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专辑

,1，谈谈你对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认识和期望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华文化灿烂而辉煌。

中国古代文学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同时有兼容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学，构成蔚为大观的中国古代文学，它与中国大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显示出特有的民族性、传承性、时代性。

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戏曲、小说都有着明显的可以追寻的历史，并且在创作和理论上不断发展、丰富和日臻完善，显示出以中国古代文字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在内涵上极大的丰富和巨大的张力。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丰富全面的基础知识，帮助学习者掌握一定的古代文学常识，例如古代著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古籍名著、文学体裁与史学体例，古代文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活动等等。

另一方面，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提高语言文字的表现能力和运用技巧，增强我们的交流能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学习古代文学的过程中领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先人的无限智慧，传承古老文明的中华文化和思想道德。

受从事教师职业的妈妈的影响，我对中国的灿烂历史有着极大的兴趣，正所谓文史不分家，通过拜读古人留下的文学典籍，能使我对历史有一个更好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对学习这门课程充满期待和热情。

此外，我也希望这门课程对我最喜欢的《红楼梦》的讲解会让我了解与未上该课程时相比更加新颖的看法和观点。

2，处世之道及其行为方式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个性的重要表征。

那么，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有哪些特征？我们从中可以借鉴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呢？“尚德”：中国人处世观念及行为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的、为我的规范）。

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

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处世做人，贵在有德。

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

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

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

在具体的做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

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与基础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

另一方面，与人交往，以德待人。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贵在以德待人。

其具体表现为：其一、宽厚待人。

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

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

其二、让。

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

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

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

其三、以诚相见。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

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

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

其四、守信用，重然诺。

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

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

“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贵和”：中国人处世性格的显著特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

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

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和”。

总的看来，“贵和”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

但对其负面效应应予以批判。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注重人生的实践理性精神，还孕育了中国人深谙智谋的传统。

几千年来，有关谋略的论著和警语无以数计，有关“智囊”、智慧人物的故事播扬久远。

这一特点反映于中国人的处世风格上，便是：处世待人，冷静慎重，周详细密地计算估量，运用心智。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几千年来，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

今天，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工程中重建民族文化精神，有理由去改造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使它富于开放性和现代性，然而，这种改造只能是一种传统的转型，而不是推倒重来，因为民族文化传统永远是该民族生存发达的根。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

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5]司马光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万物父母，人类是万物之灵，主张各民族平等，爱护生命的主张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进步作用。

他生活的时代虽然是中国分裂的时期，但是他却受到各政权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

元朝在统一进程中司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导理论，被成吉思汗称为“天赐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和荐举他任职的承晖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都是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张的仁义改变了早期蒙古残暴政策，推动了蒙古进步、文明。

建立元朝的蒙古杰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时也让贾居贞给他讲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贾居贞也同样是名臣，反对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

木华黎的后裔相威也担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献《资治通鉴》蒙古译本，可见木华黎家族对司马光思想理论的重视，就像木华黎对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样。

史氏家族最有影响的史天泽是司马光的崇拜者，最喜欢《资治通鉴》，他是汉人中任职最高、最有实权的大臣，他担任右丞相封镇阳王，汉人中少数封王的很多原是国公，只是去世数十年后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泽低的都封公爵，史书载只有史天泽未封国公，只封王。

忽必烈时代有人谗言说史天泽势力太大，可见其地位和影响。

史天祥主张仁义，救助过吾也儿、木华黎最亲近的史天祥和解救严实的史天倪都担任要职统领蒙汉众军，都主张仁义爱民。

元朝是各民族联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传播的时期，先进和文明的理论、科学也被各民族接受。

司马光的理学思想也得到推广，也正是这一时期司马光逐渐开始被尊为儒家三圣，在许谦的著作中，他称司马光去世为理学发展阶段的标志，与古代把孔子去世作为经学发展阶段标志同样，认为司马光与孔子相仿，说元朝统一前的战乱是因为司马光去世后，伦理败坏的结果。

元朝在统一不久后就开始在全国发行蒙文、畏兀儿文的《资治通鉴》，如同司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统一、仁义的理想那样，元朝早期社会发展进步是建立在进步思想、文化基础上的。

尊敬、崇拜司马光，认真学习《资治通鉴》的元朝杰出人物都是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资治通鉴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

《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

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

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

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

温公亦伟人哉！”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

每读都获益匪浅。

一部难得的好书噢。

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