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观后感

电影《亲爱的》引发的伦理学思考

这是一个“打拐”的故事。一天，田文军的儿子田鹏失踪了。对于田文军和前妻鲁晓娟而言，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开始了漫漫的寻子之路，其间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痛苦、曲折和艰辛。这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于漫长寻找过程中身心的疲惫，更来自于精神的折磨：掺杂着自责、后悔、思念以及失望与希望交替间无数的患得患失。三年后，田文军终于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偏僻山村找到自己的儿子，只是儿子已不认得他了。更令人纠结的是，儿子与人贩子的妻子——这三年来儿子一直称其为“母亲”的李红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他和鲁晓娟却无感情可言。李红琴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儿”——吉芳，是丈夫捡来的弃婴。

李红琴并未把买来的孩子当作商品(她不知道是被拐卖的)，这位寡妇确实把他们视若己出全心养育，出狱后的她甚至开始锲而不舍地追寻做母亲的权利——她想找回的“女儿”正是被自己买来的，而被解救的男孩也因跟这位“母亲”的多年生活产生了感情，男孩甚至无法回到那个现代都市里的家，无法在感情上认同自己的生母。

商人韩德忠带领的寻子组织，被拐孩子的父母们集合起来，用近乎传销洗脑式的相互支持偏执地开展着寻子活动——他们甚至相约不再生养。不过当主角找回孩子后，多年来支撑韩德忠的信念崩塌了，韩妻又怀孕了，而在去给腹中孩子办理生育手续时，韩被要求出示儿子的死亡证明，这让韩怒不可遏——张译凭借细致入微的表演替可怜的父母们好歹喊了一嗓子，而他对被拐儿子的感情，乃是一种混合着

愧疚、背叛、坚韧的复杂父爱——这也是这群失子父母们的真实写照。

田文君夫妇忍受着种种欺骗、曲折与艰辛，寻找儿子田鹏三年。在找到孩子的那一刻，他们有权拥有孩子的抚养权，这无可厚非，也是理所应当。因为那是他们的亲骨肉，即使现在孩子叫着别人“妈妈”，那血缘关系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李红琴的女儿“吉芳”被孤儿院收养后，李红琴去申请孩子的抚养权，是否可以呢？影片在法律和道德的讨论中，结局并没有将孩子的抚养权交给她。

电影没有将吉芳的抚养权判给李红琴的原因有这几点。第一，李红琴“拐卖”孩子在先，根据有关法律，不可能将孩子送回她手里（后来证明是孩子是弃婴，不是拐卖）；第二，法院认为李红琴是农民，没有抚养能力。第三，哥哥田鹏希望和吉芳住在一起，为了不让田鹏伤心，而让鲁晓娟抚养吉芳。

我对这样的结局微微有些失望，我觉得李红琴可以拥有吉芳的抚养权。从孩子的角度看，对一个才三四岁的孩子而言，与自己最大的念想和依靠分离，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可想而知。让这样小的孩子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残酷，这样的痛苦可能给她留下永远的伤痛。从李红琴的角度看，她对于吉芳的爱，从来都与“拐卖”扯不上任何关系，对她而言，吉芳就是她的亲生女儿。那既然她不是拐卖的孩子，凭什么就不给她抚养权呢？谁说农民就不能抚养好孩子呢？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田鹏和吉芳，田鹏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现在还要将唯一的挚爱带离她，这对于李红琴太残忍。为了让丈夫的工友说真话作证，她不惜进行性交易。她对孩子的爱，那些死板的法律是不会理解的。

与其说法治“打拐”，不如说伦理纠葛。曾被拐卖的孩子在两个家庭间无所适从，血缘与亲情的冲突，法律和道德的矛盾，都在拷问着观众们自身的判断——哲人本雅明曾以“碎片”来指认世界：在现代社会里，世俗的人类生活已经被分解成一个个不完整的“碎片”。其实，《亲爱的》也向我们出示了一个“碎片”式的伦理困境，我们不能简单地品评孩子和亲生父母以及“养育”父母间的感情纠葛，这里的伦理图景早已碎裂一地，从每一块碎片里都折射出异样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