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
禅与中国传统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的节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便是多散板。所谓散板，即节奏自由、没有固定的时值和强弱规律的旋律，这是受了禅宗无拘无束、解脱无碍思想的影响。散板在西方音乐中很少有，但在中国音乐中大量存在，譬如唱京戏。老生出场，无人唱，先是二胡导板。这个导板就是散板。导板回龙，二六入板。
（二）佛曲
1．琴曲中的佛曲——《那罗法曲》（古琴演奏）
《那罗法曲》是一首藏身于《枯木禅琴谱》中的琴曲，鲜为人知。该曲是《枯木禅琴谱》的编著者释空尘根据他所听到的藏传佛教梵呗创作的。他在该曲后记中写道：“戊子秋，访友京都，闲步旃檀寺，听喇嘛齐歌梵呗，声音清和。询之左右，知其为‘那罗法曲’之遗音。翌午，携琴复往，乞其反之，而后抚弦和之，得谱成曲。”从中得知，该曲创作于1888年，地点是北京的旃檀寺。
禅与中国传统音乐
一、佛教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赵朴初曾经指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语言来自于佛教，虽然每天都在使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语言的来源，譬如导师、作业、功课、世界等；还有很多的俗语，譬如头头是道、话不投机等，都和佛教有关。可以说，佛教对国人的影响如“水银泻地”、“润物细无声”般地令人没有觉察，但却是广泛而深入的。
二、禅意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体现
与有多声传统的西洋音乐不同，中国传统音乐最突出的是旋律，最讲究的也是旋律，最有特点的还是旋律。中国传统音乐的单音性是中国音乐的特质之一，是中国音乐借以区别于其他音乐的本质特征。它是在长期的传播、使用中形成的，它本身便是一种文化，一种不容变异、不容混淆的文化。如果说西方音乐是以多声、宏大见长的话，中国音乐则是以旋律之美取胜。
（一）单旋律中的禅意——“简约”
禅宗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禅宗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禅宗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6世纪的印度，然后于7世纪传入中国。
禅宗的特色在于强调静思和内省，认为通过冥想和禅修可以达到内心平和和解脱。
禅宗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对佛教和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影响了文学、艺术和音乐等方面。
本文旨在探讨禅宗文化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禅宗及其对文学的影响禅宗在唐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此期间涌现了大量的禅宗诗人和文学家，例如玄奘、慧能、道宣等等。
这些人不仅是杰出的禅师，而且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禅宗文学的特色在于注重意境和内涵，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境界的广阔。
禅宗文学的风格禅宗文学的风格独特，注重与自然的融合和内心的反映。
禅宗文学的一大特点是“言外之意”，就是在语言之外，寓意和感情的流露，体现着深刻的哲理思考。
如《赋得古莲》中的：“瓣中藏剑影，尘外见玉珂，色在浮名里，香来浸世多”。
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人生之悲、把人类生命与自然画作一幅崇高的图画。
在这首诗里面，修辞广泛应用，比喻手法别致，既全面细致，又浩瀚博阔，以极具视觉、听觉、嗅觉等多层面的宏观形象，来烘托出人类的悲、欣、苦、怨、幸福多样的情感境界。
当代文学与禅宗文化的关系当代文学与禅宗文化不同专题的关系开始逐渐呈现。
当代文学不仅吸收了禅宗文化在意识、哲思和文学等方面的精神内涵，同时在存在意义上也不断地进行着交互。
有些当代作家也是禅僧出身，如南怀瑾就是兼具文学天赋和佛学修行的杰出人物。
结论禅宗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禅宗文化重视“悟”和“顿”，代表了达摩与佛的要旨。
禅宗文化依靠其内在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风格，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当代文学对禅宗文化的关注和理解，不仅是源于对禅宗内涵的认识，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思辨和总结，这种关注对于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禅宗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禅宗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禅”是梵语的音译，指的是将心专注于某一对象，在彻底寂静中呈现的神秘思维状态。
这是一种修行的方式，禅宗即得名于此，由此可见禅宗对于禅修实践的高度重视。
与其他宗派将重点放在经典、理论的解释和研讨不同，禅宗重视体悟而轻视理论，在理论的建树上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对于禅修却有着重大的发展。
大致而言，禅宗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佛性本有。
禅宗认为佛性是众生本来就具有的，凡和圣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悟到了它。
所以，佛在心中，自心即是佛，不须向外求索。
这一方面指出佛性的无差等性，就像慧能所说的：“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另一方面指出修行中要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各自观心，自见本性”，“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2）无住生心。
慧能所谓的“无住生心”，就是要在没有执著的情况下，保持心的圆融无滞，自然流转。
因此，他反对一些禅师刻意窒碍思虑，使心趋于死寂，也反对执著于坐禅的方式。
他的宗旨是在随缘任运之中，保持心体的自然无碍。
因此，将参禅活动与禅者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强调在一切时中，在行住坐卧中，去体会禅的境界。
“要眠即眠，要坐就坐，热即取凉，寒即向火”，“困则睡，健则起，夏天打赤膊，冬寒须得被”（景岑禅师语），以及后世的禅师用“蒲花柳絮，竹针麻线”“挑水担柴”等平常事物比喻佛法，都道出了“平常心是佛”的道理，显示出一种清静自然的境界。
（3）顿悟法门。
禅宗认为，从众生到佛的转化就在一念之间，转化的形式就是“悟”或“顿悟”。
慧能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
神会认为悟就是“一念相应，便成正觉”，它“不由阶渐”，顿时完成，所以称为“顿悟”。
为什么一念顿悟就等于觉悟成佛了呢?这是由于人心本来具备佛性，只是被妄念隐覆，一旦妄念俱灭，就会顿见自心。
因此顿悟就意味着整个人心发生了质变。
慧能说：“一念善，智慧即生。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
禅宗对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影响
禅宗对中国古典美学发展的影响胡中柱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 邮编：200433）摘要：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
禅宗在中国的思想界引发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于中国知识阶层而言，在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的各个角落，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因此，中国古典美学、文学艺术及哲学，都留下了禅宗的痕迹。
关键词：禅宗审美趣味人生哲学艺术情韵浪漫洪流中国自汉武帝“废黜百家”始，直到清季，在思想领域中，一直是儒家圣人之道定于一尊。
魏晋之际，由于天下大乱，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受到严重冲击，学术界出现了比较开放自由的局面。
正是在此期间，一种外来的宗教——佛教东传，给中土带来了一股强劲的新的思想文化潮流。
中国的知识界震动了，对此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
其中，南朝梁武帝时，在广州有一位名叫达摩的印度高僧登岸了。
他带来了据说自迦叶开始的“以心换心，不立文字”的宗派，被认为是中国禅宗的初祖，经慧可、僧粲、道信，而至五祖弘忍。
历经百余年的洗礼，（如从汉代白马驭经算起，则已近千年）。
两种文明相交融的结果，是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
以弘忍大师在择徒传衣钵的法会上，后来成为六祖的慧能法师的一首偈言“菩提本非树，明镜不是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为标志。
影响中国千年之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痕迹的禅宗，便在震旦大地上兴盛起来了。
一禅宗的兴起，从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社会心理结构来看，是恰好遇到了适合它的精神气候。
唐王朝的建立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雄才大略的李世民被四域同声拥戴为“天可汗”。
对外是开拓疆土，国内则安定统一；经济繁荣昌盛，文化交流畅达，仕进方式开明。
整个社会充满了恢宏进取的气氛。
士大夫们则积极地要建功立业。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向往从军杀敌的壮烈生活。
这时的佛教彼岸世界，对士大夫并无很大的诱惑力。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史之乱的铁蹄，踏破了士大夫的梦幻，使其从峰巅跌入了深渊。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答：儒家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受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影响，儒家美学的政治色彩与伦理色彩比较浓厚，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功利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儒家主张“入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正人正己，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美学的代表人物杜甫，尽管杜甫仕途坎坷,政治抱负始终未能实现，亲历安史之乱，颠沛流离，生活困窘，但始终不改初衷。
甚至在写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的极度困窘中，杜甫所祈求的也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天下寒士的温暖。
受儒家美学的影响，杜甫的诗歌十分严谨，讲究对仗、工整、格律，如他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四句诗,两两成偶，对仗工整，一句一景，彼此并列。
道家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受老庄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影响。
道家美学崇尚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具有鲜明的超功利倾向。
道家主张“出世”。
认为真正能观于天地而体道得道的理想人格应当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与造化同流，与日月同辉，游乎四海之外” 。
道家美学代表人物李白，原来也有政治抱负，受到唐玄宗的礼遇，供奉翰林，但政治上并不受重视，又受权贵排挤，仅一年就被“赐金放还”，从此离开长安，遍游名山大川。
李白的诗歌充满了老庄道家的意味，渴望精神的绝对自由，仙与酒成为李白常常吟咏的题材。
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游名山游”。
李白的诗歌风格，不拘一格，挥洒自如，可以看出李白的道家思想飘逸的一面。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
主张“心”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一切法皆从心生”，高扬“心”的地位和作用，主张“遁世”，即避而不入。
禅宗认定法由“心”生，境由“心”造，而“心”是空寂的，所以“心”所显现的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皆虚幻不实。
禅宗美学的代表王维虽然受到儒家道家的影响，但更多地受到佛教禅宗美学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禅宗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分支，它最早源于印度的禅那（Dhyana）宗，于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又称为禅宗佛教。
禅宗思想是走向内心的寻找，是实现自我超越的境界，是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回归和升华。
禅宗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进行探讨。
一、对于文人墨客的启示禅宗的思想在中国唐代达到鼎盛，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禅宗宗师，如法眼、慧能、六祖慧能等。
这些禅宗宗师鼓励人们寻找真理和自我认知，让人们从物质的追求中解脱出来，在心灵的自由与平静中感受生活的真谛。
这种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唐代的文人墨客，让他们从作品中表现出返璞归真的意味,注重内心感受以及眼前自然的诗意。
二、对于美学的启示禅宗宗师注重个体内心的实践和思考，而其对于自然和人的关系。
禅宗思想认为人的感性经验和情感不需要被语言包装，通过身体力行去体会感受自然，这对于审美体验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美学中的“情感体验美”、“自然美”等观点就与禅宗有着极为相似的思想。
真正的美感来源于内心的静谧和沉淀，这是禅宗的“禅境”理念和美学上的“心灵的美感”所共同表现出来的。
三、对于人际关系和治理规范的影响禅宗思想强调“现世”，即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禅宗宗师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彻底摆脱纷扰，正是因为我们缺乏自我认知。
我们面对的一切困境，自己的内心才是真正的根源。
禅宗思想倡导的“平等心”和“后天学习”，超越阶层和地位的差异，反对权力和私欲，强调“人、心、和、理”的统一。
禅宗思想要求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先从自身做起，然后改变社会。
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可以学习禅宗思想，强调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统一，这对于治理规范和人际关系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禅宗思想注重的是人的内心和超越个人的意义。
禅宗通过日常训练和锻炼人的内心，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平静、内心的力量和清晰，这种体验会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让人们变得更加淡泊、从容、理性和克制。
唐代禅宗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影响
唐代禅宗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它不仅展现了繁荣的政治经济景象，更是艺术与文化的辐射中心。
而其中，唐代禅宗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影响尤为深远。
禅宗的传入对中国艺术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绘画艺术上。
唐代禅宗强调“无言相传”，倡导人们通过直觉感悟生命的本质。
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变直接引导了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文人画乃至黄庭坚、米芾等江南画派在唐代达到鼎盛，并且由于禅宗思想的影响，这些画派更注重于抓住瞬间的灵感，追求自然的流动与变化，通过画笔来描绘自身心灵与宇宙共鸣的状态。
这种以心为主体的创作态度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并成为了中国绘画艺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禅宗的影响还延伸到了诗歌创作领域。
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而禅宗的兴起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禅宗主张超越世俗的束缚，追求内心的自由与觉悟，在诗歌中，这种追求通过意境升华为超越形式的境界。
诗人通过无拘无束的表达方式，抒发对自然、人生、宇宙的思考与感悟，以“写景”为手法，唤起读者的共鸣。
李白、王之涣、杜牧等著名的诗人都受到禅宗的影响，他们的诗作大多带有禅意，展现着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
除了绘画艺术和诗歌创作，禅宗对唐代音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禅宗的修行中，诵经常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作为禅定的一种方式。
这种修行方式渗透到唐代宫廷音乐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禅经中所提到的“佛音”和西域音乐的传入，进一步丰富了唐代音乐的表现形式。
在唐朝文化昌盛的背景下，音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
除了艺术领域，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上。
禅宗推崇“参禅打坐”，强调心静自然，遵从“即心即佛”。
这种修行方式影响了中国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追求，形成了追求内心平静与自由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流传至今。
人们常借鉴禅宗的修行方法，通过打坐冥想和静心观察来平衡自己的心灵，寻求内心的宁静与和谐。
浅谈我国佛教音乐的特点地位和作用
浅谈我国佛教音乐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音乐是以佛教为主题的一种音乐形式，它不仅具有宗教意义，更是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承载了历史、文化、美学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在中国佛教的漫长历史中，佛教音乐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首先，佛教音乐在音乐形式上体现了禅宗的思想。
禅宗是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核心思想是“解脱之道”。
禅宗强调“无我”，拒绝一切形式的语言和文化交流，以静心的方式寻求灵性上的寄托和接触。
佛教音乐正是在这种禅意中产生的，它的音乐形式更加抽象、简洁，减少了过多的语言因素，使听众更为专注于内心的感受。
其次，佛教音乐在音乐节奏上较为缓慢、柔和，适合人们在精神上寻求平静、安宁的状态。
佛教的演绎讲究平静，闲适，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在佛教音乐的演出中。
佛教音乐采用了一些平缓、柔和的节奏和节拍，例如梵婀玲、佛教诵经等，它播放时声音不高，气氛温馨、安静，不会使听众过于烦躁或紧张，更能引导听众放松身心、净化心灵。
最后，佛教音乐在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历史上，佛教音乐被广泛传播和应用，充盈着广大的文化领域。
佛教音乐不仅可以传递佛教的宗教理念，更能够与其他文化共同交融，相互影响。
例如，琵琶、月琴等乐器的应用，使佛教音乐更具有中华文化的气息和特色，这使得佛教音乐更具有情感色彩和审美价值，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欣赏。
总之，佛教音乐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宗教信仰和文化交流的载体。
佛教音乐的精神内涵，多方面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使得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随着时代的变迁，佛教音乐将不断发展创新，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更多美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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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禅宗是佛教在中国的一个流派，“禅”是梵文禅那的音译，原意是“静虑”或思考。
禅定就是安静地沉思。
禅宗即以禅定而得名。
相传，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而真正开创为中国佛教的禅宗，是得弘忍衣钵的六祖慧能。
由他所创立的南派禅宗逐步实现了佛教的“华化”并播扬于全国。
禅宗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隋唐之后，人们常把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它既吸收了儒、道思想，它的教义又对儒家思想的宗教化起了促进作用。
禅宗教义信仰和修习方法，可用十六个字概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天然佛性，无为解脱。
禅宗的主要特点是主张“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不立文字，顿悟见性。
”禅宗一重“心性”倡“即心即佛”，二重“顿悟”主“顿悟见性”。
就是说追求佛境界的人，只要自心洞察，明心见性，便会超凡入圣而成佛果。
这是成佛的唯一途径，而且是人人都可做到的，这来源于“世人性净，犹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①］的天然佛性，也就是那种脱离了生死轮回的致净致圣的永恒境界。
这种彻底的性悟成佛说，完全打破了佛教传统的修习观念，与其说它得自灵山法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之传心法要，不如说是中国古代注重心性之传统文化的产物。
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禅宗，它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远比其他传统宗派广泛和深刻。
禅宗不仅在艺术表现内容、方式等方面，给音乐艺术带来新鲜的经验，而且在创作思想、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家。
尤其是般若学与禅学，几乎以一种不可抵御的魅力吸引着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亡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东坡与禅宗的渊缘自不必说，就连以耽道迷仙闻名的诗仙李白，也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的诗句。
一贯以“正统”儒家为楷模的诗圣杜甫，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的愿望。
一直到近代，从梁启超、谭嗣同对禅宗的浓厚兴趣到近代史上杰出的艺术家、高僧弘一法师的皈依空门，可以举出无数例子。
因此王安石“成周三代之际，圣人多生儒中；两汉以下，圣人多生佛中”［②］的概括，不妄为精妙的论断。
一、禅宗与道家、儒家一道塑造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特征中国传统音乐博大精深，又有众多形式、流派、风格。
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除去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外，它的纯审美的要求，却是有着相当稳固的一贯性的。
徐青山的《溪山琴况》，虽然是琴学专著，但他总结的二十四况，却可以视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审美要求。
这二十四况是：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
这二十四个字，除去几个古琴的技法而外，几乎适用于中国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中的绝大部分及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
这种美学观的确立，是禅宗思想与儒家思想一致要求的结果。
禅宗音乐美学，与儒家音乐美学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把“中正”、“平和”、“淡雅”、“肃庄”作为基本原则。
儒家的“乐”要为“礼”服务，音乐要服从政治。
而禅师也把音乐视为弘扬佛法的舟楫，宣传法理的利器。
东西方宗教音乐美学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对音乐功能的不同看法。
复调音乐在欧洲产生并发展壮大，不是偶然的，它是欧洲诸民族特定环境与历史的产物，也是天主教、基督教的直接产物。
从九世纪“奥尔加农”“迪斯康图斯”的出现到巴赫等人矗起欧洲巴洛克音乐的丰碑，几百年间，复调音乐在教堂的穹顶下，逐渐完善。
天主教、基督教音乐家们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创造教堂的恢宏、庄严、神秘的天国气氛。
也许是由于世代相传的缘故，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从小便熟悉了唱诗班的弥撒曲的歌词，于是音乐在教堂中的主要作用便是烘托神圣的气氛，而不是讲道。
这就使音乐家们可以不仅仅顾及唱词的清晰程度，也可以专心致力于由多声部交错起伏、和声的丰满浑厚组成的音响世界。
禅宗则不同，甚至所有的佛教音乐，都是作为“宣唱法理”的工具，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一种由唱导师“夹唱夹叙的说唱形式”。
同时，中国老百姓在一个以儒学为正统，同时又可以既信佛、又信道，也可以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的相对自由、相对淡薄的宗教气氛中，不可能具有较深广、专一的宗教知识，也不可能象天主教徒熟悉弥撒曲那样熟悉佛教音乐，释子所唱的内容，对大部分听众来讲，是与形式同样重要、同样新鲜的。
以警世众，则非单音音乐、非旋律平缓不可。
若声部多了，节奏快了，便不知所唱为何，失去了唱导的意义。
因此，中国的禅宗音乐家们，便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音乐所负载的内容上，而多少忽略了音乐本身。
因此，“和、静、清、远……”这种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审美情趣的诞生，不仅仅是某一思想体系的产物，而是儒、释、道三家互相渗透、融合、妥协的共同产物。
［③］二、禅宗“自性论”对中国传统音乐艺术主体精神的影响禅宗的“自性论”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极大地激发了音乐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
当我们拨开神秘的宗教迷雾时就会发现，禅宗与音乐创作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形成禅对音乐的深刻影响。
禅宗自性论以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目的。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曾说过：“认识自我乃是哲学家探究的最高目标。
”其实，认识自我也是禅宗和音乐探究的最高目标。
禅宗的自性论，就是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自觉追求。
费尔巴哈曾说：“宗教幻像和幻想使人的另一个‘我’，人的本质与他的意志和知识区分开来，而独立化成为一个甚至又是具有人格的实体。
”［④］这就深刻指出了宗教与人自身的关系，也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认识，人把自己的本质，当作另一个本质来对待。
禅宗与其他宗教不同，它提出自性论，主张从人的内心世界中寻求佛性。
“自性”在传统佛学典籍中原指事物独立的本质属性。
慧能借用“自性”一词，对传统佛教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提出了有别于传统佛学理论而又独具特色的自性论。
慧能在《坛经》中指出“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
”这不仅简化了修炼成佛的方法，缩短了尘世与净土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把佛性从虚幻的极乐世界，拉回每个人的心中，从人的内心世界深处探求自身本质的认识，实际上是以人的主体性，取代了神的虚幻性。
古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音乐是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独立的审美艺术，与非独立的审美艺术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否从属于实用功能。
非独立艺术，一般都从属于社会生活的实用需要）。
他们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始终是“移风易俗”“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等政治教化作用的工具。
“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⑤］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音乐应在道德上感化人，表现善与美，要合乎道德和平、中庸的原则。
这些观点和言论成为中国音乐理论的主流，长期桎梏了中国音乐创作的主体精神。
而禅宗一面吸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此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⑥］的积极、优秀的思想；一面融入自身自性论的教义，促进了古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发了文人的个性天地。
禅宗主张只要悟得自性，就能达到成佛境地。
禅宗既主张不脱离生活实际体悟自性，又反对以“空”对“空”的修炼方式。
这种既入世又出世的超然人生态度，很适合古代那些仕途受挫，对现实政治的黑暗感到失望的文人们的口味。
一方面无心仕进，不愿与追逐名利者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离开舒适安逸的条件，去过清贫的生活。
这种思想矛盾，使他们在禅宗那里找到了精神慰藉。
他们取禅宗不脱离“有”、而言“无”的理论，力求心地静寂，力图摆脱承使之作的羁绊，追求精神和创作的自由，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使其逐渐摆脱了实用工具的地位，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以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为主要目的。
这就使中国传统音乐开始依赖于人的认识和表现，特别是对人自我意识的具体把握。
这种把握是通过人的外在行为，延伸至内在心灵。
如古琴是最具我国民族传统特色的音乐艺术，长期以来是作为自我修养的乐器，在演奏中，强调以操琴者自我为中心的感受，抒发琴师内心的情怀，而并不注重要演奏给他人听赏。
旋律操奏的每一绰、注、揉、吟等具体过程，都成为更直接、更重要的心得。
这说明琴师更注重抒发自身情感的即兴性和随意性。
他们用音乐的形式表达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喜悦心情和对新思想的感受。
追求个人的价值，注重个性发展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给中国传统音乐带来生机。
音乐也只有把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作为自己的根本对象，揭示人的思想感情，才能完成表现人类自我意识的伟大历史使命。
禅宗主张自性，追求独创性，人对禅要有自己的理解，别人悟通的禅理，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认识。
这深深影响着古代文人。
明代音乐家徐渭就曾说：“我自用我法，法自我立。
”“夫乐者，从于心者也。
”还有一位禅师艺术家认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
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
纵有时触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
天然授之也。
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
”［⑦］表现出了艺术家们敢于轻视权威、法则，敢于提出自己的创作主张的反叛精神。
禅宗的自性论借对感性世界的体验认识自我。
禅对自性的认识离不开对感性世界的观察与体验。
同时，以个性感受的方式将这种发现描绘出来，即主体愈是明显地意识到自我，则愈是明显地表现出主体意识的觉醒。
这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音乐。
音乐家在创作中，为表现意境，往往将主观意志渗透到所要表现的客观事物之中。
禅宗认为，要理解某个事物的内涵，就必须变成那个事物，使自己的意识同那个事物协调起来，然后形成无需理性深思便产生理解的心态。
音乐家靠心灵对自然进行直觉体验，并将禅学的自性论与幽玄说融于其中，既要观察客观事物，又要体验音乐家自己的内心世界，把音乐家的主观情怀和客观事物的神髓交融渗透，通过自然事物体现主观精神。
他们既肯定自然山水，又不模拟流水的声音；欣赏莺啼鸟鸣的美好，却不把鸟鸣声直接录进作品。
禅宗强调人对自然的内心体验，从自然景物中体会“物我同化”的境界。
音乐家在创作过程中，或者把自己幻想成作品中的事物，或者酒酣操琴，任乐思奔涌，目的都是为把主观思想感情移入客体，使主客体双向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家常常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忘。
把自己当成物，把物看成自己，庄周梦蝶，或蝶梦庄周，像金圣叹所说：“人看花，花看人。
人看花，人到花里去；花看人，花到人里来。
”创作中的这种心理能力，既不属于逻辑思维，也不属于形象思维，它来自心灵深处。
禅宗把这种心象，叫做“物我同化”。
在人的整个心灵与自然交合的直觉体验中，悟本穷源，得到终极真理。
［⑧］禅宗的“物我同化”和“物我两忘”，最终要达到“物我泯灭”超尘脱俗的境界。
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但对艺术来说，却触及到了创作的内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