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word版)《呼兰河传》导读、练习

《呼兰河传》名著导读一、萧红与《呼兰河传》萧红，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开始用萧红作笔名，鲁迅为书作序，并在称赞萧红的创作，从而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

在萧红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作品有小说《生死场》（1935）《马伯乐》（1941）《呼兰河传》（1942），散文集《商市街》（1936）《回忆鲁迅先生》（1940）等。

萧红一生生活动荡，情感也遭受挫折。

寂寞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岁月强化了她性格中的敏感和坚韧倔强，同时，女性所独有的纤细、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艺术感悟能力，使她成为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在萧红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远离故土，索居香港，在寂寞、怀旧的心情中，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该作品于1940年9月1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1940年12月12日，萧红于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作，12月27日全稿连载完。

《呼兰河传》融进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

作品不着力塑造“典型”的人物，也不刻意丰满故事的情节，而从叙述的结构章法上突破传统、另辟蹊径，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线索，用一种率直的真实、凄婉细腻的笔触，真实、感人地再现了呼兰河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

并通过作者年幼时代的生活和感受，反映出呼兰河畔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

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萧红创作的颠峰之作。

二、作品导读（一）内容简介《呼兰河传》共七章，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方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呼兰，以及其中普普通通的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

《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作传，而是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作传。

第一、二章是对呼兰河城风情的描绘。

第一章以宏观的俯瞰视角，按照空间顺序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格局：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若干小胡同，将呼兰固定在了寒冷而荒凉的东北大地上。

第二章勾勒呼兰小城的总体面貌。

小城人的生活空间局促、逼仄、简陋，城里除了十字街外，还有两条都是从南到北五六里长的街，再就是有些小胡同，街上为人而做的设施不多——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染缸房，东二道街上唯一的文化设施是两座小学校，西二道街还有一个设在城隍庙里的清真学校。

东二道街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全城引为光荣与骄傲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呼兰河人虽然深受其苦，但一直没有想法用土去填平，因为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两条福利：一是常常抬轿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是居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又经济，又不算不卫生的瘟猪肉。

在呼兰河畔，人们对生活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呼兰河人过着卑琐平凡的生活，对生命抱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漠然态度，而在对鬼神的精神依附上他们却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也许正因为对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无知，才促使他们把最大的希望投注在对遥遥无期的来世的关怀上。

呼兰小城有非常齐全的为神鬼服务的设施：几家扎彩铺、老爷庙、娘娘庙，还有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相应的便是异彩纷呈的不少精神上的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呼兰河人也就在这些信仰风俗中找到他们的一点卑微的生存的理由和乐趣。

第三、四章是“我”童年的回忆，展现“我”在呼兰河城度过的童年时光。

第三章写“我”幼时的生活，总共九个小节，除了第三、第九两个小节外，其余七小节都是以祖父或者祖母开头，中断以前的言语，继续新的言说。

第三章是整部小说的浓墨重彩的聚焦点，描绘了“我家”的后花园。

第四章写“我”家，共五小节，除第一小节外，其余四小节的开头分别是：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

每个小节就是一个完整的言说序列。

该章节，从“我家”的后面转到前面，以“一进大门”的正面视角为观察点，勾勒前院的整体格局，并按相应的空间顺序，逐一点出几户人家：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

第五、六、七章则是由景物转到人物，写出了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等一系列悲惨的故事。

第五章承接第四章对租住在西南角小偏房里，以赶车为职业的老胡家的介绍而来，写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

第六章写有二伯。

本章节是《呼兰河传》“最像小说”的一章，它从小团圆媳妇，也就是第五章泼墨浇成的黑洞内部开始，将笔墨集中在滑稽中透着悲悯的灰色人物有二伯身上，以极大的耐心和顽强意志，筑造了一条灰色的过渡地带。

有二伯既可厌又可怜的品质，恰好和他既住在“我家”，但又不是家庭成员的特殊位置，构成了内在呼应。

以第六章的灰色人物有二伯为缓冲和过渡，形成了一片独立而稳定的区域。

结尾处，有二伯因“绝后”而生的哭泣，顺势为全书最后一章，即第七章勾画冯歪嘴子一家——焦点是冯歪嘴子小儿子咧嘴一笑中露出的“小白牙”——的命运，营造好了势所必至的运笔方向。

冯歪嘴子的两个孩子，“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

给他东西吃，他会伸出手来拿。

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

”“微微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

”《呼兰河传》到此结束。

（二）人物介绍“我”。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

“我”是个天真、活泼、可爱、顽皮的孩子。

“我”家住了五间房子。

“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

“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家的院子”里住着一群不是“我”家人的几家人：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家宅，租“我”家的房子暂住的人。

即便是随时要倒塌、破烂不堪的房间，因为租金便宜，也唱着歌斗胆住着。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有二伯。

有二伯是长工，在“我”家一做就是30年，而且没有工钱，“我”家只提供有二伯食宿。

所以工作30年，有二伯还是一无所有。

有二伯是一个很古怪的人，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他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喜欢和大黄狗谈天。

有二伯身处被奴役被蹂躏的地位，十分可怜，但他毫无觉悟，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东北阿Q。

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埋葬了小团圆媳妇之后，他连连夸赞“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本来是个扛活的却偏偏喜欢别人叫他“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

这个“ 二东家”不敢反抗真正的东家，只能对着绊脚的砖头发牢骚。

冯歪嘴子。

他是个敢于打破封建传统规矩的奴隶。

他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要争得做人的权利，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表现出生的坚强和勇气。

他敢于和王大姑娘自由恋爱结婚，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

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平静地生活着。

冯歪嘴子这一个小人物没有过多的言语来强调自己的身份、地位，他知道自己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

祖父。

“我”的祖父是个慈祥、和蔼可亲、脾气好的人。

他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

他是个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个手杖。

他又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玩笑。

在家里，“我”与祖父的关系最好，常常和祖父在后花园玩。

小团圆媳妇。

一个仅仅12岁而被称作14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说碗碟很好看，想坐起来弹玻璃球玩；一点也不害羞，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等。

她是一位健康、天真、活泼的单纯的小孩子。

[5]三、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一）主题思想小城故事——国民灵魂的挽唱《呼兰河传》，叙述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的小城故事，展示的是“北中国”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是一曲国民灵魂改造的挽唱。

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封闭窒闷，死气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国毛子”这一出一进外，基本上是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

这样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芸芸众生的精神麻木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城生存空间的封闭落后。

呼兰小镇民众生存的方方面面都是简简单单的。

他们物质生活是简单的，“煮一点盐豆下饭，就是一年”，这就是农耕时期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

“不过了，买一块豆腐吃去”这横下一心的壮举和并不幽默的自嘲中蕴含着贫穷落后给予他们怎样沉重的辛酸；他们的生存方式是简单的，“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辈又一辈；他们的生活目的是简单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简单的，五岁的孩子都说长大了“开豆腐房”；他们的人生要求是简单的，“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当然，他们也勤劳、纯朴、忍耐、善良，但如果这些品格一旦与愚昧、麻木、野蛮、迷信、保守等精神顽症联手，那么这些品格尤其是善良就会变得相当残酷相当可怕。

这种变形的善良，使他们宽容一切丑恶而拒斥一切新生事物。

胡家婆婆“为了她好”竟用愚昧的三步曲：毒打、跳大神、洗热水澡将健康的小团圆媳妇女子虐杀了；王大姑娘自己作主嫁给了冯歪嘴子，违背了“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于是乡邻们冒着严寒去“探访”、“作论”、“作传”、大兴舆论挞伐，结果王大姑娘在冷清的秋夜死了，善良的人们又用舌头将这个青年女子虐杀了。

人间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她们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们，封建落后思想摧残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灵魂，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

”他们的性格，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在无意识中成了害人者，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

”是他们毁灭了小团圆媳妇的“美”，毁灭了王大姑娘的“爱”。

萧红的《呼兰河传》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北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这一深隐的文化层面。

小说中作为文化载体的“大泥坑”、“跳大神”和“洗热水澡”孕生了更具文化意味的主体——“看客”群体，具有文化批判的历史厚度和哲学力度。

萧红写了“大泥坑”各种样态及其带给人们的种种“快乐”，它既能满足人们看热闹的眼福和吃些死猪死鸡的口福，又能满足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愉乐和谈资，试想如果没有它，小城的人们会失去多少乐趣而更显“寂寞”。

其实，它是小城人生原始状态的写真，“大泥坑实际上成了呼兰县城的标志和象征”，成了小城生活的一部分，它“象征着削弱国民进取、向上的精神魔障”。

“跳大神”是东北早期普遍流行的一种文化习俗。

12岁的小团圆媳妇由于活泼开朗，婆家将她视为怪物，遵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的古训，进行残酷的规训。

先是毒打，接着是“跳大神”，最后是一天连续洗三次“热水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