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语言的意象美

二、《内经》语言的意象美
《内经》成书于古代，当时的科技无法用解剖和实验手段来解释人体的客观生理现象。《内经》形成于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环境。《内经》成书之前，汉民族早已形成独具特色以表意为主体的汉字系统，基本可以满足人们记事、传播文化的需要，《内经》丰富多彩的描绘阐述就是当时汉字运用和语言形式的充分体现。[4]整个《内经》的语言表达无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特征――医学是小道，文化是大道[5]。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中医医疗活动的场所，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特殊阵地[6]。《内经》在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其语言表述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导，将其脏象、经络、阴阳学说等理论寓于生动的形象描述中，借用“立象”建立起了生动的中医学理论，对“事物是什么”的反映，寓于对事物的动态描述之中。所以，《内经》虽然是古代医学论著，但因生长于以形象思维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之土壤，文中出现诸多以“立象”来尽“意”的语言描述也就见惯不怪了。例如：
坛上才留下充满无穷回味的美妙诗文。再看古诗词
《天净沙・秋思》的立象：“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诗人把看似不相关的九个意象放在一起，按顺序展现之后，再把最后一个“象”聚焦在夕阳西下时的“断肠人”身上，一幅秋风萧瑟、抑郁凄凉的悲伤画面立刻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更能体会到主人公的思乡之情。《文心雕龙・神思篇》：“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2]这也是刘勰给“想象”所下的定义。“神思”即“想象”，《神思篇》篇尾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心貌求，心以理应。”[3]这里的“神”即“神思”，指想象活动，“象”即“意象”。
(1)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2)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昧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昧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枢・五味》)
(3)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宝命全形论》)
骆小所认为：审美意象就是主体头脑中的一种流动可变的意中之象。审美主体为了描写这种意中之象，就必须找与主客体相适应的物质手段和媒介，通过一定的组织构造，把它固定下来。这种物质手段和媒介便是艺术语言。[9](P51)《内经》的语言表达让读者体会到这样一种艺术语言的特质。鲁迅
曾就汉字的特点在文章中的运用说道：“故其所涵，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0]从语言应用的角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内经》之所以让人百读不厌、常读常新，除医理外，还在于作品极具艺术性的语言表达，而这种通过大量的“立象”来完成医理的语言表达尽显《内经》语言之“意象美”。
中的蒙太奇手法。
中国文化建立在怎样一种思维模式上?这得从爱因斯坦的“不解之谜”谈起，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给朋友J・E・斯威策斯威策的信中曾提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西方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欧几里得几何)，以及通过系统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1]。西方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和科学实验的桥梁上，而中国的先哲们没有这样的体系却创造了多项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爱因斯坦百思不得其解。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也曾多次称赞中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思考中国古代科技是怎样形成的。李约瑟从1942年来中国就准备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认为中国古代已经做出了当代西方的所有科学发明。其实，自《周易》提出“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今诸多学者对“意象”进行了分析探索，古典文艺理论常提到了“想象”问题，每个诗人都懂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中国古诗
(7)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8)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故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陈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无白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灵枢・玉版》)
般的以“‘立象’来尽‘意’”的语言，使其成为一种可感知的外观形式，意象精辟至美。例(2)和例(3)中一个常用的“走”与“争”字，尽显“拟人”手法的高超，可谓传神之笔，使读者惊叹作者创造性词语
的艺，类似这样以生动的形象来表达医理的语言在文中不胜枚举。再如： (4)死脾脉来，锐坚如乌之喙，如鸟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素问・平人气象论》)
(5)目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素问・平人气象论》)
(6)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也。暴气象雷，逆气象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例(4)中作者用生活中人们熟知的“乌喙”“鸟距”“屋漏”“水流”等意象来比喻死脾脉来的锐坚情况，既具体又形象。例(5)“目裹微肿”(眼胞浮肿)的病状通过“卧蚕起之状”(蚕虫眠后的样子)的形象说明后变得通俗易懂。例(6)把“暴气”“逆气”这两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想象为有声有光的雷霆和发热发光的火焰，使其得以说明。例(7)把“六经”比喻为“山川”，把“肠胃”比作“大海”，“九窍”比为“水注之气”，其语言充满了艺术感染力。例(8)中所立之象这“两军相当”“令行禁止”“非一日之谋”“一日之教”说明人体病理“痈疽”“脓血”的形成是由微小的病邪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所以高明的医生，在“痈疽”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预防;愚笨的人不知道养生防病，就只有遭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了。还有用生活中生火煮饭的景象表达肾对脾胃的温煦作用;肾阳的气化机理则借用湖面雾气蒸腾而上之景象来描述;肺主肃降的功能以杨柳徐垂的形象来表达等，这些雅致“立象”的营造，充分证明了“中国古人强调‘立象’以尽‘意’，‘立象’以求‘似’”[7]的写作手法，医理以“立象”来表达使行文创造出一种气韵生动的文境美以及“艺术语言那种超越于外在感性形象之外的生生不息的艺术感染力和美感生命力”[8]。
脾者土也，治中央。 《太阴阳明论篇》 以自然界能蕴育万物生命的土(地)来隐喻人体脾脏运化水谷、化生气血、濡养全身的生理功能。
一、中华民族与形象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视觉文化，以形象思维为主，这与西方形式抽象思维模式不同。例如，汉字的产生和演变是典型的形象思维过程，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字的造字过程都不脱离所造之字代表的形象。比如：“山”字，看起来就像一座山，看到一个“雨”字便联想到“淅淅沥沥”之景象，看到“虎”字眼前便浮现一种虎虎生威之貌，象形特征非常明显。因此，象形字就是图画，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首诗，它引导我们把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汉字是自然界事物外形的浓缩和简化的形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从逻辑上是没法推理的。“鸡声”，先从声音上吸引人的注意力，给人一种空间感，由“鸡声”而牵连到“茅店”，然后是“茅店”上的月亮，营造一种寒冷凄清的氛围。接下来是“人迹板桥霜”，但作者不先写“霜”，而先写人，就像一个特写镜头，把人的足迹放大，再把镜头放大到“板桥”，最后说“霜”。这种表现手段类似于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