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权分立

美国三权分立漫议三权分立，不存在根本利害的冲突。

它们之间相互依存，既争吵又合作，互为“忠诚的反对派”，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实质。

三权分立，是西方流行的政治学说，也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则.自1787年美国制宪、1789年第一届联邦政府成立起，凡200余年，美国政府一直保持着三权分立这一基本的权力格局.美国“庆祝立宪200周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沃伦·伯格说:“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是美国整个政府体制的核心所在”.在当今西方各国，美国是实行分权制衡最典型的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在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下，总统是当然的国家元首、行政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总揽行政权，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握有广泛的权力。

与责任内阁制不同，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对宪法负责，宪法至上.虽然名日三权分立，但三权并不是绝对的平分，总统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是美国内外政策的主要设计师，美国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

国会是美国政治中另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权力中心.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国会不听命于总统。

它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都享有重要的发言权，并非橡皮图章.美国宪法规定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办案，国会和总统行政当局都无权干涉，法院不是总统和国会的御用工具。

为了保证法院不受外界干扰和影响，宪法还给法官以特别保障，即法官终身任职制，目的在于提高法院防止总统和国会侵犯的能力.在实际政治中，美国又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即法院(主要是美国最高法院)是保障宪法的机关，凡是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的法律和行政命令、规章、条例皆无效，最高法院握有对宪法的最后解释权.在司法审查制度下，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法官拥有极大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查尔斯·休斯有一句名言，一语道破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他说:“我们都受治于宪法，但什么是宪法，法官说了算.”美国最高法院法宫法兰克弗特更是直截了当，他干脆说:“最高法院就是宪法’.纵观美国历史，三个权力机关之间相互牵制、相互约束，政府内部充满冲突，特别是国会与总统之间纠纷不断，常常发生激烈的权力之争，一再形成政治僵局。

总统有任命权，但总统任命政府高级官员和最高法院法官须经参议院的同意.1987年7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刘易斯·鲍威尔辞职，里根总统提名保守派法官罗伯特·博克填补空缺.由于担心博克的就职将使最高法院右转，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否决了对博克的提名.里根又提名另一位保守派人士金斯伯格继任，但同样遭到民主党参议院的冷遇，金斯伯格被迫请求总统撤销对他的提名.对参议院的阻挠，里根一直耿耿于怀.美国宪法没有提免职权问题，自立宪以来，一般认为这一权力属于总统.1867年3月2日，美国国会制订一项《任职法》，否定总统有权不经参议院同意撤换内阁成员的权力，安德鲁·约翰逊总统认为《任职法》违反宪法.他曾下令将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撤职，斯坦顿依仗国会的支持，在部长办公室拒不撤出，在美国政界中引起轩然大波.1868年2月24日，众议院表决弹劫总统，众议院罗列了他的11条罪状，在参议院审议时，只是由于一票之差，弹勃才没有成功.总统有缔约权，但总统同外国缔结的条约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亲自参加巴黎和会、倡议成立国联，并缔结了《凡尔赛和约》，而与总统不和的参议院却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拒绝美国加入国联.威尔逊决定作全国巡回演说，直接诉诸人民，他气愤地说:“如果我不尽一切力量使条约生效，我就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1919年9月3日，总统专列启程西行，开始了他的巡回旅行，22天中，威尔逊风尘仆仆，东西行程达8000英里，发表40次演说，老泪纵横，苦口婆心，终因劳累过度，身体不支，提前返回华盛顿，一周后就中风半瘫、卧床不起，而条约却始终未能获得参议院的批准.1972年美苏开始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1979年6月，卡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条约签署后，美国国内就是否批准条约问题展开了一场自《凡尔赛和约》以来最大的辩论，大多数参议员都认为卡特的对苏政策太软弱、让步太多，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反对批准条约的人在参议院更是振振有词，因大多数参议员公开表示不同意这一条约，卡特只得于1980年!月主动要求参议院推迟讨论和表决.1980年大选，里根当选总统后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此案便不了了之.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当国家元首、行政首脑代表本国同外国政府缔约、签字之后，条约就算具有法律效力了.但在美国，总统同外国谈成一项条约，总统签署后并不表示这项条约在美国已正式生效，而只是表示美国总统承诺愿意把这个条约带回去，劝说国会，力争参议院批准。

堂堂美国总统正式签字画押的国际条约竟然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了，难怪苏联人愤愤不平地质问:美国总统说话还算不算数?究竟谁代表美国?条约的废除往往也涉及重大决策问题。

美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条约的缔结、批准等程序，但对废约问题却丝毫未提及。

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公布《建交公报》，卡特宣布美国与台湾断交，美国废除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亲台的极端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对此极为不满，带领一批议员到法院控告卡特总统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之举属违宪。

1979年10月1}日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区法院法官奥利弗·加希裁决未经国会同意，总统不得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政府向哥伦比亚特区美国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裁决，法官们认为要求上诉法院作出决定的问题只是“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权根据条约的规定，代表美国终止这条约”，并裁决:“我们认为，他有这种权力。

”戈德华特不服，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出于种种复杂的考虑，1979年12月13日决定不听辩论，将戈德华特I诉书驳回，这样，这一持续一年的争吵才以戈德华特的败诉而告结束.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

自1789年以来，美国武装力量在海外卷入大大小小军事行动多达160次以土，然而经国会正式宣战的仅仅五次，这就是1812年美英战争、1846年“墨西哥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历史上充满了“不宜而战的战争”。

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来。

美国在朝鲜、越南、柬埔寨打了多年战争都未经国会宣战。

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决定武装干涉多米尼加，他把他的决定通知了国会领袖。

他对国会领袖们说，他不是要求他们授予权力，只是要他们在报纸上看到打响之前，先知道有这么一个决定。

1969年尼克松下令轰炸柬埔寨，扔下十几万吨的炸弹.尼克松不但事先未征询国会意见，甚至事后都对国会封锁保密。

被激怒的国会立即制定法案冻结对战争的拨款，虽然尼克松否决了国会的法案，但不得不许诺限期结束战争，以平息国会的怒气。

最能说明国会与总统权力纠纷的，莫过于水门事件了。

1973年至1974年，随着水门事件的深人发展，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不休，国会与总统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国会要求总统交出白宫录音带以接受调查，尼克松声称事关国家安全，以总统享有“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国会的要示，国会与白宫僵持不下。

被水门事件拖了两年之久的总统地位软弱、领导无力，美国陷人一场深刻的统治危机。

在这严重关头，最高法院终于介人国会与总统的权力纠纷。

1974年，在《美国诉尼克松案》判例中，最高法院以八票同意、一票弃权，裁决“在任何情况下，总统都不享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行政特权”，下令总统交出录音带。

尼克松虽然不服，但打输了官司，不得不交出录音带。

在最高法院的支持下，国会弹劫势不可挡，尼克松被迫辞去总统职位。

最高法院约束总统与国会的主要工具是司法审查权。

正如最高法院法官哈兰所说:“如果我们不喜欢国会的某项法律，我们要找个理由宣布它违宪并不困难。

”法院对总统和国会的决策能构成有效的制约。

据统计，自1803年到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共判决102项国会法律违宪。

这种司法审查权如此严厉，以至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格雷指出:真正创造法律的是法官，法院执行什么，什么就是法律。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则索性把最高法院称为“常年召开的制宪会议”。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法院权力过大不满，曾指责说:“由于滥用裁决法律违宪的权力，法院早已成了立法的机关而不是执法的机关了。

’而由于最高法院顽固地对抗“新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更是愤怒地指责其“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级立法机构”，并宣称:“我们需要一个在宪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踞于宪法之上。

我们需要我们的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

’三位一体通力合作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这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点，但这不是唯一的特点。

政府各权力中心不仅冲突，更需合作。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国会与总统的关系并非不共戴天、你死我活。

一般来说，总统的坏日子也就是国会的坏日子·一，而总统的好日子也会成为国会的好日子。

”国会与总统有着“共同的事业”，国会与总统并非死对头。

这恰是美国三权分立政治的另一大特点。

例如，法律由国会制定，但国会制定的法律，要由总统签署，总统“负责使法律切实执行”.在法律问题上出现纠纷，由法院裁决，最高法院握有对法律的最后解释权.国会立法、总统执法，法院司法，三家互为一体、异曲同工.法律的制定，也日益有赖于国会与总统的合作.美国宪法规定，“全部立法权’属于国会，但在实际政治中，事实上总统已成为主要立法者.总统每年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经济咨文，就相当于政府的立法纲领，是国会立法的基础，国会的主要立法活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1965年美国第89届国会一年之内共通过了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计划的有关法案达89项之多，只拒绝了两项，总统的立法战略得以顺利实现，以致约翰逊总统满意地把第89届国会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会”.而总统在1964年大选中的老对手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把这一届国会称为“静电复印国会”。

正因为总统渗人立法如此之深，连最不贪恋权力的总统之一艾森豪威尔也说:“归根到底是宪法把总统安在立法事务里面的呀!’国内统治需要总统与国会携手，对外战争更需要国会同总统合作.鉴于总统越来越频繁地在海外不宣而战，1973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规定总统若要在海外动用美国武装力量，事先必须与国会协商.《战争权力法》虽然对总统的战争权力作了一些限制，但它并未取消总统不宣而战的自由.1983年l0月里根总统下令人侵格林纳达，完全是总统个人的决定，虽然里根在打响之前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国会领袖，但他并没有等国会宣战就发动了这场战争，里根并未因此受到国会的指责.1986年4月，里根下令美国海空军轰炸利比亚，也未经国会宣战，亦未被指责为滥用权力，相反，美国国会议员中洋溢着的倒是一片赞赏之情，里根在民意测验中的得分因此而直线上升.其实，这毫不奇怪，早在本世纪30年代，_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查尔斯·休斯就曾说过，什么是战争权力，“联邦政府的战争权力就是打胜仗的权力”.休斯说，美国宪法是一部“战斗的宪法”，宪法中没有任何东西要阻止总统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去底得胜利.只要总统能领着美国去打胜仗，就不存在国会与总统争夺战争权的问题.国会与总统本来就是同命运、共风险的伙伴.林肯总统曾说:“国家失去了，宪法还能保持吗?’国家失去了，国会和白宫都将不复存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从根本利益上说，总统与国会没有根本的冲突，总统与国会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时代、总统的个性、政治力量的对比等因素，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时松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