队纪律的那种崇敬权威的系统训练，也让这个少年感到特别不愉快。

他想到在不太远的将来，他必须穿上士兵的制服，服满他的义务兵役，就不寒而栗。

心情压抑，神经紧张，他在寻找一条出路。

[13]他的父母在1895年移居意大利寻求更好的商业机会（见下面节2）时把他留下来完成学业，令他父母震惊的是，16岁的爱因斯坦在学期中间突然离开了学校来到他意大利的家中。

虽然他还只有16岁，还缺一年半的中学学历，他就申请进入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大学并被允许参加入学考试。

虽然他的数学与物理学的分数给该校的物理学教授韦伯（H. F. Weber）以深刻的印象，他还是被劝告到附近阿尔高州立中学（Aargau Kontonsschule）完成中学学业；他在该校毕业后可自动升入技术大学 [14]。

在那儿他发现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他开始在那里健康成长。

一位同学汉斯•比兰德 (Hans Byland) 后来回忆道：在19世纪90年代的阿尔高州立中学流行一股很强的怀疑风气，从我的班级和下面两个班级都没有任何神学家出现这样一个事实就已表明了这一点。

冒失无礼的斯瓦比亚人（爱因斯坦）很适合这种气氛。

[15](按照瑞士教育家倍斯塔洛齐 [Pestalozzi] 的传统)学生有选课的权利，特别是不太僵硬的教学风格和更不拘礼节的师生关系对他很合适。

但他的大胆无礼的性格仍保留着。

当他的地质学老师，弗里兹•繆耳贝格 (Fritz Mühlberg) 教授（爱因斯坦实际上十分喜欢他）在一次地质考察中问他，“那么，爱因斯坦，这儿的地层走向是怎样的呢，是从下向上，还是从上向下？”爱因斯坦无礼地回答说：“教授，这对我都一样。

”[16]另一位同学作了如下的描绘：不受习俗的阻挠，他对世界的态度就像一个笑口常开的哲学家，他机智的嘲笑无情地讽刺任何自负与装腔作势。

在交谈中他总要说出点名堂。

他从旅行中获得的富有教养的品味——他的父母亲住在米兰——使他能作出成熟的判断。

他直率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不管是否冒犯别人。

这种勇敢的热爱真理的态度使他的整个性格有某种特征，最后甚至使他的对手也不能不深受感动。

[17]在以优异成绩（除了法文）从阿尔高中学毕业后，他到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大学就学。

他的大胆无礼的性格仍不时表现出来。

技术大学的另一个学生，马伽雷特·冯·于克斯库耳(Margarete von Uexküll) 同爱因斯坦一道听实验物理课：她用整个暖和的六月下午在技术大学实验室做一个实验。

她深感沮丧，她与一个小个子的、胖胖的物理学教授[让·珀纳特 (Jean Pernet) ] 争辩起来，该教授不让她将一个试管与一个软木塞相封接，怕将试管弄破。

突然她注意到，“一双很大的发亮的眼睛正在明确地警告我”。

这对眼睛属于爱因斯坦，他轻轻地告诉她：教授很生气, 而且近来教授在他班上发怒时昏了过去。

他建议她把实验室记录给他，他可以拼凑出一些较好的结果。

在下一次检查中，教授大声说，“这儿，你们看。

只要有点诚意，尽管我的方法很难，你们显然能够做出一些有用的结果。

”[18]据于克斯库耳说，在1898—1899冬季学期中爱因斯坦对其他8个学生也帮过这样的忙。

珀纳特显然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态度，尽管也许不知道那些行为。

他给爱因斯坦最低的分数，而且在他的技术大学的档案中留下了唯一的惩处记录：“1899年3月：在物理实习课中由于不勤奋，受到实习指导的申斥。

”[19]他原来同技术大学资深物理学教授韦伯关系很好，他喜欢听他的课 [20]，在技术大学最后两年他把绝大部分在校时间花在韦伯的实验室中，“对直接接触实验着了迷”（见下文）。

但他独立的性格似乎最后同韦伯也没有处好关系，据说韦伯对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但你有一个大毛病：你从来不听别人讲的任何东西。

”[21]在培养数学和物理学教师的师范部小班级的同学中，爱因斯坦很快同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ć）有了亲密的关系，她是班中的唯一女性。

她和爱因斯坦发现有一共同的兴趣，他们都热衷于学习大物理学家，他们在一起度过大量时间。

对爱因斯坦来说，在与人交流中思考总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更精确地说，是通过谈论来澄清他的思想[见下面节3]。

尽管米列娃·马里奇沉默寡言并很少反应，但处于热烈感情中的爱因斯坦几乎没有觉察这一点。

[22]他的刻薄很快使得马里奇的几个塞尔维亚女友与他们疏远了：这些姑娘似乎对我也怀有敌意，而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她们要我为别人的过失而受罚……今天爱因斯坦先生又作了一首讽刺她们的小诗，很有趣但是很尖刻，而且他还想把这首诗送给她们。

那就真的令人惊讶了。

[23]爱因斯坦对他班上所有的其他同学都颇友好，但只同一位同学（马塞尔·格罗斯曼[ Marcel Grossmann]）特别亲密，他的父亲后来帮助他在瑞士专利局获得他的第一个固定职位。

在苏黎世时，他还与米凯耳·贝索 (Michele Besso) 为友，他是他的终生知己。

很久以后，爱因斯坦自己回忆他在技术大学的日子：1896—1900：在联邦技术大学[数学与物理]师范部中学习。

我很快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

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用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

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性正是我最为欠缺的。

[24]我想，这里我们有一个爱因斯坦在老年时解读他自己的青年时代的例子。

至少，当他在技术大学的头两年，爱因斯坦似乎是一个相当勤奋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