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居易《中隐》看古代隐居(参考资料)
_富贵于我如浮云_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
８９“富贵于我如浮云”——从宋人笔记看北宋士人理想人格彭 波 （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重庆 合川 ４０１５７２）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功名利禄，富贵荣华，固为人人企羡，尤其于士人而言，学而优则仕。
自先秦以降，士人就鄙视农工商所为，一意经营仕途。
在他们看来，经由读书进而出仕乃士人摆脱贫贱，享有富貴的唯一途径；从实现“治国平天下”宏伟志向角度，出仕亦是士人必然抉择。
为获取官爵，士人无所不用其极：先秦游士四处钻营，吴起杀妻求将，苏秦朝秦暮楚；“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１］（３册卷９３４，Ｐ８７４）；唐人则不以干谒为耻，终日奔走于公卿之门，连杜甫也不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经历。
而隐居山野，心怀魏阙的士人也屡见不鲜。
对他们而言，隐居并非真正目的，只是为出仕采用的迂回手段；且从隐居中还可获得正常仕进难以比及的声誉，为将来踏上仕途创造条件。
虽然六朝已有《北山移文》的讥刺，唐代又有“终南捷径”的嘲讽，但奔马进京应不求闻达科式的人物依旧层出不穷（参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
一边士人“待贾而沽”，另一边朝廷也用利禄相诱以网罗天下才俊。
而将读书与做官联在一起的科举，更好地适应了双方需求，一产生就成为士人出仕的主要渠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２］（卷１５杂记，Ｐ１５９）李世民凭借科举固然达到了笼络人才的目的；可怜天下士子为功名皓首穷经，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民办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０８年０３月第５卷 第１期Ｖｏｌ．５ Ｎｏ．１Ｍａｒ． ２００８ ・文学研究・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作者简介：彭波（１９７４—），重庆江津人，文学硕士，西南大学育才学院讲师。
文章编号：０８－２０６（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８９－０６ 摘 要：北宋有些士人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清高脱俗，视富贵如浮云，并成为北宋士人心中理想典范。
为什么会有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的说法？当代隐士多吗？
为什么会有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的说法？当代隐士多吗？在中国，隐逸文化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先秦时期就有关于隐逸之士的记载。
这些故事中的隐者高蹈自守，超逸绝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另类风景。
隐士名称的前世今生“隐士”的前世。
隐而不仕者之谓。
中国古代把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士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隐士便是“士”阶层的隐逸者，《旧唐书·隐逸》云：“所高者独行”，“所重者逃名”。
中国的隐逸文化与中华文明相始终，《周易·上经·坤》中说：“天地闭，贤人隐。
”又说：“遁世无闷”，“高尚其事”，隐含“贤人隐”之意。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
因而“隐士”是高蹈于世俗之外的高人，不是一般隐逸之士。
黄帝问道广成子诸子中也多有记载隐士的文字，《庄子·在宥》云：“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上，故往见之。
”黄帝先问治世之道，再问修养之法，最终得道，乘龙飞天。
古代所谓的隐士多是指“能为之而不为”的人，与为官不成而隐居不同，他们是特立独行、追求自由，具有超凡才德学识而不愿入仕的人，并非官府之外的能者皆可称之为“隐士”。
《南史·隐逸》说：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就是说，真正的隐士是有相当境界的，与樵夫林叟、山民野夫不是一码事。
“隐士”的今生。
后世所言之隐士与先秦文献记载大不同，大多介于“官与民”之间，或者身在官府心在山林，或者身在山林心在朝堂，有的甚至名为隐者，实为走“终南捷径”。
与官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也正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所在。
比如唐代卢藏用，想入朝作官，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征明偕隐终南山，借此得贤名，召授左拾遗。
桃花源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都是士人的终生追求。
但后世确有“十年寒窗”熬出了头，却隐而不仕的，这大概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隐者的推崇有关，直到现在，“世外高人”“高手在民间”等依然是人们对神秘的隐逸之士的美称。
浅析“中隐”隐逸文化
浅析“中隐”隐逸文化摘要：在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中隐”是不起眼却又不可少的一支文化，它的不可少有几个原因，一是它是佛道文化发展影响下的产物；二是它的发展增添了隐逸文化的色彩；三是隐逸文化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是十分需要的。
当今社会是个物质观念飙升的社会，隐逸文化的发展正好可以弥补很多思想文化方面的缺失，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
隐逸文化自魏晋以来就迅速的发展，衍生了不同类别的隐逸方式，这些隐逸方式也逐渐的被人们熟悉与接收。
关键字：中隐隐逸文化精神发展一、“中隐”的发展“中隐”文化的产生也决不是偶然，自魏晋以来隐逸文化就有所发展，而初唐以后，中国的隐逸文化就发生了蜕变，不仅是“中隐”的产生，禄隐、半隐等隐逸说法也相继产生。
白居易先生的“中隐”在中国历史中对文人的影响极大，生活赋予了他们太多的不幸，而当你以一人之力不能去改变的时候，你只能选择自我安逸。
所以，在我看来隐逸相对于很多文人而言本身就谈不上是欣然的选择，而是一种迫不得已，是生活的无奈。
他虽选择了“中隐”，不再过问政事，但就其本质而言早已超出精神层面的追求，而仅是解决生计和求得生活的安逸，这也是初、盛唐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初、盛唐时期集权制度与士大夫阶层的相互通融，如胶似漆的关系并不能长久的维持下去。
“安史之乱”以后的社会政治现实不允许封建统治者再有那样庸俗的气度。
现实的无奈中他选择“中隐”是自我的一种解脱，并亲身实践，也给处于一片衰惫中的中唐士人找到一条精神出路。
“中隐”教人平心静气不与世争，追求自我的安逸，也算是一种消极的解脱吧！也可说是混世主义与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融合结晶，他符合当时士人的需求，所以“中隐”之风在唐一时盛行。
“中隐”也随着白居易先生仕官生涯萧瑟而日渐显豁，它以闲散官、地方官为隐，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一种“吏隐”。
何为“吏隐”？指的是靠国家的工资来养活自己，却不为国家办事的“隐居”，但这样的结果并非是主人公所希望，只因生活的无奈图个安逸。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
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
标签：朝隐；吏隐；中隐；世俗性一般从事白居易研究的学者认为，白居易的思想以他被贬为江州司马为分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诗人抱有强烈的儒家人世思想，志在兼济；后期，受释老思想的影响，行在独善。
上述说法大致是不错的，但过于笼统。
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被贬江州之后白居易的思想变化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过程。
如果从隐逸的视角来观察其思想发展，这种变化过程就会更清晰一些。
大致来讲，白居易后期思想主要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
这个过程的变化也并非直线的，而是迂回反复的。
但总的来说，诗人的兼济思想不断消退，独善思想明显增加，以至于他最后彻底放弃了济世的希望，退居洛阳，以近十八年的中隐生活结束其一生。
下面，分别就他后期思想变化的几个阶段进行分析。
一、朝隐“朝隐”并非白居易首创，而是继承了魏晋以来的大隐观。
魏晋以来，士人的隐逸观逐渐由遁迹山林的小隐转向了隐于朝市的大隐。
例如东晋诗人王康琚明确提出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主张[1]。
郭象的玄学是大隐的重要哲学基础。
郭象把庄子的逍遥论和齐物论统一起来，形成了玄学“足性逍遥”的隐逸观。
在其思想影响下，士人的隐逸观由原来遁迹山林的小隐变成了“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
隐初在我，不在于物”的大隐[2]。
大隐观的最大特点是不注重形迹而注重心灵的超越。
白居易的朝隐直接脱胎于大隐的“朝亦可隐”思想。
由于时代的关系，白居易的朝隐思想明显受到了禅宗的影响。
禅宗无住、无念和不执著于一端的思维方式也是他朝隐的重要思想基础。
白居易的朝隐生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元和十五年夏到长庆二年七月，不足两年时间。
第二个阶段是大和元年到大和三年，约两年时间。
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研究的论文
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研究的论文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在唐代时代精神的感召孳乳下,唐代隐逸在承传前代的基础上又带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
唐诗中的吏隐主题、对功成身退理想的讴歌以及唐人借助佛禅实现心灵的超越和对个体身心泰适的书写,无不生动再现了唐代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的特质,并折射出唐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隐逸;入世化;世俗化;心性化;仕隐调和;禅宗[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08-04李红霞(1973—),女,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化与文学。
(广东深圳518060)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代隐逸与诗歌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63)的阶段性成果。
唐代隐逸普遍为时人所歆羡和践行,其承绪前代,却又表现出独特的时代风貌与精神特质,唐诗流注的隐逸旋律正折射出这一时代风尚。
[1]唐诗对隐逸的文本书写,既承载和反映了唐代整个隐逸群体的人格心态,又凝结着具体时代语境中诗人个性化的隐逸理想与追求。
目前学界对于唐代隐逸的卓异特质及其文学表现鲜有论及,鉴于此,笔者对此予以考察和探讨,以期对唐代隐逸与文学研究的深入拓展有所裨益。
一、既怀康济业,仍许隐沦心传统的隐逸是对时政的反抗与自觉疏离,仕与隐可谓朝野殊致,出处异途,无法同时践履。
虽然魏晋因自然与名教的调和出现了“出处同归”的折衷言论,但二者的鸿沟仍难弥合。
到了唐代,科举的推行实现了集权制与士大夫独立性的相对平衡,加之皇权对隐逸的奖掖,隐逸不再是“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2](p2086),而是仕隐调和兼通,唐人自由游刃于仕隐之间。
因此唐代少有弃世绝俗、高蹈远引的逸民,真正代表唐代隐逸精神的是那些游移于仕宦与隐逸间的士人。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
传统隐逸文化与白居易之隐陈蕾【摘要】隐逸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士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呈现出多样形态。
唐代诗人白居易将“中隐”作为晚年立身行事的准则，在大量闲适诗中表现出其中隐心态。
在传统隐逸文化的背景下，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一种随遇而安、既求超脱之境又无法彻底超脱的并不纯粹的折中之举，但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之下又有积极的意义。
%Living in seclusion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nd intellectual'spsychology ,emerge various shapes .Bai Juyi made it as guide line of his twilight years ,and emerged the psychology in most of leisurely and comfortable poems .I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hermit culture ,Bai Juyi's psychology was an expedient method ,but it ha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some specific period .【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5【总页数】4页(P81-84)【关键词】隐逸;白居易;中隐【作者】陈蕾【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哈尔滨15002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2独特的文化土壤使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名词——隐士，生成了一种文化——隐逸。
宋代的_吏隐_中隐_考辨_林晓娜
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使用“吏隐”一词相对少于他人，而 是《全宋词》也仅有范成大的《减字木兰花·波娇鬓袅》和黄格的《水
抒发吏隐情怀之诗却不胜枚举。南宋言及“吏隐”的次数远远少于北 调歌头·寿留守刘枢密》提及中隐。可见，在宋代“中隐”并没有被普
宋，除了陈造有 １１ 次外，其余大多在一至四处之间，如曾几 ３ 次，王 遍接受，更不能成为“通融的说法”替代“吏隐”。
史 料研究 ｓｈｉｌｉａｏｙａｎｊｉｕ
宋代的“吏隐”“、中隐”考辨
□ 汕头大学文学院 林晓娜
摘 要 中唐以前诗中之吏隐大多出自山涛“吏非吏，隐非隐”之典，至中晚唐方成“以吏为隐”“、隐于吏”的涵义，宋代之吏隐并不局限于
小官小吏者，仕宦失意或居高位而被闲置者皆可自称吏隐。中隐在宋代并未广受关注，究其原因与中隐的功利化、世俗化有关。
关键词 吏隐 中隐 仕隐观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７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９－２１
宋代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型时期，隐 仕宦和隐居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情，取自山涛与孙绰的典故。《晋书·
逸方式由重小隐山林转向为重“心隐”［１］１８４，宋代诗文集中“吏隐”、 孙绰传》记载“：（孙绰）尝鄙山涛而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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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进步报刊。《吉长日报》由松毓、顾植以及瞿钺等支持革命的 实，禁止了该报纸的发行。
进步人士于长春创办，是晚清吉林省报业中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民
其次，政治宣传功能。清朝末年，为了扭转衰败的政治局面，清
间日报。该报曾刊登大量的文章披露日俄等列强的侵略主张与动 政府实行“预备立宪”。这一时期，报纸的主要功能就是宣传清政府
”中隐“释义
中隐白居易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 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 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 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 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 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 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 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 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 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 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 正在四者间.宦海中隐——浅论白居易的困惑和突围[内容提要]：“吏隐”的传统十分悠久，从东方朔到王维，我们看到了各种吏隐的面目。
而到了中唐这个社会转型时期，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士大夫积极探索，在禅宗里找到了新鲜血液，摈弃了传统的吏隐观，走上了中隐的道路。
而中隐思想所展示出来的士大夫人生理想由外向内转变的倾向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心性理学。
[关键词]：中隐白居易吏隐士大夫与封建集权理学法国思想家帕思卡有一句名言：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
这句富有哲理的话语昭示着我们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就如同一支腹内空空的芦苇一样随时可能寂灭，但它更昭示了另一个真理：人又是坚韧与挺拔的，因为在脆弱的形体之下充填着一种精神足以支撑起完整的人格。
人格自然是有高下的，正如精神有优劣，在面对纷嚣的喧闹和烦恼的尘世时，这种差别便逐渐显现了。
处身于变动无常的社会之中，有人趋炎媚俗，有人清高孤傲，有人俯仰随人，有人弃世高蹈，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力挽狂澜，有人成功，有人成仁，有人狂哭，有人狂笑，每个生命个体都在时间和空间交织的坐标上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而其中最能代表和影响他人的，就是代表社会心理的悲天悯人的士大夫阶层了。
在文人士大夫的歌哭笑骂之中，我们穿越时空体味到了那一时代的世道人心、思想风潮，就像在一片嘈杂当中我们突然听到了一丝响亮清脆的芦笛，使我们为之仰慕倾心或扼腕感叹。
如果说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奏出的是一部抑扬顿挫的交响乐，那么中唐时期便是乐章中的一个分隔符——中唐之前，我们听到汉唐盛世鼓乐齐鸣，而中唐之后，我们听到的则是危机重重进而幽咽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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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居易《中隐》看古代隐居解说稿1、白居易《中隐》诗评价这首诗是白居易宦隐生涯的宣言书，是58岁躲避朝廷纷争的开始，是抑郁苦闷中觅得的心灵净土，是他闲适洒脱心境的重要表达。
白居易把对人生理想、对生活的热情隐没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
他在这首诗中用真切、平和的语言，道得心中诸事，毫不隐瞒，旨在揭示生活中如能守得宁静与闲达，用一颗平常心面对纷繁世事，视身外诸物如过眼烟云，追求自适，亦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手段。
当我们读到他轻松悠闲惬意的文字时，联想到他的人生经历，才能从他轻松的字缝中读出他的内心。
从完成此诗到生命的结束的十数年间，白居易矢志不移，虽有多次升迁机会，却一一放弃，令每个后来者都要为之唏嘘感慨一番……2、关于宗炳宗炳（375－443）南朝宋画家。
字少文，南涅阳（今河南镇平）人，家居江陵（今属湖北）。
士族。
东晋末至南朝宋元嘉年间，当局屡次徵他作官，俱不就。
擅长书法、绘画和弹琴。
信仰佛教，曾参加庐山僧慧远主持的“白莲社”，作有《明佛论》。
漫游山川，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后以老病，才回江陵。
曾将游历所见景物，绘于居室之壁，自称：“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著有《画山水序》。
关于吴镇吴镇（1280年—1354年），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尝自署梅道人。
汉族，浙江嘉兴魏塘人。
工词翰，草书学辩光，山水师巨然，墨竹宗文同。
画山水深厚凝重，擅於用墨，淋漓雄厚，为元人之冠。
兼工墨花，亦能写真。
祖名吴泽，字伯常，南宋时从汴梁（河南开封）移家至嘉兴，定居浙江嘉兴魏塘(今浙江嘉善魏塘)。
吴镇年少好剑术，成年后与其兄吴瑱同受业于毗陵（今江苏武进）柳天骥学习易经，自此韬光养晦，讲天人性命之学，坚持高尚志气，不与众人和同，贯通儒、道、释三教，达生知命。
为人抗简孤洁，一生清贫，高自标青，隐居不仕，与达官贵人很少往来。
曾在村塾中教书，钱塘等地卖卜。
3、关于王维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mó jié），号摩诘居士，人称诗佛，名字合之为维摩诘，维摩诘乃是佛教中一个在家的大乘佛教的居士，是著名的在家菩萨，意译为洁净、没有染污而著称的人。
可见王维的名字中已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维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是“当代诗匠，又精禅理。
”（苑咸《酬王维序》），死后更是得到了“诗佛”的称号。
王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家庭里，根据王维写的《请施庄为寺表》云：“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
”《王右丞集笺注》卷二五，有一篇《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述及了诗人同当代名僧道光禅师的关系时说：“维十年座下。
"可见王维确实也与佛家因缘不浅，其晚年更是过着僧侣般的生活。
据《旧唐书》记载：“在京师，长斋，不衣文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虚空，无有是处，志其舍利所在而已，”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
”此时的王维俨然是一僧侣了。
王维青少年时期即拥有文学才华。
开元九年20岁（721年）中进士第，为大乐丞。
因故谪济州司仓参军。
后归至长安。
开元二十二年33岁（734年）张九龄为中书令。
王维被擢为右拾遗。
其时作诗，称颂张九龄反对植党营私和滥施爵赏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当时要求有所作为的心情。
开元二十四年35岁（736年）张九龄罢相。
开元二十五年36岁贬荆州长史。
李林甫任中书令，这是玄宗时期政治由较为清明到日趋黑暗的转折点。
王维对张九龄被贬，感到非常沮丧，天宝中，王维的官职逐渐升迁。
安史乱前，官至给事中，他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不能决然离去。
于是随俗浮沉，长期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
他的诗句被苏轼称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他确实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
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这一诗派是陶渊明、谢灵运、谢眺的后继者，这一诗派的诗人以擅长描绘山水田园风光而著称，在艺术风格上也比较接近，通过描绘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静的心境或隐逸的思想，因而被称为“山水田园诗派”。
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常健、祖咏、裴迪等人，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王维和孟浩然，也称为“王孟”。
王维田园派的代表作是《山居秋暝》4、关于东方朔汉武帝时，齐地东方朔，因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爱好儒家经术，广泛地阅览了诸子百家的书。
东方朔刚到长安时，到公车府那里上书给皇帝，共用了三千个木简。
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来抬他的奏章，刚好抬得起来。
武帝在宫内阅读东方朔的奏章，需要停阅时，便在那里划个记号，读了两个月才读完。
武帝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他经常在皇上身边侍奉。
武帝时常下诏赐他御前用饭。
饭后，他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
皇上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
他专用这些赐来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女子为妻。
大多娶过来一年光景便抛弃了，再娶一个。
皇上所赏赐的钱财完全用在女人身上。
皇上身边的侍臣有半数称他为“疯子”。
武帝听到了说：“假如东方朔当官行事没有这些荒唐行为，你们哪能比得上他呢？”东方朔保举他的儿子做郎官，又升为侍中的谒者，常常衔命奉使，公出办事。
一天东方朔从殿中经过，郎官们对他说：“人们都以为先生是位狂人。
”东方朔说：“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在朝廷里隐居的人。
古时候的人，都是隐居在深山里。
”他时常坐在酒席中，酒喝得畅快时，就爬在地上唱道：“隐居在世俗中，避世在金马门。
宫殿里可以隐居起来，保全自身，何必隐居在深山之中，茅舍里面。
”所谓金马门，就是宦者衙署的门，大门旁边有铜马。
5、关于陶弘景梁武帝萧衍做皇帝前，就和陶弘景是好朋友。
萧衍初夺得大权预备立国，但取什么朝代名称，一时打不定主意。
陶弘景根据当时流传的童谣和预卜吉凶的书籍，说其国号应当是“水刃木处”,拼起来是“梁”字，萧衍采纳了他的建议，定国号为梁。
事后，萧衍当然感谢弘景，派人进山慰劳，同时也让陶为他探求些长生不老的道理，炼些丹药。
史书上称当时武帝对陶弘景“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书信、问候不停传递，使者车辆在途中一辆接一辆，可以相互远远地望见。
武帝知道陶弘景是个奇才，几次想请他出山做官，但陶坚辞不出。
皇帝的诏书采得急了，他就画了两头牛让人带去呈给武帝。
画中一牛散放在水草间，一牛则被加上了金笼，有人执着鞭子在驱赶它。
武帝一看，明白了意思，笑着说道：“这人没有什么荣华富贵的欲念，看来是打算仿效在泥淖中拖着尾巴自由爬行的乌龟，哪有招徕的办法?”只是有军国大事，仍然派人咨询，“山中宰相”的名声便是这样形成的。
陶弘景所属的道派叫上清派，从他隐居茅山之后，茅山实际成了该派的中心，史称茅山宗。
从他开始，上清派名声大振，从唐到北宋前期，上清派是社会影响最大的道派。
陶弘景自己勤于撰述，写有道教教理、历史、养生等方面的著作多种。
其中像《神农本草集注》是中国药物学的重要著作，《养性延命录》是养生学方面的著作，《效验方》、《肘后百一方》是中医学方面的著作，在历史上都有相当的影响。
6、关于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
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着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
”这就是“终南捷径”。
7、隐居圣地——终南山“天下修道，终南为冠”。
终南山最高峰有2600多米。
无论山势多么陡峭，都有踩踏坚实的山路可寻，小径、石阶，抑或是悬挂在崖上的木板“天梯”和铁链，都表明常年有人在此行走,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修道胜地，它既是佛教的策源地也是道教的发祥地。
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一段，西起陕西宝鸡眉县，东至西安蓝田县，千峰叠翠，景色幽美，素有“仙都”、“洞天之冠”和“天下第一福地”的美称。
主峰位于长安区境内，海拔2604米。
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中的南山指的就是此山。
终南山为世人所瞩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隐士文化”，终南山自古就有隐逸的传统。
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做过“终南隐士”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年皆八旬有余，须眉全白，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汉初三杰”的张良功成身退后“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得以善终；晋时的王嘉、隋唐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以及金元时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江本实等都曾隐居终南山。
终南山历史上高僧辈出，缁素云集，出现过智正、静渊、普安、静蔼、灵裕、虚云等多位高僧大德。
如今，终南山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为数不多的、还存在隐士的地方。
他们中有僧人、道士，也有毕业于厦门佛学院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
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简朴甚至可以说清苦，比尔·波特在书中说，“他们是我遇见的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比尔·波特对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自己精神觉醒的硕士学位。
据不完全统计，终南山现有约2000多名隐士。
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此外，还有我国台湾、日本、韩国的修行者。
这些隐士有的是来学佛问道，有的是为了练气养身，有的仅仅只是找一处清净的地方读书做学问。
石溪8、关于文中子文中子王通(580—617)，字仲淹，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一说山西河津）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出身世代官宦人家，父王隆，以学术见长，曾为国学博士。
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传说他15岁时便开始从事教学活动，18岁时有“四方之志，游历访学，刻苦读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学问大有长进。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考中秀才后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上《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
”文中子王通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退而求诸野”，用了九年的时间著成《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等，共80卷。
其撰著的目的在于“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
天下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续六经》完成后，王通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
不仅及门弟子多达千余人，还结交了许多朋友和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均为隋唐之际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