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国际经济形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目前的增长主要是政府投资主导的，其基础还不稳固，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有必要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因势、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力度和节奏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成效显著，经济也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国际经济领域一些新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如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博弈，新兴市场国家再现资本流入加速，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挑战等。

这些问题加大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难度，需要积极加以应对。

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博弈2008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蔓延，触发金融海啸，并迅速渗透到实体经济，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为了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主要国家共同推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措施。

在施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不仅阻住了经济的急剧下滑态势，而且在今年第三季度各国先后出现触底复苏的势头。

尽管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酝酿退出经济刺激措施。

2009年8月底，以色列率先加息。

10月，澳大利亚、印度、挪威先后采取加息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

其中，澳大利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两次加息，更是引人关注。

美国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增长情况好于预期，也使得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退”有“退”的理由。

根据本国国情，在经济好转之后，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是合理的。

得益于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澳大利亚和挪威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第二季度由负转正。

由于受到危机的冲击不大，危机期间的以色列经济甚至没有出现衰退。

同时，这些国家大都面临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潜在风险。

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不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由于各国的非常之策，这场危机中经济的调整并没有到位，而是用新的泡沫覆盖旧的泡沫，给未来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纵观历史，历次危机之后都出现了资产被稀释和通货贬值的现象。

“退”得晚，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责任就会大些；“退”得早，则有可能获得其他国家刺激政策的溢出效应。

澳大利亚两次加息的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引领下，亚洲经济出乎意料地全面复苏，特别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近30%，对其经济恢复起到了有力的支撑。

竞争性退出的可能是存在的。

尽管在国际层面大家都强调要继续维持经济刺激方案，但说的和做的有差异，各国都在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逐步退出。

不仅韩国、新西兰、加拿大表现出退出的迹象，就连欧洲央行也表示将及时回收刺激政策带来的过剩流动性。

这种竞争性退出有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刺激政策过早、过快地退出。

若不加以协调，目前虚弱的经济复苏将再次出现反复。

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重现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再现。

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定量宽松的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大量投机资本伺机套利肆虐。

一方面，欧美的信贷紧缩并未结束，很大一部分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较发达国家而言处于高位，套利交易盛行。

在经济较快复苏的刺激下，国际资本开始大举进入新兴市场国家，使新兴市场面临新一轮的资本流入浪潮。

这已经成为经济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

资本流入已经带来诸多宏观问题。

今年3月份以来，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由贬转升，经历了集体升值，出口恢复放缓。

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的货币升值一度超过20%。

此外，一些国家金融市场也面临着泡沫的风险，如巴西股市持续走高，并于今年10月升至2008年7月以来的峰点。

资本流入“过山车”更为可怕。

从历史上看，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极不稳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这表现在资本大规模流入之后又集中流出。

资本流动的逆转使得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国际资本的“蓄水池”；资本流入不仅给当前经济造成困难，而且势必带来未来逆转的危机隐患，留下遍地狼藉。

例如，国际资本流动是金融海啸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渠道。

危机之前，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增加，2005年私人资本净流入达2860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危机爆发之初，资本又逃离欧美市场到新兴市场国家避难，使2007年发展中国家私人资本流入量急剧攀升至6970亿美元；2008年，受美元急速升值和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大量国际资本集中流出，使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也有类似的经历。

一些国家已开始对资本流动实施管理和控制。

2009年10月20日，巴西政府宣布对外国证券投资征收2%的预扣税，以应对资产泡沫；11月19日，韩国宣布对外汇交易实施限制，规定远期外汇交易不得超过套期保值规模的125%，以防止货币过度升值。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需要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政府在和游资博弈中通常处于弱势，一个国家单独对资本流动的管理很难奏效，必须在国际层面达成管理资本流动的共识。

在这方面目前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面对当前的这种状况，IMF也提请有关国家必要时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

世界经济再平衡面临挑战美国面临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危机前，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包括美元贬值等手段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使得巨额经常账户逆差没有引起对外债务的增加。

其基本模式是：高消费产生高经常账户逆差，顺差回流使美国获得低廉资金，美国对外投资获取高收益，同时美元贬值降低对外负债价值，国际收支由此整体平衡。

危机后，此类金融手段难以得逞，这种模式也难以为继，美国要想平衡国际收支就必须改变当前经常账户逆差的状况。

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强调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

“平衡增长”将对顺差国构成挑战和压力。

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快速增长阶段。

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持久性冲击，特别是美国的消费需求下降。

要恢复强劲增长必须扩大需求，这包括消费和投资。

由于美国目前的问题在于其高消费，因此面临更大挑战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其他国家。

正如《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中提出的有序推进经济更为平衡的方法：逆差国提高私人部门储蓄，整固财政状况，同时保持市场开放，提升出口部门；顺差国提高内需的增长作用，包括增加投资，减少金融市场扭曲，提升服务部门生产率，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抑制需求增长的限制。

“平衡增长”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全球失衡是危机前就存在的客观事实，是全球化的结果，是结构性问题。

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一蹴而就。

在再平衡过程中，逆差国特别是美国会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运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恶化全球贸易环境。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中国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面对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经济增长在今年第一季度触底后企稳回升，“保八”的目标基本能够实现。

然而，目前的增长主要是由政府投资主导的，其基础还不稳固，一些问题也有待解决，如私人部门投资不足，投资质量堪忧，通胀预期升温，资产泡沫风险等。

因此，有必要继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因势、适时、灵活地调整政策力度和节奏。

宏观经济政策要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中国经济和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

世界经济复苏未稳，新的问题已然显现。

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决策都构成挑战。

宏观调控思路、目标、措施的制定和调整，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也要兼顾国际因素。

第一，从保增长转向稳增长。

从国内层面看，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增长有望小幅加快，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的空间，并在2010年继续发挥效用。

从国际层面来看，“平衡增长”在长期内会继续制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增长短时期内很难回到危机前几年的水平。

考虑到出口贡献率的下降，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在两位数以下。

如果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则会对经济政策构成很大压力，并难以持续。

因此，降低增长的期望，实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取向，有利于为经济调整提供宽松的环境。

第二，从促消费到推改革。

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对“保八”起到了积极作用，弥补了大部分外需下滑所引起的需求缺口。

从长远来看，消费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应该进一步均衡，尤其是在促进消费方面。

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下降的趋势；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教育事业，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危为机，否则会错失良机。

第三，防止货币政策过度宽松。

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状况最为复杂，争议也最多。

一种观点认为，CPI仍为负数，外需下降导致产能过剩，暂时不会出现供过于求状况，未来通胀压力不大，中国也没有动用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因此货币政策不需要调整。

另一种观点认为，信贷和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前所未有，通胀预期不断加剧，助长资产泡沫和低效益投资，货币政策亟需调整。

从全球来看，资产泡沫是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的潜在风险，中国也不例外。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即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需要调整，但目标不是转向中性，而是防止过度宽松，因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美国次贷危机表明忽视资产价格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重大失误，因此，在当前环境下资产价格问题更需引起关注。

货币政策应有前瞻性，关注通胀预期与资产泡沫问题。

第四，调整外贸发展定位。

出口导向战略是有阶段性的，很难“一劳永逸”地持续下去，美国的平衡增长战略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出口导向战略调整的紧迫性。

指望外贸的贡献率恢复到危机前是不切实际的，外贸发展定位需要调整。

在保持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特别是高新技术进口，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扩大外贸规模和层次的同时适度减少顺差的增长速度甚至规模。

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更好地发挥贸易提高经济福利而不是单纯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五，防止热钱过度流入。

中国无疑是热钱流入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中国的资本流动近年来波动剧烈，存在频繁逆转，这不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关，也和中国股市表现有一定的关联性。

近期，资本流入规模已经接近2008年初的最高水平，这应该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尽管目前还没有必要调整管理政策，但是必须有应对的预案。

不宜用“松流出”来应对“过度流入”，即使这种方法能实现流入流出大体平衡，但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境内外资产置换也是得不偿失的。

第六，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恢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

尽管这一政策调整有效地抵御了危机的冲击，但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招致国际压力增加、可能产生新的失衡、汇率机制改革中断等。

例如，近期人民币升值预期重现，吸引了投机性热钱进入。

中国需要相对灵活的汇率机制，以使汇率的变化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能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在一个较大的汇率浮动空间内，更具有弹性的汇率能够给汇率投机带来一定压力和更高的风险，使投机成本增大，从而抑制投机操作。

应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结合国际资本流动和主要货币走势变化，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这其中要重点注意弱化升值预期和打破升值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