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基于早期国企产权改革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垄断产业的政府管制体系研究 ” （ 71203078 ） ；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推动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 （ 71333007 ） ； 2013 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人口 点项目 （ 52702497 ） 结构转变与房地产市场运行 ”
二、 理论与假说
（ 一）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社会性负担 社会性政策负担是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 14 ] 。社会 性负担对企业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劳动力成本是由雇员数量和工资率 两个变量决定的， 当雇员数量相同时， 劳动力成本由工资率高低决定 。通常在国家控股公司内部， 内部 人控制越强的公司， 越有能力支付职工更高的薪酬，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 劳动力成本越 高。从下图可以看出， 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远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员工工资 。同时， 超额雇员也会 增大企业劳动成本，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 。 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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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与 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
—— — 基于早期国企产权改革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2 唐杨柳 1 □陈 林 1，
（ 1．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混合所有制 ” 近年来， 以 为主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已成为下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 然 而， 国企身上肩负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性负担与战略性负担， 产权改革是否会引起相关的负面作用？ 为 此，本文将试图从融合产权改革与政策性负担的视角，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会加剧国企身上的 政策性负担， 又或者说，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与国企政策性负担改革相辅相成 。本文以 1999—2007 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大数据样本，首先整理出经历过早期产权改革并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样 本，然后测算出这些国企所承载的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进而使用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进行实 研究结果表明：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且垄断性行业的混合所有 证检验。 制改革效率高于竞争性行业 。 因此， 从减轻国企政策性负担提升企业效率的角度看， 下一阶段的混合 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应该选在垄断性行业 。 关键词： 国企产权改革； 混合所有制； 政策性负担； 社会性负担； 战略性负担
中图分类号： F121. 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5656 ( 2014 ) 11 —0013 —11
一、 引
言
“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 “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 等关于国企改革的新方 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 、 下一阶段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重心将是混合所有制， 而国企产权改革似乎又以一种新的 向。不难看出， 形态重新进入了中国体制改革的议事日程。一直以来， 关于国企的体制改革， 尤其是产权改革是中国整 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也是经济研究的热点和学术争论的焦点 。但时至今日， 国有企业及其相关 “混合所有制 ” 体制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随着新一轮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逐渐呈现 出更多、 更新的改革内涵。以混合所有制经济来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制度调整， 对于完善中国的基本 经济制度， 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具有深远意义 。 在各种不同政策主张中，对国企改革方向影响较大的理论派别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以吴 敬琏、 张维迎和刘小玄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产权改革 。这些学者认为产权不清晰、 所有者缺位等问题是 国有企业不能有效运行的关键， 所以坚持国有企业应进行产权改革 。吴敬琏 （ 1993） 较早提出： 企业产权
转型经济和许多发展中国家， 政策性负担主要由企业的自生能力所产生的战略性负担和由于承担冗员 、 社会养老问 ① 在计划经济 、 题的社会性负担两部分组成 （ 林毅夫， 20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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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 国内学界似乎将两种改革路径对立起来， 很少有文献将两种思路进行综合 性的研究 。杨瑞龙 （ 2014） 为此提出，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考虑到国企所肩负的政策性负 担—— — “必须以混合经济为突破口， 推进国有企业更深层次的改革 ” ， 尤其需要推进竞争性或者垄断竞争 性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产权多元化 [ 20 ] 。 当前迫在眉睫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最早发端于党的十四大前后出台的一系列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即早在上世纪末， 其他非国有的产权主体就已逐步被引入国有企业之中 。 在早期的产权改革过程 尝试。 中， 虽然部分国企实施的是管理者收购 （ Management Buy － Outs， 简称 MBO） 改革， 甚至有部分国企清退 了国有股， 但大部分经历过早期产权改革的国有企业实质上保留了大部分国有股， 成为了事实上的混合 所有制企业 。 那么，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与国企政策性负担改革激励相容呢？ 或者说， 二者是相辅相成， 还是有 所冲突—— —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呢？为解答这些牵涉当前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 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国企改 革的实际进程， 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析出全国范围内经历过早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所有国有企业， 并以 双重差分法计量模型， 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企政策性负担的相互影响， 进而提出有决策参考意义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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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晰、 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和管理不力等， 导致了国有企业面临绩效差及发展停滞的尴尬局面[1] 。 张维 “股 承担 只有让非国有经济插足于国有企业 、 迎 （ 1999） 也强调了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决条件， 东” 角色， 使私有产权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经营者选择机制， 形成优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政府的干预会偏离国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低效的问题 [ 2 ] 。Shleifer 等（ 1997， 1998） 通过分析指出， 有企业的效率目标， 并认为产权改革后的企业会有更高的效率 [ 3 ] [ 4 ] 。 Megginson（ 2001） 等的实证研究结果 表明， 当国企被部分或全部民营化后， 其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 [ 5 ] 。刘小玄 （ 2000， 2004， 2005） 分别用 1995 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和 2001 年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的数据从企业层 面和产业层面证实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效率差异，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指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民 虽然产权清晰不一定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 但 营化方向是正确的 [ 6 ] [ 7 ] [ 8 ] 。谭劲松和郑国坚 （ 2004） 提出， 肯定是提高企业长期效率的前提 [ 9 ] 。刘小玄和李利英 （ 2005） 选取了来自竞争性行业的 451 家企业数据 来研究股份制改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 国有资产比重指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影 响， 而非国有资本比重指标则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 即产权改革可以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 10 ] 。宋 立刚和姚洋 （ 2005） 的研究表明股份制改革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利润率 [ 11 ] 。胡一凡等 （ 2006） 的研究发 现， 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后， 公司销售收入得到显著提高并大幅降低了成本， 使得公司盈利能力和生 产率得到了大幅提高 [ 12 ] 。 与产权改革观点意见不同的是以林毅夫 、 白重恩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剥离政策性负担 ① 。这些学者 主张通过创造公平 、 竞争的外部环境 （ 即剥离政策性负担 ） 来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 。 林毅夫等 （ 2004） 对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进行了大量地分析， “政策 认为国有企业是因为承担了 性负担” 才导致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 而剥离政策性负担是硬化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前提条件 [13] [14]。白重 恩等 （ 2006） 的实证研究表明， 由于国企存在政策性负担， 改革后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 （ 裁员和减薪可 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 认为首先应从降低政策性负担入手来进行国企改革 [15]。林毅 在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比私有化前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 夫（ 2001） 提出， 束问题 [ 16 ] 。林毅夫和李志 ?（ 2005） 强调， 国有企业经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 就必须首先剥离他们的政策性负担， 然后再解决内部治 理机制问题 [ 17 ] 。龚强和徐朝阳 （ 2008） 通过建立动态模型来分析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 研究 认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政策性负担 [ 18 ] 。刘春和孙亮 （ 2013） 也认为国有企业经 济效率低下无关所有制， 且部分民营化后国企的政策性负担会增加， 从而加剧企业的经营绩效的下降， 提出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剥离政策性负担 [ 19 ] 。 以上学者其实都认识到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 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 但却在改革路径上各执一 词。 持产权改革观点的学者主张从企业内部， 即产权的角度进行民营化改革 。 这种思路体现了市场经济 的特点， 试图从理论上把握国企改革的本质， 依照“产权—— — 市场—— — 交易—— — 竞争” 的市场经济逻辑， 。而持剥离政策性负担观点的学者则主张从企业外部环 来寻找国企改革的方法， 似乎更倾向于“治本” 境着手， 认为国有企业只有拥有“预算硬约束 ” 条件下的公平竞争环境才有能力参与市场竞争 。这种从 “治标” 操作层面上提出具体的做法， 似乎更倾向于 。
图1
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员工平均工资 ( 单位： 元 )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库 。
社会性负担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 从超额雇员的存量上来说， 随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 企业的自主决策能力和主导性得到加强， 经过产权改革后， 企 革的深入， 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得到纯化 、 业可以根据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来确定企业的劳动力数量 。同时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会增加政府干预 从超额雇员的增量上来说， 控制 上市公司的难度和成本， 因此超额雇员现象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其次， －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