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8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变迁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变迁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变迁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话题。
随着历史的演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断发展和调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本文将综述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变和国际地位的演变，并探讨其原因和影响。
一、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在晚清时期，封建思想和保守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导致中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
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外界隔绝，无法融入世界体系。
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和殖民体系的机遇，缺乏对外开放的思想和能力，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下降。
二、五四运动后的外交政策转变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的爆发表明了中国人民对于民主、自由和尊严的追求，使得中国开始反思封建思想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此后，中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变为主张独立自主、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方向。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调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时代。
新中国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均衡发展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国家的正当权益。
此外，新中国加强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增强了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这些努力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尊重，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四、改革开放与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重大转折，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摆脱了封闭状态，大胆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吸引了大量外资和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
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五、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亲诚惠容外交政策当前，中国秉持和平崛起和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旨在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事务，倡导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晚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
微专题4晚清政府的外交近代化【知识整合】一、“夷夏观念”1．概念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区辨华夏与蛮夷。
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因此逐渐产生了以华夏礼仪为标准进行族群分辨的观念，区分人群以礼仪，而不以种族，合于华夏礼俗者并与诸夏亲昵者为华夏、中国人，不合者为蛮夷、化外之民。
2．“夷夏之辨”在近代的嬗变(1)从“夷”到“洋”的称谓以及涉外事务从“夷务”到“洋务”的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人思想观念中对传统的“华尊夷卑”思想的纠误，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2)从“宗藩体制”到“条约外交”的转变，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华夷朝贡体系”等观念走向没落的表现。
二、晚清外交体制的近代化1．1840年前清朝的外交体制1840年以前，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涉外事务。
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下设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责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和军机处也参与对外事务。
2．晚清外交体制的变化(1)专门性外交机构的设立①总理衙门：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成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的特设机构。
总理衙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标志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
②南、北洋通商大臣：《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后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
另有北洋通商大臣，其前身为1861年设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统管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兼管北洋洋务等)。
③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
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改变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开阔了视野，学习了近代科技知识，逐渐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谋取本国利益的策略。
外务部则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制，制定了外交规章，重用受过西式教育与留学西洋的人才，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在选拔官吏时较为强调专业知识，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于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
对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体制近代化的认识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与国际接轨，而以外交领域为最。
从清朝末年的总理衙门、外务部，再到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近代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外交体制日益现代化，逐渐合乎国际惯例，并且催生出一大批职业化的外交人才，使原本虚弱的中国能够取得一些难能可贵的外交成果。
二、清末的外交体制变化1840年以前的中国，沿袭传统的对外交往习惯。
这种所谓的“外交”浸透着浓厚的“夷夏”观念，中国根本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
当时清政府的主要外事机构有理藩院和礼部。
理蕃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事务。
礼部也不是专管外交的机构，它下面有两个涉外机构，主客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贵外事礼仪接待及翻译工作。
另外，鸿胪寺专掌替襄礼仪之官。
军机处由于它掌握皇帝旨意的草拟和颁行，因而也参与对外决策咨询。
可见，这个时候中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体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比较混杂。
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开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
五口通商大臣”因开放五处口岸的约定而设立，始于1844年，由两广总督兼任，实际上负责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
这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又说明清政府内心里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不过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五口通商大臣”始终为兼职，不是专官也无专署。
1858年由两江总督兼任。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迫于列强压力，1861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一直存在了40年。
总理衔门的设立，使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大权进行了新的明确分工。
随着外交事务的增多，总理衙门逐渐变成了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关，不但“专办外交”，而且通商、关税、传教、招幕华工、海防、船务、邮电、铁路矿务等事务，无不由其兼管。
浅析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
浅析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晚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其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在晚清时期，中国面临外部势力的侵略和欺凌，而统治者对外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进行浅析。
晚清初期的统治者对外心态是相对保守的。
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对外的认识相对滞后，以至于对外态度相对封闭保守。
统治者更多地关注内政的发展，对外交往并不怎么重视。
这种态度使得中国在与外国的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长期以来未能有效地应对外来势力的挑战。
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力也相对落后，使得统治者对外心态更加谨慎，没有明确的对外政策。
随着外国势力不断的侵入和侵略，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领土和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这使得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外交和对外政策的重要性。
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外来势力的挑战，并开始积极地探讨对外政策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晚清统治者的对外心态逐渐由保守转变为积极应对，开始尝试进行一些改革和开放，以改善对外的关系。
尽管晚清统治者的对外心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
由于内外交困，晚清统治者在对外政策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同时也未能获得外国势力的认可和尊重。
这使得晚清统治者的对外心态逐渐开始变得消极，并最终导致了晚清统治者对外政策的失败。
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最初的保守到后来的积极开放再到最终的消极，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经历了许多变化。
这一过程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和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在面对外来挑战时的无奈和尝试。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深入了解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关系，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浅析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
浅析晚清统治者对外心态的演变
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前的自负
相对于外来的技术和文化，清朝统治者更重视传统的儒家礼仪和文化，并排斥任何外来的文化和启示。
这样的保守主义再加上傲慢和自大的态度，最终阻碍了中国进一步向外开放。
鸦片战争是一场惨痛的失败，成为清朝统治者思想上的重大挫折。
在这之后，中国遭受了来自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割据和入侵，并开始了一段暴力与耻辱的历程。
这使得在清朝内部，出现了对外接受新文化、新技术，寻求新思想与解决方案的苗头。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仅仅发生在清朝内部。
在19世纪末的欧洲，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然而，清朝的对外观念依然是痛苦、屈服和灰心的，并因之而低效和失败。
第三阶段：义和团运动后的崇洋崇外
义和团运动使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都感到了深切的失望和不满。
尽管清朝在自竣后但在历史上，崇洋派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的。
然而，义和团运动的崛起使清朝的“崇外”意识变得更加普遍，并在思想上更加明显。
一方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情绪反应，社会上体现了一种对外割据的无奈和不满。
此外，清朝统治者也通过崇洋品尝到了成功的滋味，对外开放的思想内涵更强。
总之，晚清时期的对外心态演变符合了整个国家处于动荡和转型阶段的现实状态。
清政府在面临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割据时，采取了缺乏鲜明方向和目标的夹缝政策。
这种中国古老而狭隘的固执，导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土的侵略，看不出明显的改观。
押江苏卷第6题 1840-1912：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原卷版)
押江苏卷第6题1840-1912：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1．（2023·江苏·高考真题·T6）下图所示为部分年份英、美、日三国对华输出商品在近代中国总进口中份额变化状况。
该状况应存在于（）A．1841-1868年B．1868-1895年C．1895-1922年D．1922-1949年2．（2022·江苏·高考真题·T6）1876年，浙海关税务司文书李圭参与美国万国博览会后写道，博览会“原以昭友情，广人才，尤在扩充贸易”，而国人出外甚少，“多以无益视之”，若能明白西人办会之意，“亟亟焉图维之，上可以裕国，下可以利民”。
李圭的言行表明（）A．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体系B．国人需重视对外沟通C．美国成世界贸易中心D．政府应提倡实业救国3．（2021·江苏·高考真题T6）1．如表中的评论反映出当时A．社会分工日益精细B．农商皆本成为共识C．工商致富备受推崇D．职业观念发生变化4．（2021·江苏·高考真题T7）清末某报发表的《论体育》一文提出：“体育者，智育、德育之基础也。
今之国力者，定一国之盛衰，不定于版图之大小与人口之多寡，而定于国民身体之强弱。
”这表明，当时国人A．已生疏到落后根源B．重体轻文蔚然成风C．救亡自强愿望迫切D．呼吁实施分科教育5．（2021·江苏·高考真题T8）3．1907年，察哈尔都统认为，当地虽物产丰富，商贾荟萃，“惜民气未开，不知振兴实业，亟应设法提倡，以挽利权”，特派专员至江西景德镇调查瓷器制造状况，“以资备鉴”。
该都统意在A．加强地区经济合作B．以机器工业取代传统工业C．进展地方特色产业D．利用本地实业救国的氛围精准解密一：两次鸦片战斗后中国社会的剧变精准解密二：晚清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化一、选择题（本大题共20题）1．1840年8月递交到英国国会两院的请愿书表明：1839年9月至1840年5月之间，伦敦东印度协会，伦敦、格拉斯哥、里兹、利物浦、不来本及不列斯脱各地的商会都全都敦促政府对中国“作出强硬而有力的行动”。
+微专题一 中国近现代的外交观念的演变导学案 高三历史统编版选择性必修1二轮复习
阶段总结二中国近现代史微专题优化整合微专题一中国近现代的外交观念的演变时空定位线索一晚清至民国时期——屈辱外交时期外交观念、外交成就清政府外交(1840－1912)鸦片战争前“闭关锁国”鸦片战争时期缺乏主权观念、开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自强甲午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逐渐放弃抵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3)妥协外交：三民主义缺乏明确的反帝主张，只是主张推翻清王朝，南京临时政府幻想得到列强的支持北洋政府时期(1912.3－1928)卖国外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晚清外交体制的演变(1)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演变始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立。
“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管理五处通商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具有外交性质的职务。
这反映出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说明清政府的“蛮夷”观念没有改变：与外国打交道只限定为通商，而不是建立政治外交关系。
(2)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的压力，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
后来随着通商口岸的扩展，又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通商口岸的涉外通商事务。
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重大进步，不仅繁杂的外交事务有所专管，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以“蛮夷”视人的外交态度，而且这些官员也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逐渐掌握了利用外交手段维护本国利益的策略。
(3)1901年外务部的设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正式确立。
它取消了若干传统礼仪手续，建立了领事制度，厘定了派外使节职责，制定了外交规章，重视职业外交官的培养等。
这些改革使得清末外交人员的素质大为提高，改变了中国外交官员对世界形势、外交惯例懵懂无知的局面，较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1．(2022·山东卷，5)1863年，学者张斯桂在为《万国公法》所作的序言中说：“间尝观天下大局，中华为首善之区。
四海会同、万国来王，遐哉勿可及已。
(完整word版)中国近代、现代外交的发展
中国近现代外交的发展中国近代外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一、近代中国的屈辱外交1．晚清政府（1840－1912）①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到八国联军侵华（1900－1901），中国要么战败，要么不败而败，一步一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②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宜。
《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③1861年所设的总理衙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外交机构，标志着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也标志着清朝开始放弃“闭关锁国”政策，面向世界，从传统的理藩政策向近代外交转变。
④《辛丑条约》规定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这标志着清朝中央机构完全半殖民地化，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1905－1925）①1905年，孙中山把“十六字纲领”阐发为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②南京临时政府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目的是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结果根本没有得到支持和响应。
③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增加了反帝的内容；接着在“北上宣言”中，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统一中国。
3．北洋军阀（1912－1928）①1915年，袁世凯为了争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达到复辟帝制的目的，几乎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向帝国主义国家大肆借款，扩充势力，镇压革命。
②段祺瑞政府等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充当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工具，比袁世凯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③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一战”中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的正义要求，遭到英、美等列强的无理拒绝后，北洋政府的代表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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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88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1840～1884年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作者】刘增合【作者简介】刘增合烟台师范学院政治系史界断言：弱国无外交。
这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背景而言。
其实，晚清初年的国内士大夫阶层并未体认到弱国愈来愈成为现实这个历史趋向，相反，天朝上国、天下语汇所显现出来的却是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余外皆为蛮夷。
鸦片战争后，时局渐变，经世风起，世界中心观念渐次崩塌，对外交往的观念，尤其是对西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咀嚼也就乘着实用主义经世学风如此这般地演化开来。
史界断言：“弱国无外交”。
这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背景而言。
其实，晚清初年的国内士大夫阶层并未体认到“弱国”愈来愈成为现实这个历史趋向，相反，“天朝上国”、“天下”语汇所显现出来的却是世界中心主义理念，余外皆为“蛮夷”。
鸦片战争后，时局渐变，经世风起，世界中心观念渐次崩塌，对外交往的观念，尤其是对西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咀嚼也就乘着实用主义经世学风如此这般地演化开来。
1840—1884年是外交观念演化的重要时期，对它分析是本文的论证重点。
一、地理观念的转换：促动外交观念演进的重要因子在古代，依据儒家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
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
推究开来，它实际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所能看到的世界，即“天下”，长久地局限于东亚一带。
中华文明长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争辩的优越性，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
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积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即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蛮夷之邦”的三重关系，遥远的生疏的西方诸国后来也被其延纳进“化外蛮夷之邦”的观念结构中去。
清朝傲视“四夷”的“天下”观念，部分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优越性，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水平并不低于西方。
16世纪初西人初至，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7、18世纪之交，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盛世；即便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各国，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之。
但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实是落后了。
但是由于傲视的惯性和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中西通商200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西方，反而坚信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
19世纪之前，不仅中国士人自认为中国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即便是17、18世纪来华之天主教耶酥会士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也认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1〕。
但是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使西人自信心与日俱增，到1850年，他们只承认中国文化优于周边国家许多，却已远逊于任何基督教国家了〔2〕。
但中国士人更强调中华文化、政治、经济的天下中心位置。
其实，世界地理观念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已经开始缓缓地演变了，肇始于关注“夷人夷情”的世界地理著作已有多部问世，中心王国理念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消退，尽管这是一个极不情愿的缓慢过程。
晚清地理观念的变化明显地体现在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变化上，时至1861年，冯桂芬等人已认识到世界构成的多国因素，中国仅是其中之一〔3〕。
即便是作为中心王国观念的关键词语“天下”也受到挑战，郑观应认为这个名词对中国来说并不符实，中国只是多国中的一员，他引申说，这种陈旧的观念如不变更，便不具备接受新兴的国际法的心理基础〔4〕。
如果说，在40、50年代即便是经世派的重要人物林则徐、龚自珍等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兽字偏旁或加口字偏旁，但60、70年代后这种写法已很少出现，并且“夷”字使用的频率也逐步减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甚至规定，在官方文件中禁止使用“夷”字。
魏源在50年代就认为，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黄恩彤将西方称之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恭亲王、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5〕。
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以前一般概称“夷务”，但此后则由“洋务”、“西学”之类的褒义型概念替换了。
两次鸦片战争遭受的重创，不但是表面上的，更反映在心理上。
经世派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倾向反映出那个时代观念变化的先导性，他们已比较实际地体认到一种新的变局的开始，并且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华的重创与早先骚扰边地的外夷是根本不同的，“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是难以遏制的，应因此势，晚清外交观念的演进即以此为重要的促进因子缓缓开始了。
二、外交理念：从夷务到洋务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比较适合于描述19世纪初年中国士人和上流社会的对外观念结构。
在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假定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前提下（在晚清初年的人们看来这种假定就是现实），时人用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来应对他们的外交对象——远近不同的国家，地理距离越大的外部夷国与大清皇权的关系越淡化，但即使被淡化处理，远方的“夷人”仍得臣属于大清皇朝，中国是君临一切的中心。
长久以来，处理外部关系的基点在于如何“理藩”以及如何处理“朝贡”，这实际上是当时夷务的主要内容，它立足于制度和观念结构中的等级制：中国是崇高伟大的内部，“蛮夷”是藐小低贱的外部；中国的经济文化、礼仪道德是世界的中心，而“蛮夷”则处处低中国一筹。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晚清初年的清廷官吏通常将商务贸易等同于外交事务，这是他们外交观念的全部内容，时人称之为夷务。
时至晚清初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关系被严格限定在通商这一层面上，这不仅是制度上的而且也是观念上的。
至少，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广泛地将对外交往仅仅视为经济关系，而不含有政治成分，因而级别较高的官吏不屑于此事，他们基本上是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皆以处理夷务为不足挂齿的低微行当。
军机大臣阎敬铭就认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对夷事务，这种心态时至70年代时仍有影响，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后，其友人有许多为之沮丧，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到蛮夷之邦，李慈铭曾扼腕叹曰：“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鳞，此次出山，真为可惜。
”〔6〕可以肯定，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华夷之辩也就具有文化上的底蕴。
晚清初年的士绅长久以来对亚洲腹地的游牧民族的贪诈、反复无常记忆尤深，因而在观念上将西方人当作蛮夷即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除此而外，对文明形态体认上的误解和隔膜，也促使士绅们看待“夷国”时持轻蔑态度。
按照儒家传统观点，君子往往是品行端正、具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荣辱之心，这是值得高扬的人性；而禽兽是残忍无性和追求肉欲的，在这一点上，士大夫们坚信西人与禽兽无异，因为他们将基督教义和宗教领袖凌驾于自己的父母之上，据此蔑称其有犬羊的本性〔7〕。
这种文明之间的隔膜铸就了晚清士绅在对外交往上的“夷务”观念状态。
“夷务”外交理念的演进，与19世纪以后重又出现的经世文风以及由其促动的世界地理观念的转换是紧密相联的。
“崇实黜虚”的务实学风推动士绅们反观自身所处的变局时代，唤起关注“夷人夷情”的奥秘，地理观念的转换即是其关注的初始行动。
对世界地理的关注直接地促动了晚清外交观念由“夷务”状态缓慢地演成了“洋务”状态。
按照《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2卷的有关记述，1840 年7月时“洋务”一词首次出现，其总的含义与“夷务”是相同的，纯粹是指对外事务和对外贸易之类的事务〔8〕。
时至1860年以后，它仍未失去原有的含义，但增加了一些时代性内容，“洋务运动”一词便是在这样的语意层面上来使用的。
关键性术语的出现和使用说明了一个观念迁转的新征象，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之前大体上以“夷务”二字来概括，但时至70年代和80年代则改称“洋务”、“西学”，外交观念的嬗变已由初始的世界中心主义观念的神坛上跌落下来。
冯桂芬为时局问题提出的两条原则为这种观念变更提供了最好的注解：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清廷终于应该屈身虚心地对待“蛮夷”了；另外一个观念更新的征象是时人用语心态的变迁，在40和5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一般将西方冠之以“夷”，但在70、80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夷”为“洋”，即由最初的藐视心态转到务实客观的心理状态，《中英续约》第51款虽有如下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内外，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但此类规约实际上很难估计对学术能产生多大挈制作用。
郝延平先生在《由守旧到革新》一文中提到，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倡导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鄙视和轻蔑的心理溢于言表，而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9〕。
如果说晚清初期“夷务”一词的外延仅仅是通商、贸易、朝贡、“理藩”之类的活动，那么60年代以后“洋务”一词的外延便拥有了更广泛的内容，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求师问学”的心理将西方的某些器物层面的东西，诸如工业、航运、铸币等，以及远离政治、道德的兵政、商法等方面的东西，延纳进自己的内政外交结构中，在“洋务”理念的支配下，晚清外交已开始步入近代化轨道。
1861年设立了处理各国事务的总理衙门，1864年翻译出版了有关国际法的教科书，1873年清帝接见外国外交官时准予免行叩拜礼，1876年以后向外国派驻了外交使团，藩属制度实际上已失去运行的条件，清廷的外交传统已让位于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三、外交战略：从商务羁縻到商战抗夷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
就晚清初年的中西通商现状而言，绝大多数官僚士子普遍认为，西夷诸国对中国的丝织、茶叶和大黄等商品有着须臾不可脱离的需求。
赵翼在《簷曝杂记》中言：“中国陆地产茶，无足异也。
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膳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
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
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
”〔10〕这从他们进口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物产已经使这些外商们获利三倍。
这一事实导致清朝官员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外国对茶叶和大黄等产品的需求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断对其供应，“蛮夷”们将消化不良，肠胃病流行。
据此，他们又一再想到了贸易制敌：以开放或关闭贸易市场的办法来控制远方的夷国。
这是许久以来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百试不爽的一种对待蛮夷的方略。
其实这就是在朝贡制度下，长久以来即存在的商务羁縻战略。
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
孟子也曾讲：“故善战者，服上刑”。
儒家传统并不注重武力对敌的思想是历代王朝“怀柔远人”的理论依据，商务羁縻战略正是“怀柔远人”这种传统观念的一种并行不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