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案件

马加爵案件
简介：2004年寒假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为打工没有回家，留在学校住宿。

邵瑞杰和唐学李提早回到了学校。

唐学李原本是住在校外的出租房的，只是因为那几天还是假期，校内宿舍的床位空置率较高而入住邵瑞杰和马加爵的317室。

案发前几天，马加爵和邵瑞杰等几个同学打牌时，因邵瑞杰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两人发生争执。

曾被马认为与其关系较好的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马认为他的这番话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转而动了杀机。

马加爵利用电脑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铁锤作为他的作案工具，同时查阅了一些省份的地理资料及登录过公安部的网站。

他在自己电脑上查阅的这些资料后来成为警方的查案线索。

马加爵到一个旧货市场买了一把石工锤，据其自称为了使用方便，他请店主把锤子的木柄锯短。

马加爵把锤子藏在宿舍楼内厕所的隐蔽处，但后来却被人偷走。

他又到同一间商店再买了一把锤，并同样让店主锯断。

他还买了日后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胶带纸，又制作了假身份证以备逃跑时使用。

唐学李的存在成为马加爵杀人的障碍，因此马决定先除掉他。

2月13日晚，马加爵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其头部，杀死唐学李后马用塑料袋扎住唐的头部，藏进衣柜锁好。

14日晚，邵瑞杰回到宿舍，因隔壁宿舍同学已经回来他只好回到317室。

马加爵趁其洗脚时用石工锤把他砸死。

15日中午，杨开红到317室找马加爵打牌，马趁机用同一办法将他杀死。

当晚马加爵到龚博的宿舍，跟龚博说317室打牌三缺一，将其引到317室后杀死。

四人的尸体均被马加爵用黑色塑料袋扎住头部后放入衣柜锁住。

据马加爵本人事后指称，当时曾有一广西老乡过来找马加爵打牌，马加爵曾打算将其杀死，因其曾为马加爵到饭堂拿饭，加上马加爵觉得他平时对其不错而没有动手。

15日当天，马加爵到云南省工商银行汇通支行学府路储蓄所分两次提取了350元和100元人民币现金。

杀死4人后，马加爵在2月17日带着现金和自己之前制作的假身份证乘坐火车离开。

在火车站他的假身份证被警察查到，但由于其案情还未被发现，他得以逃脱并乘坐到广州的火车离开。

2004年2月23日中午13时18分，结束寒假刚返校不久的云南大学北院鼎鑫学生公寓6幢317室两名学生感觉宿舍有异味，遂一起打扫卫生，发现本室一衣柜内有液体流出并带有臭味后，随即向学校宿舍报告，保安撬开后发现四名学生尸体都被藏在宿舍内的四个衣柜里，校方随即向昆明市公安局报警。

案件反思：
2004年3月15日，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落网的消息发布后，社会给予强烈关注，不少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进行探察和评论。

毫无疑问，马加爵蔑视和践踏法制的恶劣行径令人发指，这是对法治社会的公然挑战。

面对如此骇人听闻的血案，我们应从多个视角加以审视，特别应注意从中总结出一些教训。

针对媒体对马加爵案的报道情况，有评论者也进行了毫不客气的诟病和质疑：马加爵被捕了，那些摩拳擦掌的各路媒体的英豪们纷纷“倾巢出动”，以最快速度“杀”向被锁定的各个预定目标，就像在空中巡游的老鹰，一看到地面上有猎物便俯冲而下，采访警员，采访马加爵，采访举报者，采访马的家人……
在接受了众多采访之后，马加爵的父亲马建夫老人向媒体发出哀求：“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苦痛由我这个做父亲的来承担，不能让你们（媒体）也受累了……这件事情已经让我们很疲惫了，请大家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
我们的媒体并没有给予马加爵的父母和亲属以相应的“关照”，我们从报道中看不出媒体对马加爵父母亲属的同情与抚慰、宽容与援助，有的只是“窥探”的冲动与“揭秘”的快感……
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何在？
3月17日，几家大型新闻门户网站当天公布了马加爵写给叔婶的一封家信。

予情，马加爵写给叔婶的信，应该是私人信件；予理，作为犯罪嫌疑人，马加爵这封信件必须接受审查，如果司法机关确认信中没有谋划串供的言辞，这封信就应该送达收信人，媒体要公布这封信件，也必须经过马加爵或其亲属的同意与授权，否则就会侵犯他的通信权和隐私权。

毕竟目前，还没有哪家法院宣布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其公民权依然受到法律保护。

“绝命书”是怎么得到的？是经过了谁的授权？
“性格孤僻”等同于“杀人倾向”？
不少媒体报道说，在父母和老师眼里，马加爵曾经是个优等生。

小学他得了很多奖状，初中还获得过一次全国物理竞赛二等奖。

不过，在成长的岁月里，他始终内向寡言、不擅与人交往。

也许这种性格障碍造成了他的偏激行为。

那么，这样报道是否给读者带来了负面的印象：性格孤僻的人是否有“杀人”倾向？渲染开来，这些人脑门上岂不被贴上了“可能杀人”的标签，他们要如何与人交往，又如何能够赢得周围人的尊重？
日益泛滥的媒体“娱乐综合症”？
案件发生以后，一些不知该称其为新闻或其它什么的文字，堂而皇之地冲杀在一些媒体的版面和网页上：“马加爵是一个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与某大学艺
术系男生存在同性恋行为……”“星象学家认为，马加爵生于5月4日，他的星象预示他有强烈的暴力倾向……”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媒体并没有站在严肃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立场去追寻线索、发布信息，而是道听途说了一个“同性恋倾向”便如获至宝、悉数照登；没有这样的猛料，那就到子虚乌有的星象学说中依附一些谈资。

大家看完哈哈一乐，也算完成了传播的任务。

在“马加爵命案”中见到的少数媒体让人迷惑不已的举动，或许可以“娱乐综合症”名之。

媒体，不应该总是严肃地板着面孔。

但是，如果认为什么都可以拿来娱乐一下，则容易丢失媒体生存的社会价值根基。

当前在一些媒体日渐泛滥的“娱乐综合症”，值得社会各界去反思其根源和背景。

当然，我们更应充分肯定媒体在马加爵案件报道中的积极功效。

人们看到，马加爵案发生一个月来，社会舆论和有关部门特别是一些媒体通过大量的采访报道，使人们对马加爵本人心理畸变的原因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认识，而且对其亲人得知马加爵杀人犯罪后的悲伤、愧疚等心情，有了真切的感受。

这种人性化的舆论环境和导向难能可贵。

2004年3月17日，邹云翔先生曾说，“有关报道提及贫穷曾经驱使马加爵到搬家公司工作，每天以一个馒头度日，贫穷并不必然导致反社会的性格产生，但常常与贫穷相伴的自卑却往往使人仇视社会；同时马加爵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学生，到达城市往往又产生了文化上的不适应，妨碍了其对于所生活环境的认同。

当文化的不适应与贫穷交结在一起、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人的性格就会在潜移默化中被扭曲，任何一个小小的挫折都可能导致扭曲的性格的总暴露，从而产生了非理智性的犯罪恶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大学生的精神疾患问题，只停留在精神的“疗治”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必须特别注重精神、物质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利用，避免简单化。

但是，也必须强调指出：一个人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或者贫穷，绝不应当用杀人来进行报复。

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归咎于他人。

我们要警惕一种貌似深刻的社会学解释，模糊、替代甚至颠覆着维系文明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正当行为规则：每个人只是他自己，他要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风险。

我们要实施一种普遍的文明教化，把有关人和文明的最基本规则，灌输给每个人，使这些戒律能够在激情、在罪恶的欲望涌动的时候，有效地起到约束作用。

还应当看到，困扰人们的心理与精神疾患，不只在高校发生着，它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笔者非常认同这样的见解：SARS、禽流感、生产安全事故等等，只是人们看得见的“浅层风险”，而更加威胁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层风险”，则是人口结构失衡、生态危机、精神疾患等诸多问
题。

为此，我们不仅要努力化解显性的“浅层风险”，还要干预更有威胁性的“深层风险”。

可以说，目前，防治社会“深层风险”，对于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