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研究基于人户逃移政策的执行分析
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研究基于人户逃移政策的执…
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研究一、引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但在其后期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一财政危机不仅对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也对地方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通过研究宋朝财政危机与人户逃移政策的执行，探讨其对地方行政关系的影响。
二、宋朝财政危机的背景宋朝财政危机主要起因于战争的频繁发生和开支的巨大增加。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辽金战争的连年发生，军费开支大幅增加，严重超出了朝廷财政的承受能力。
另外，由于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对地方赋税的征收也非常严格，导致地方人民负担过重，致使人户逃移现象加剧。
三、人户逃移政策的执行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和人户逃移问题，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解决。
首先，朝廷加强了对逃亡人口的抓捕和追讨，建立了严密的人口管理体系。
其次，朝廷实行了一系列减税和赋役缓减的政策，以减轻地方负担，鼓励人民留在原地。
另外，朝廷还通过设立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来加强对地方行政的管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财政秩序。
四、财政危机对地方行政关系的影响财政危机对地方行政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由于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无法得到保证，导致地方行政效能下降。
其次，财政危机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迫使其通过加强对地方商业和手工业的监管来增加财政收入，加剧了地方行政与民间经济的矛盾。
此外，财政危机还加剧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为了争夺财政资源而互相对抗，使地方行政关系紧张。
五、人户逃移政策对地方行政关系的影响人户逃移政策的执行也对地方行政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人户逃移政策加大了地方政府人口管理和追捕逃亡人口的工作，使得地方政府的行政负担加重。
其次，人户逃移政策的执行导致了地方人口的流动性增加，使得地方行政管理更加复杂，难以掌控。
此外，人户逃移政策对地方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为逃亡人口的减少使得地方经济活动受限，给地方行政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六、总结与展望通过对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危机对地方行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加剧了地方政府和民间经济的矛盾，增加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宋朝政府对移民管理的因应与调适
人民论坛 / 2017.03 上142读史札记Notes of History两宋时期，城市流动人口类型多样，各具特点两宋时期，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日益加快，城市流动人口众多，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各不相同，因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聚集在城市中的大量灾民，特别是较大的都市，如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等首府，由于赈济工作较为完善和及时，且其他各种就业机会较乡村要多得多，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大量灾民逃移到那里。
在中国古代社会，水灾、早灾、蝗灾、流行疾病及地震等不断发生，宋代当然亦不例外。
如庆历三年（1043），韩琦担任陕西宣抚使时曾说，“是冬，大旱，河中、同、华等十余州军物价翔贵，饥民相率东徙”，后来被政府救济的人口达2，542，537人。
可见，自然灾害造成的流民数量是相当多的，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他们被迫迁徙到城镇或其他地方。
宋代户口的大量增加，再加上土地兼并的现象始终存在，特别是宋代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措施的巨大影响，这种社会现实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广大农民的贫困日益加剧。
“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四川农民的情况是“蜀民岁增，旷土尽缺，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诚可矜恻”。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农民被迫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成为从事各行各业的雇工。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当一部分地主来到城市经商，来往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也有外地商人来到城市，在不同城市间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既有资本雄厚的大【摘要】两宋时期，城市内外的人口流动频率日益加快，城市流动人口众多，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于人口流入城市的原因各不相同，因而城市中流动人口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众多的流民给城市市场供应和社会秩序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为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宋庆历的财政政策赋税与财政平衡的探索
宋庆历的财政政策赋税与财政平衡的探索在明朝的历史上，宋庆历是一位备受争议的皇帝。
他在位的时期面临着许多经济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财政方面的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庆历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赋税和财政平衡的探索。
本文将对宋庆历的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效果和意义。
一、财政政策概述宋庆历在处理财政问题上，秉持着稳定国家财政的原则。
他认识到财政平衡的重要性，既不能过于依赖赋税，也不能过分压缩开支。
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整财政收支的关系，以实现财政平衡。
二、赋税政策的调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宋庆历对赋税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
首先，他对赋税对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调查，确保每个人的纳税义务公平合理。
其次，他减少了一些繁重的赋税项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此外，他还鼓励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商业税的征收。
通过这些调整，宋庆历成功地提高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压力。
三、财政平衡的探索除了调整赋税政策外，宋庆历还尝试着通过平衡财政收支来实现财政平衡。
他注重财政的规范管理，加强了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
他要求各级官员严格控制开支，避免挥霍和浪费，确保国家财政的稳定。
此外，他还加强了财政统计和监督，确保了财政数据的真实可靠。
通过这些探索，宋庆历改善了财政状况，使国家经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
四、财政政策的意义宋庆历的财政政策赋税与财政平衡的探索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该政策调整了赋税制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福利。
其次，该政策增加了财政收入，改善了财政状况，为国家的其他事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再次，该政策强调财政平衡，促使官员们更加规范地管理财政，避免财政浪费和腐败。
最后，该政策对后世的财政管理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对财政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宋庆历的财政政策赋税与财政平衡的探索，对明朝的财政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他的政策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得财政收支关系得到了较好的平衡。
宋朝的内忧外患与治理困境
宋朝的内忧外患与治理困境在宋朝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但也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
内忧方面，主要是经济困境和政治腐败的问题；外患则包括党争、族群问题以及对外侵略势力的威胁。
这些问题使得宋朝在治理过程中陷入困境。
一、经济困境宋朝经济发展起初较为繁荣，但到了后期却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货币贬值是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由于世界上流通的货币不断增加，加之政府经常发行钞票来满足开销，导致宋朝的货币逐渐贬值。
这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此外，农业产量的下降也是宋朝经济困境的一大原因。
由于农田过度开垦、土地私有化严重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农田退化，农作物产量下降。
这不仅让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还导致了政府税收减少，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
二、政治腐败宋朝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也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
官僚体系庞大，官员却普遍缺乏廉洁奉公的精神，贪污腐化现象十分普遍。
贪官污吏钻法律的漏洞，私设关卡，以权谋私，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此外，宋朝政府的选拔制度也存在问题。
科举制度虽然为朝廷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机会，但也让贪官污吏得以钻营，通过贿赂等手段获取官职。
这导致了政府官员普遍缺乏责任感和才干，无法有效地治理社会问题。
三、党争与族群问题宋朝时期，由于政治斗争激烈，形成了北方党争与南方党争的格局。
北方守旧派追求保守主义，崇尚儒家传统，强调稳定与秩序；而南方新党则追求变革，倡导法治与科学。
这种矛盾使得朝廷内部出现了激烈的党争现象，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困难。
此外，宋朝内部也存在着多个族群之间的矛盾。
北方的契丹族和西北的西夏族形成了对宋朝的边患，经常进行侵略。
这使得宋朝需要投入大量的军力来应对外患，不得不大量调动资源，加剧了内部的负担。
面对内忧外患与治理困境，宋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
首先，朝廷加强了对朝内腐败现象的打击，加大了监察力度，加强了法律执行力度，力图恢复社会的公平正义。
南宋县级财政困境成因及影响新论
南宋县级财政困境成因及影响新论柯稀云（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摘 要：南宋时期县级财政独立性增强，但也出现了严重的困境。
面对财政困境，县官们常常陷入“病官”与“病民”的两难，而州县之间、朝廷与州县之间也不同程度上存在不相“通融”的现象。
究其原因，南宋县级财政在支出上远大于收入，同时数目字管理混乱又带来了赋税“有名无实之额”难以消除，赋税逃匿现象也比较突出，造成了县一级政权运作举步维艰、基层政治空心化严重、地方社会秩序日渐失范，并进一步加剧了国家与地方之间利益分配失衡。
关键词：南宋；县级；财政；困境；成因古往今来，县级财政收入直接决定着国家可支配财力，成为构成国家财富的基石。
研究县政，就不能不对维系县级政权运转的经济基础—县级财政做出深入解读，这也是本文研究知古鉴今、以史资政的初衷所在。
南宋一代（1127—1279 年）在传统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近年来，围绕“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讨论议论纷纭，相关议题已呈愈辩愈明之势a，本文囿于篇幅，暂且不表。
本文选择南宋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考察赵宋立国已历一百余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了哪些新问题，人们又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以县级财政问题为例，南宋时期，已经普遍出—————————————a具体可参考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第 14—37 页。
56宋史研究论丛·第 27 辑现了“县计”“邑计”这类专业财政用语，这在北宋尚不为多见。
南宋时期县邑财政独立性增强，推动了县一级政府逐渐成为事实上独立的财政核算单位。
关于这一认识，学界已有定论a，本文亦不再过多展开。
宋史学界对财政史尤其是地方财政史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漆侠《宋代经济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黄纯艳《宋代财政史》等一批学术专著对宋代财政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
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研究基于人户逃移政策的执…
宋朝财政危机与地方行政关系研究基于人户逃移政策的执…前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被人们称为“中兴之世”。
然而，宋朝中期的财政危机和地方行政关系问题一直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之一。
本文将重点探讨宋朝财政危机、地方行政关系以及人户逃移政策对这些问题的影响和作用。
宋朝财政危机财政危机是一个朝代必须直面的问题。
宋朝也不例外。
宋朝的财政危机主要是由于战争和军费开支导致的。
在宋朝时期，一些外族不断入侵中国。
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朝廷需要提供大量的军费。
加强军备支出防范外敌对宋朝的扰乱是不得不做的决策。
同时，为了扩大统治领土，朝廷还需要不断开发新的土地。
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
宋朝财政危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官员们不断加薪导致的。
官员们往往能够从自己的职位中获取不少的利益。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当官员，朝廷开始增加薪水，但这导致政府支出的剧增，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
面对财政危机，宋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措施就是增加税收。
朝廷增加了对土地、商业、个人等各方面的税收。
这一措施虽然点面广，但实际效果欠佳。
由于税收太重，民不聊生，导致了经济的萎缩。
此外，政府还采取了发行纸币等措施，但这些措施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地方行政关系宋朝时期，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对统治的需要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的权力也不断扩大。
地方政府开始成为朝廷统治的一条重要途径。
地方官员负责监督地方经济和管理地方事务。
宋朝政府对地方行政体制的严格管控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的作用。
朝廷开始派遣中央官员到地方调查治安和开展统治活动。
经济危机加剧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矛盾。
朝廷不得不调整地方行政关系，以解决既需要对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问题，又需要让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自治和发展空间，以维护朝廷在地方的统治。
就地方自治区域划分来说，宋朝实行了。
宋代逃户若干问题研究
III
Abstract
Tuyuhu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norities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ancient China. The Tuyuhun Kingdom existed such a long tim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experienced many dynasties, which complicat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In this paper, we will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yuhun and the Central Plains, the Tubo Regim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宋代逃户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张东琳
学位授予单位:郑州大学
引用本文格式:张东琳宋代逃户若干问题研究[学位论文]硕士 2013
烟台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吐谷浑民族关系探析姓名:刘楠楠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
本人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和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全面分析,系统梳理和探讨吐谷浑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以期在有关问题上能有新的突破。由于笔者理论水平和学识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吐谷浑政权概述
吐谷浑是魏晋至隋唐时期活跃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政权林立,民族关系复杂,吐谷浑政权的存在发展对当时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主要政权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隋唐两代,吐谷浑政权逐渐衰落,但仍与中央王朝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吐谷浑国最终被吐蕃所灭。本文通过论述吐谷浑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以及原因、影响来探讨与之社会形态、地缘相近的少数民族的发展规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吐谷浑的基本情况。
论北宋后期社会危机对宋代人口政策导向的影响
论北宋后期社会危机对宋代人口政策导向的影响作者：刘世龙杜鹏来源：《科教导刊》2011年第02期摘要北宋后期的社会问题十分严重, 已经呈现一派危机。
战争对宋代社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极大，人口的正常增长也一再受到严重的影响。
另外，丁赋负担的沉重，也给宋代社会劳动力更新和人口增长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人口数量的多少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兵源、徭役及财政收入的，因此，宋政府一直有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出台。
但在过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宋人自觉选择节育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这些政策在实施起来十分困难。
关键词北宋后期社会危机人口政策导向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Late Song DynastySocial Crisis on Song Population PolicyLIU Shilong, DU Peng(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AbstractIn late Song dynasty social question is extremely serious, and it has become a crisis. War damaged the normal life and production order in Song dynasty seriously. The population growth is also threatened. In addition, the heavy taxes have also affected the birth of the people. Population quantity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army and finance income. Therefore, Song government had been trying to promote population growth. But in excessive survival pressure, people in Song dynasty choose birth control behavior consciously. Therefore,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population policy.Key wordslate Song dynasty; social crisis; population; policy guidance北宋后期外迫于边疆异族时时侵扰的压力，内受民生凋敝、农民起义的打击，已经呈现一派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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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以叶适为中心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
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
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
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
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
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
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
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
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
”（《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
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
（《文史通义》卷3 《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
”《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
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 册）。
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 《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
”《旧唐书》卷119 《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
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
……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
”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
”（同上，卷4 ）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
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
”（《朱子语类》卷121 ）“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
”（《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
”（《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
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
（《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
”（《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
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
”（《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
”(1) 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学”。
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
“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
”(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
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
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
(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
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
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
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
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4) 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
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
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
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
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
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
(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
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容斋随笔·四笔》卷5 《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
”（《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
(7) 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
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
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
”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
”（《苏东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
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
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
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
”（《许国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
……南北巧拙甚霄壤也。
”（《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
”（《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
”（《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
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