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

一、理性选择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都是基于对个体的研究。

后者倾向于采用社会学与心理学途径，发现行为的“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是个人控制范围之外的。

因此政治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试图了解人类行为的社会—经济背景。

理性选择就是要研究个人是如何作选择和决定的。

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

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

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

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或效用最大化，即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核心命题：经济人假设，即假设政策产品是政治人在利益驱使下经过理性的利益计算而形成的个体偏好选择集的互动结果。

方法论：个体主义。

（分析的单元是是个体和个体的行动策略。

从而坚持的仍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个体看成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社会结构、制度、角色、规范等概念都是理解个体的途径。

（此种化约的处理方法逐渐失去了对制度的关注，如今大部分理性选择理论的实践都在“重新发现”制度。

这一企图就是要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有关文化、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选择理论与人类互动理论的最大魅力—这也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提供一种把价值、结构同他们的社会后果建立因果关系的工具”——《政治科学新手册》罗伯特.古丁、汉斯）二、理论形态：（一）社会选择理论假定个人是理性的，亦即个人会有偏好（喜欢或不喜欢），会根据他的偏好来做选择。

此理论探求的是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整体偏好，是集体理性问题，就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明确偏好（最喜欢什么，次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等等）的问题，也就是民意的问题。

阿罗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开山始祖，他的“一般可能性定理”试图证明，无论用什么加总方法将人们的偏好加在一起，矛盾总可能出现，因此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和均衡政治态势。

因此，阿罗的理论又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的贡献在于：他并未针对特定的加总方法（如投票或任何其他机制）进行探讨，而是提出任何合理的加总方法（社会政策）所应当具备的一些条件，但事实是并没有能够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均衡性社会选择，也就是说，稳定的多数是不可能的。

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要找到一种完美的加总方法，以找出所谓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是不可能的。

当民众有众多选择的议题时，其稳定多数的可能性更低。

社会选择理论试图打破许多有关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等的重大议题是人民意志这样的传统命题。

“阿罗不可能定理”（一般可能性定理）——要找到一种完美的加总方法，以找出所谓民意或社会福利、人民福祉，是不可能的。

从社会选择理论的逻辑上说，一般性均衡即稳定的多数选择是不存在的。

但问题是，人的活动和政策选择议题常会因制度等因素而受到限制，致使某些特定偏好顺序无法排列，因而导致某种均衡的出现，这是所谓部分均衡。

用谢普瑟的话来说，一个纯以偏好为导引的均衡难以寻得，但在某些制度限制下，我们可以发现由结构所导引的均衡。

这样一种反思促成了新制度主义的兴起，理性选择理论演变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从选择理论到新制度主义，代表了一个从“破”到“立”的过程：社会选择理论破解了我们过往对一般性均衡的迷思，而新制度主义则让我们在限缩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些部分均衡。

（二）公共选择理论—民主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主题：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员政治等。

公共选择是指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介入政治学研究。

公共选择的基本假设也是，人是自利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

研究范围：是专门研究政治市场的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以消费者和供给者为主题的经济市场; 一个是以选民、利益集团、政治家和官员为主题的政治市场。

此理论是专门研究政治市场的理论。

政治市场又分为3级：在初始的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选票卖给选民，选民为政治家支付选票。

这个市场的供求分析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主要是研究投票制度。

第二级是政策供给市场，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目标而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其中基本问题是官员经济理论、政府增长理论、政府失灵理论等。

第三级是政策执行市场，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给一些人带来的影响。

核心方法：个人主义，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出发点，来研究和分析公共生活和集体生活的。

因此，它是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

（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追索到他们的个人行为基础，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

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

把经济学用于政治分析的共选择理论家认为，个人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去实现谈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他们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

政治就是在这类制度范围内的个人活动。

）分析范式：坚持将”经济人“假定引入除私人经济部门之外的公共部门，假设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经济人分析范式，即政治行为中的个人是有利己之心的、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个人参与政治活动是从自己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出发，从交易活动中寻求和创作使自己获利的机会。

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人就是人，人并不因占有一个总经理的位置或拥有一个部长头衔就会改变其人性。

普通选民在投票时的选择和在商场购物时的选择没有什么区别，投票是希望某个政治家能给她带来更多的东西，减少自己的生活成本。

政治家的基本动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虽然推进公共利益也是政治家目标函数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它的效用函数中的变量还包括权力、地位、名声、威望等。

因此，政治家追求他的政治目标时未必符合公共利益和社会目标。

法律——制度规则进行限制。

优点：经济人范式有助于解释市场失灵，直接论证了政府失灵或政治失败。

该理论以其对人的私利性的简单论断冲击了西方国家的政府行为，认为是人的私利性导致政府行为的低效。

他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特色。

结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困难，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制度的失败。

当然，他批判西方制度的目的，是要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表现民主的新的方式，从而完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通过对西方制度的批判，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的问题。

同时，这种分析方法和范式也有助于分析我国政府行为中的一些明显的问题。

弱点：忽视了在政治过程中公共精神对政府官员的激励作用。

其实，有时候政府行为的低效有时候并非是官员个人的原因，而是机构之间的问题。

因此，要完美的解释政府行为，还必须借助其他理论。

（三）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也从”经济人“假定出发证明自利的个体并非总会参加到促进共同目标的集体行动中。

奥尔森论证的基本逻辑：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集团中个体的数量越多，个体所得收益就越小，所以集团中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越远。

因此成员数目多的集团的效率一般要低于成员数目少的集团。

（在一个集团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每一成员都无法排除其他成员共享集团利益，而不论其成员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搭便车现象”，由于此种现象的存在，其成员都想坐享其成而不愿为集团利益的增进采取行动。

集团利益：相容性和排他性相容性：利益主体在追求这种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如：处于同一行业中的公司在向政府寻求更低的税额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时利益就是相容的，相当于博弈论中利益主体之间的“正和博弈”。

——面临的是“做蛋糕”的问题，蛋糕做的越大，每个人得到的越多，故这类集团希望更多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为主体加入其中，集团规模越大越好。

因而更能实现集体利益。

排他性：。

是相互排斥的，如处于同一产业的公司以限制产出来维持较高价格时，由于市场份额一定，彼此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相当于。

“零和博弈”。

——面临的是“分蛋糕”的问题，分利者的人数和份额呈反比，所以这类集团排斥他人进入。

如何解决搭便车现象，奥认为，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的人数很少，或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选择性激励：对每一个成员实施正面奖励或负面惩罚：对于那些对集体利益做出贡献的成员除了获得与正常的集体利益的一个份额之外，再给他额外的收益，如荣誉、红利等；同时制定一套激励个人行为和集体利益相一致的规章制度，若有成员违反，就对其进行罚款、通报批评、开除等））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四）博弈论（与集体行动理论可以互补，并解释规模较小的个体决策者如何避免集体行动的失败）分析政治冲突与合作。

研究他人的策略选择如何影响到参与者的最佳选择以及博弈双方相互影响的情境。

核心是理性假设，即在博弈论中，参与者和决策者都力图是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或使损失最小化。

在此基础上，博弈论还假定了其他一些条件。

首先，假定每一次博弈都有参赛者，每一个参赛者都拥有目标和资源。

既然博弈论假定一场博弈是由拥有一定资源为了达到一定目的的理性参赛者（至少两人）组成的，那么理性的参与者要想利用现有的资源在博弈论中获得利益实现目标，就需要策略。

博弈论分析的是策略博弈。

在政治学中，策略均衡是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思想策略是指理性的参赛者提出的行动计划，指导他在对方采取可能的行动时应采取的对策。

在大多数博弈之中，各方都有多种可供采取的策略。

政治学研究中所讲的博弈不包括靠翻纸牌就决定输赢的机会博弈，也不包括像射击比赛那种靠技术取胜的技术博弈。

在这种博弈中，人们需要关注博弈展开的框架（一系列规则）与环境（地理的、生物的、社会的等）。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策略（每一位决策者都必须关注对手可能采取的策略，以便在自己预先计划好的策略中选择最佳的的理性策略）和得失（决策者们策略相遇的结果）。

类型：零和博弈——两人（此类博弈包括两个参赛者，其中的博弈规则只允许那种导致全得或全失的策略存在。

即一人所得是另一人所失，所得和所失总是相互抵消，其和为零。

）非零和博弈——多人（两个参赛者的得失并不互相抵消。

更为复杂的是两个以上的参赛者，而且所得和所失并不互相抵消）————混合动机博弈。

说明博弈的标准式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

两个犯罪嫌疑人被捕并受到指控，但除非最少一人招人犯罪，警方并无充足证据将其按罪判刑。

警方把他们关入不同的牢房，向他们说明了招供与否的不同后果。

若都不坦白，均被判为轻罪，入狱一个月。

若都坦白，都会被判入狱6个月。

如果有一人招供认罪而另一人拒不认罪，招人的一方立即获释，另一人被判入狱9个月。

囚徒困境面临的问题可以用双变量矩阵来描述。

囚徒2沉默招认沉默-1，-1 -9,0招认0，-9 -6，-6在此博弈中，每一个囚徒都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

在一组特定的战略组合被选定后，两人的收益由双变量矩阵中相应单元的数据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