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历史文化
合川简介2013.4

合川简介合川地处重庆西北部,因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而得名。
距重庆主城核心区50公里,是重庆市和成渝经济区规划建设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幅员面积2343平方公里,辖23个镇,7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156万。
合川曾为巴国别都,历为通往四川北部、陕西、甘肃等大西北省区的交通要道和“经济走廊”。
境内有钓鱼城、涞滩古镇等著名历史文化古迹,周敦颐、张森楷、卢作孚、陶行知等历代名人曾在此授教创业。
合川是新中国第一位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故乡和中国龙舟之乡、全国儿童画之乡,中国最具海外影响力明星区、商品市场最佳投资城市、西部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区)之一,也是重庆的高职教城,现有在合高校8所、在校师生7.5万余人。
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国知名旅游城市、重庆区域性中心大城市、重庆最美丽城市“三大奋斗目标”,实施富强合川、美丽合川、平安合川、德润合川“四大战略”,抓好发展与民心“双十工程”,推进“百个重点工作项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强劲。
大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城市功能全面完善,城市品质大幅提高,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成功创建重庆市级文明城区、市级森林城市,正努力创建国家卫生城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生态示范区。
完成1500亿级产业布局,工业基础、成长、创新“三大版块”,能源、建材、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制药、电子元器件、电子信息“九大产业”发展格局全面奠定,北汽银翔、农机院西南产业基地、达方电子等重大招商项目建成投产,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茂田建博中心等一批大型专业市场建成投用,合川已逐步成为重庆市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2012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7.5亿元,增长1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7亿元,增长12%;地方财政收入84亿元,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4.6亿元,增长15.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77元,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9802元,增长15%。
重庆合川文峰古街简介

重庆合川文峰古街简介
重庆合川文峰古街,是位于重庆市合川区文峰镇的一条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该街区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重庆地区少有的具有浓郁民俗文化气息的景区之一。
文峰古街街道两旁有众多具有历史特色的建筑和古老店铺,如彩楼、望江楼、龙头寺、铜鼓楼、拿督土庙等。
这些建筑遵循了传统的明清建筑风格,为游客展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习惯。
除了这些古老的建筑,文峰古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和传统节日,如元宵节灯笼展、清明节祭祖活动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和参与。
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历史文化氛围的景区,文峰古街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区,目前已被列入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合川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合川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合川区位于重庆市中心,其历史文化遗产众多,其中包括多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些文物保护单位中,不仅有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价值的建筑,还有反映了地方特色和民俗文化的文化遗产,下面就为您介绍几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合川老街合川老街位于合川区城区,是一条因其保存完整的古代街市而闻名的历史街区。
合川老街保存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有数百年历史的店铺和传统街市,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
与其他古街相比,合川老街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还注重与时俱进,保持了繁华的人气。
2.龙门寺龙门寺始建于唐代,坐落于合川区巫山镇东南部,与龙门山相依。
龙门寺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米,是一座寺庙式的造型。
在这座寺庙中,有许多碑刻、壁画和建筑等精美的艺术瑰宝,展现出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沧桑和发展历程。
3.桥头石窟桥头石窟位于合川区税镇桥头村,距市区约30公里。
它是一处由唐朝僧人开凿的石窟群,共有24个石窟和178个佛龛。
桥头石窟内保存完好,石刻精美,是中国南方地区著名的石窟之一。
其内壁上的壁画和造像,具有艺术品位和历史价值。
4.玉皇阁玉皇阁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合川区青龙镇招魂山山脚下。
玉皇阁是一座八角形木结构楼阁,高33米,共有七层。
阁内文物古玩、碑刻石刻、史料图书等众多珍贵文物,成为研究重庆地方文化的重要资料。
以上是我为您介绍的几处合川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历史建筑、古寺庙和文化遗产等,承载着重庆的历史文化,也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之一。
希望大家能够爱护、保护这些文物,让它们在世代传承中持久延续。
合 川 概 况

合川概况合川,重庆的北大门,是重庆规划建设中的域性中心城市和“1小时经济圈”的重要版块。
合川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处,扼川北水陆交通咽喉,被誉为重庆通向四川、陕西、甘肃等大西北省区的“经济走廊”。
全区幅员面积2356.21平方公里,辖27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1个工业园区,共524个村、82个居民委员会,全区总人口为152万人。
——巴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合川曾为巴国别都,历为州郡治所。
公元前314年建制,置垫江县,此为合川建县之始,迄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
公元556年改置州,因境内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于城区,取名合州。
公元598年,改合州为涪州,州署在今合阳城区。
公元618年,恢复合州建置。
1913年改称合川县,1952年分设合川市、合川县,1957年市县合并为合川县。
1992年8月,撤县设市。
200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市设区。
——重庆北部交通枢纽。
合川距重庆主城区仅57公里,东接渝北区、华蓥市,南邻北碚区、壁山县,西南靠铜梁县,西北毗邻蓬溪县、潼南县,北邻武胜县,东北与岳池县接壤。
境内212国道、襄渝铁路、遂渝铁路、渝合高速公路等交通干道纵横交错,水陆交通较为发达,历来商贾云集,是川东北、渝西北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也是重庆通往川北、陕西、甘肃等地的交通要道和经济走廊。
——人文积淀厚重。
合川人文代衍,众多名人大事远扬海内外。
宋元合川“钓鱼城”之战,合州军民浴血奋战36年,取得了击退蒙(元)倾国之师、击毙蒙哥汗的伟大战绩,创世界战争史奇迹,古钓鱼城因此被誉为“上帝折鞭处”;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作合州判官6年,开合州理学之宗;清初于成龙任合州知州,勤政为民,励精图治,被誉为“清官第一”;史学家张森楷在合川太和镇创办“四川蚕桑公社”,被誉为川东蚕桑之父;爱国主义实业家卢作孚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成为近代中国船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合川草街创办育才学校,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少年英雄刘文学为维护集体财产而英勇献身,成为一代楷模。
合川的红色故事

合川的红色故事【引言】合川,位于重庆市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发生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它们见证了我国革命事业的伟大历程,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今天,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感受那一段段充满激情与信念的岁月。
【合川红色故事概述】合川红色故事,是指发生在合川地区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
这些事件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英勇无畏的革命先烈,他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些红色故事,既体现了合川人民的英勇无畏,也彰显了我国革命事业的艰辛曲折。
【合川红色故事的具体内容】1.革命斗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合川地区就有了党的活动。
1926年,合川第一个党支部成立,标志着合川人民开始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斗争。
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时期,合川地区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2.抗日战争时期:合川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组成部分,承担着繁重的抗战任务。
合川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参与抗日战争。
在抗战胜利的道路上,合川地区为全国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3.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合川地区解放。
合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合川红色故事的现实意义】合川红色故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传递着信仰、信念和团结的力量。
在新时代,我们应当传承和弘扬合川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同时,合川红色故事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育我们要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锐意进取,为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拼搏。
【结论】合川红色故事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见证了合川地区革命斗争的辉煌历程。
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弘扬合川红色精神,将其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在中国历史上抗蒙元英雄之城——重庆合川的钓鱼城

在中国历史上抗蒙元英雄之城——重庆合川的钓鱼城秦为胜重庆合川钓鱼城原为钓鱼山,位于重庆市合川区嘉陵江南岸5公里处,占地2.5平方公里。
传说有一巨神于此钓嘉陵江中之鱼,以解一方百姓饥馑,山由此得名。
钓鱼城峭壁千寻,古城门、城墙雄伟坚固,嘉陵江、涪江、渠江三面环绕,俨然兵家雄关,是驰名巴蜀的古代战争遗迹。
南宋淳二年(1242年),重庆知府余玠始筑钓鱼城。
1258年,蒙哥大汗挟西征欧亚非40余国的威势,分兵三路伐宋。
蒙哥亲率的一路军马进犯重庆,于1259年2月兵临合川钓鱼城。
蒙哥铁骑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然而在钓鱼城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顽强抗击下,却不能越雷池半步。
7月,蒙哥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
1259年发生的“钓鱼城保卫战”,不仅是南宋王朝与蒙古大军之间的生死决战,更是改变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之战,创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钓鱼城因此被阿拉伯人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重庆合川的钓鱼城在抗元战争中,经历过围困断粮、大军压城,弓弩强攻,恐吓威胁等一系列军事手段。
整整坚守了40年,直到南宋灭亡之后,大势已去,在忽必烈答应不伤害城中百姓一分一毫之下,开城投降,钓鱼城32名将领,全部拔剑自刎,可谓千秋忠烈,是大英雄尔。
钓鱼城之战与世界格局的变迁;八百年功勋历史的留存与积淀;众志成城、守土抗战的坚韧与顽强,古战场攻防构筑物遗迹和遗址,钓鱼城都是举世无双和无与伦比的。
钓鱼城古战场遗址至今保存完好。
主要景观有城门、城墙、皇宫、武道衙门、步军营、水军码头等遗址,有钓鱼台、护国寺、悬佛寺、千佛石窟、皇洞、天泉洞、飞檐洞等名胜古迹,还有元、明、清三代遗留的大量诗赋辞章、浮雕碑刻。
1982年,钓鱼城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一。
重庆合川钓鱼城这么难攻打,主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是地利,从古至今发生战事都是优先抢占有利地形,才能占得地利,从而使胜利的天秤倒向己方。
谈合川钓鱼城的历史文化及景观资源-模板

谈合川钓鱼城的历史文化及景观资源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山上,山下是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处,相对高度约300米,地势险要。
合川钓鱼城当今的价值所在主要体现为:历史军事价值,民俗及景观价值。
万历七年《合州治》中无名氏《钓鱼山》一文中载:“山在州治之东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
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
修城之后,凿山通道,路曲之次,方可登临。
其西南山稍低,与此筑城,高二十仞。
”描写了此山的高耸及三江汇流优越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描写了在此筑城的优势及城池的险要,也为后来的创造世界战争奇迹奠定了充分的地理条件。
一、钓鱼城军事文化资源从公元1243年余玠派冉琎、冉璞筑城设防蒙军至公元1279年王立开成降蒙(元),钓鱼城坚持抵抗蒙(元)军达36年之久,其中的战争不下百次,此战争开创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蒙(元)军进攻南宋的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公元1235年六月,蒙古主窝阔台以南宋收复三京为借口,命其子阔端将塔海等侵蜀,其子曲出进攻襄汉,一路攻下沔州、成都、利州、潼川等地,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据《黑鞑事略》载:“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
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
摧坚陷阵,全借前锋。
……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闪电。
” 由于当时用军主要是西征,偏师南宋,此阶段进攻的性质属于流窜掳掠,直至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暂停了对南宋的进攻;第二阶段是从蒙哥(元宪宗皇帝)继位大汗开始,派论兵三路攻宋,拟以长江为天然通道,亲帅大军从六盘山出发,由长江上游出发迳取武昌,直取杭州,所以三路的主攻方向也为四川。
第三阶段为忽必烈继位大汗后改变进攻路线,以长江中游为主攻方向,阶段东西交通,直取临安,钓鱼城主将王立以城降元,南宋覆亡。
在抵抗蒙(元)军的这一时期,钓鱼城的地位逐渐显现,对钓鱼城的驻防在战争中也变得逐渐重要,随之对钓鱼城的筑城也逐渐的完善,在抵抗元军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
合川钓鱼城

合川钓鱼城合川钓鱼城是中国重庆市合川区的一个著名景点。
位于合川区古城镇西48公里的青龙山下,因其山势峥嵘,魚笼横排似城,故得名“钓鱼城”。
合川钓鱼城是中国古代垂钓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合川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合川钓鱼城始建于明代中叶,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它是一座以钓鱼为主题的园林建筑,整体结构呈现一座山城。
合川钓鱼城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富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钓鱼城的主体建筑为山城、村落和钓台。
合川钓鱼城内的山城主要由城墙、城楼和护城河组成。
城墙高达15米,古色古香的砖墙给人一种古代军事建筑的感觉。
山城之上,可以俯瞰整个合川区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合川钓鱼城的村落是古代居民的居住区域,现在仍然保留着古老的民居建筑。
这些民居建筑采用了典型的四合院布局,庭院内种满了花草树木,绿树成荫,环境优美。
在这里,游客可以一边欣赏别具一格的民居建筑风格,一边体验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
钓鱼城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钓台。
钓台是游客们钓鱼的地方,也是合川钓鱼城最具特色的地方之一。
钓台由一排排的渔具组成,放在城墙上的石块上。
每个渔具上都挂着钓鱼线和饵料,游客可以随意选择一个渔具,在平静的水中垂钓,体验钓鱼的乐趣。
除了钓鱼之外,合川钓鱼城还有其他的娱乐项目,如农家乐、草地足球场等。
农家乐是游客在钓鱼之余品尝当地美食的好去处,各式各样的特色菜肴给游客带来了无尽的口福。
草地足球场则是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场所,游客可以在这里与朋友一起踢球,享受运动的乐趣。
合川钓鱼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和市民的努力。
当地政府将其列为重点旅游项目,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修复和改善。
市民们也积极参与,并且成立了多个钓鱼爱好者团体,共同推动合川钓鱼城的发展。
未来,合川钓鱼城将继续发展壮大,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
它将成为合川的一张名片,也将为合川的旅游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结起来,合川钓鱼城是一座融合了古代垂钓文化和现代娱乐项目的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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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历史文化合川是长江上游原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合川的历史文化,先后经历了原始文化、土著文化、巴文化、唐宋文化以及元明清文化这样一个漫长的传承、发展过程。
“历史源远流长,传承脉络清晰”、“巴文化和唐宋文化特点鲜明,地位突出”、“山、水、城合一,历史地理条件优越”、“民风质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是合川历史文化有别于周边城市的四大特色。
(一)原始文化合川的原始文化,发端于距今约200万年的新四纪早期。
2004年底,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为配合渝南高速公路合(川)武(胜)段建设,在沿线考古调查勘探中于合川涪江三桥右岸一、二级阶地上发现了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唐家坝遗址。
2005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市文物保管所对唐家坝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考古人员通过对2.5万平方米的大面积钻探和325平方米面积的发掘,探明该遗址地层分为5层:第一层是现代至秦代文化层,第二层是战国文化层,第三层是全新世堆积层,第四层是第四纪堆积层,第五层是砾石层。
采集到石片刮削器、石片砍砸器、石核砍砸器、砾石单刃砍砸器、砾石刮削器、石核等22件早期石制品就全部出土于距地表15米的砾石层中。
与此同时,考古调查人员还在位于合办处大坪村地处涪江左岸二级阶地的第四纪地层中,采集到1件刃口使用崩疤明显的石片砍砸器标本。
这批古老石器显示,“此地(嘉陵江、涪江汇合处沿岸)从第四纪的早期至第四纪晚期,都应有人类在此活动。
唐家坝遗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长江上游原始文化,建立长江上游地域的旧石器文化序列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由此可见,唐家坝遗址与重庆巫山庙宇镇龙骨坡古人类遗址处于相同的地质时代。
生活在唐家坝的古人类与巫山人一样,也是早于元谋人的远古人类。
合川原始文化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继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之后,还有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沙梁子遗址。
沙梁子遗址位于盐井镇糖坝村(原合川市东津沱办事处糖坝村四社),地处嘉陵江右岸的二级阶地上,靠北有名为大溪沟的溪流汇入嘉陵江。
遗址高出河漫滩35米左右,地势宽阔、平坦,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
该遗址由重庆市博物馆在1987年初的三江考古调查中发现,经过1989年、1998年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器、商周时期的陶器和明清时期的瓷器。
其中,“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耜、斧等,多为农具,仅刮削器可能与狩猎有关,说明沙梁子先民们过着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生活。
”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石器“有石耜、石锄、石镰、石斧、石锛、石球、网坠等器形。
陶片之可辨器形者有罐、釜、盆、缽、尖底角状杯等类。
”制作年代大约在距今6千至7千年前,与重庆巫山大溪文化、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相当。
此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嘉陵江流域最早的人类痕迹是距今2万5千年的铜梁文化。
而以唐家坝遗址、大坪旧石器采集点、沙梁子遗址为代表的合川原始文化,涵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文化,结束于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叶,起源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在嘉陵江流域人类文化中仅此而已。
(二)土著文化继原始文化之后,是合川的土著文化。
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
这里指的是“巴”进入四川盆地东部地区后,大致以秦汉巴郡为巴国时,境内的民族成份。
也即是说,“巴”是在这些“蛮”族的地盘上建国的。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渝指出,在这一记载中,常璩将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与整个西南地区的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也就是说,巴国之属的濮有别于其他。
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邓少琴先生曾经考证说:“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
”[2]唐家坝和沙梁子遗址商周文化层出土的、具有明显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早期陶器,证实了邓先生上述结论的正确,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合川远古时期先民,从原始人类向土著民族进化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由此而言,合川古代的土著文化,是以居住在三江流域的原住民——濮人为代表,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有部分学者亦称此类文化为“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
它的时间跨度大致有3000多年,相当于中国传统历史纪年中的“夏、商、周”时期,即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结束于公元前700多年的春秋时期。
考古专家通过对沙梁子遗址出土的罐、釜、盆、尖底盏、尖底杯、平底器等晚期陶瓷器物组合与四川、重庆等地,如: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出土的相同器物的比对,认定为商周时期常见典型器物,这也足以说明,商周时期合川的土著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三江流域的经济基础相近于蜀而优于江州(重庆),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川土著文化,除了与周边的他地文化有着联系之外,自然也有着一定的差别。
这样的差别,沿袭到东汉以后还是继续存在的。
合川的土著文化是一种与周边他地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地域文化。
(三)巴文化西周末年,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洛邑,楚国便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扩张。
在此背景之下,春秋之际,随着巴人的大量迁入,以及战国后期巴国都城在铜梁山下的建立,合川成为了巴国的腹地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原来的土著文化在这一时期与巴文化融合,进入到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巴文化时期。
公元前314年,秦置巴郡垫(褺)县于合川,合川历史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垫江县是合川2320余年建置史的开始。
《四川郡县志》载:垫江县辖“今合川、武胜、铜梁、安岳、岳池等县”。
《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县治在今合川县城关镇”。
即垫江县治已在今合川区合阳城,为当时巴郡可考的5个县之一[1],亦为秦代在西南可确考的19县之一。
垫江县城的选址和修筑,体现了中原文化“山(瑞应山)之南称阳;水(涪江)之北称阳”的风水学说和“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的建筑理念,是中国古代依照“天人合一”选址建城的典型范例。
由此而下,朝代更迭,垫江县由县升郡,由郡置州,但治地依旧。
由于城址的不动迁,合阳这片热土,始终保持了它作为三江两岸广大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中心的重要地位。
清《合州志》这样描述:州城地脉,来自龙多,有高望、纯阳绵亘而入,豁间平壤,周环六、七里,东西迤长如凤伸颈,如鸟舒翼。
旧志称其龟龙。
瑞应拱峙,四围涪、宕、嘉陵交会城下,屹然一名都会。
近二十年来,合川狮子坟砖室墓、白鹿山砖室墓等数十座汉墓中出土的陶质水田模型,以及南屏白鹤林汉墓中出土的碳化谷物证明,秦汉时期的垫江是稻谷的主要产区。
特别是陶质水田模型中“鱼”、“龟”、“蚌”等专用养殖池塘的出现,表明了当时的稻谷种植已与水产养殖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型的种养殖技术的运用已经十分普遍。
“县北有稻田,出御米” 。
江州县以今渝中半岛为中心,北与垫江县接壤。
这种作为贡品的上等稻米,自然也出自垫江县。
当时的垫江的三江两岸不但是稻、黍、稷、麦、豆等粮食作物产区,同时还以桑、蚕、麻、茶叶为农副产品之大宗。
东汉,是垫江县在巴文化时期经济形成较大发展格局的重要阶段。
“东汉砖室墓一般分布于土层深厚的沿江台地及平坝,其规模较大而又保留有封土遗迹者当推合川南津乡汉墓群(即:南屏汉墓群)。
在该乡白鹿、中南、上南、下南、牌坊等村东西1.5公里,南北2.5公里范围内,大小封土冢星罗棋布,基建及农耕中,历来有几何纹汉砖、陶器及陶俑、陶模型残片出土。
”这种大范围、密集性汉墓群的发现,在巴渝地区仅此一例,说明当时垫江县的城市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居住人口相对密集,三江之地的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迄今保存的汉代青铜笔洗工艺精湛,濮岩东汉画像室石墓浮雕图案精美,南屏汉墓中出土的侍俑惟妙惟肖,抚琴俑神形兼备,彩绘舞蹈俑装束华丽,大陶马、陶猪、陶羊和陶狗造型生动,以及草树土汉代遗址中“豪宅”遗址的高档规格等等,无不展示出了汉代垫江在经济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获得的较高的成就。
尤其是在草树土汉代遗址中出土的朱雀纹饰瓦当,精美绝伦,在重庆地区极为罕见,是为巴渝文化受到楚国文化熏染的例证。
从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宋文帝元嘉(公元424年——453年)中,分巴郡垫江县置东宕渠郡,属梁州。
”这是合川在古代由县升郡的开始。
1987年,重庆市文物普查队在合川七间孙家坝首次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青瓷窑址,为川东地区早期青瓷生产过程、工艺特点以及产地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同时也展示出了合川古代陶瓷制造业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巴文化在合川历史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巴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敢于拼搏的民族性格,对合川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合川的历史上,宋蒙、元战争时期的钓鱼城36年抗战,以及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金子沱武装起义,即为继承发扬合川文化传统最应当称道的典范。
(四)唐宋时期的文化唐宋时代,合州经历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即从封建政治军事性质的州城,开始向封建工商业城市发展的重要转折,是合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1.水陆交通合州“贯江、沱,通汉、沔,控引众川”,具有“巴蜀要津”的重要地位。
自古以来,嘉陵江就是沟通四川东、北部地区及联系外界的水运交通动脉,是川西、川中和川北地区与巴渝、峡路紧密联系的纽带。
汉唐时,金牛道、嘉陵故道、米仓道和荔枝道是川陕交通线上的4条主要干线,合州在嘉陵故道、米仓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宋代巴渝地区得以长足开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合州成为了成渝北道水陆中枢站,特别是南宋绍兴年间转漕川米,经常将川西眉山、乐山、泸州等地的粮食从长江水道通过嘉陵江运入抵阆中、广元,合州是漕运的中转仓重地。
宋·任逢《垫江志》载:“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都转运司于东西两川敷对籴米,岁六十担,即合州置转运船仓,舟船篙挽,悉从官雇,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长江之古称)至重庆,溯内水(嘉陵江重庆至合川段之古称)至合寓于仓,又自合溯西汉水(今合川嘉涪口以上嘉陵江之古称)至利、阆州,谓之转搬。
”这样的迂回“转搬”,从商人射利的角度看是不划算的,但其重要性在于稳定军心及边务。
由此可见这条水道在宋代的重要意义。
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合州经济的繁荣。
合州作为唐宋时期巴蜀的水陆交通枢纽,起到了促进巴渝地区开发和辐射川中、川西和川北广大地区的重要作用。
故《方舆胜览》等文献称合州为“巴渝要津”、“蜀口形胜之地”。
2.城镇建设合州城——唐代的合州城,宏伟壮观。
宋·晁公武在《清华楼记》中说:“其水曰涪、曰嘉陵,合流于城下。
”[3]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合州子城的修筑,开合川历史上提高城市防洪功能之先河。
清光绪《合州志》卷4《建置志·城池》记载:“唐治子城,《图经》云:天宝三年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