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书法文化精神

简论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
11编辑黄景双26号
人们常用“积淀”这个词来概括历史文化内涵进入书法艺术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无数个体选择中的共同成分——集体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民族的选择的结果，渗透和承纳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审美意识、时代精神等。

因此可以说，书法无疑是东方艺术乃至东方文化的象征。

中华民族利用语言的视觉形式创造了书法，使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是中国历史中最为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

当代中国，书法学习方兴未艾，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同中华民族今天的文化心理结构仍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毋庸讳言，书法始终是我们接受教育、深入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书法所显示的磅礴的表现力是无可比拟的，但其表现内容只有在具有相应的心理结构的个体中才能被感知。

一个对唐代历史缺乏了解的人，即使感觉到了唐代狂草中奔放不羁的激情，也很难把它与唐代的某种时代精神联系起来；一个对中国哲学缺乏了解的人也绝不可能把书法作品中黑与白的对比看作阴阳之道的象征，进而把它看作世界构成法则的反映。

这种对主体自身固有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的依赖，反映了中国书法的一些重要的特点。

中国书法仅以黑白、点线为表现手段，成为“东方艺术美学的核心，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

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成功的诀窍何在？成功的诀窍即在于书法的美学构成。

当西方的美学家们领悟到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区别之时，他们无疑忽略了中国书法这个游移于时空范畴的具备两栖特征的特殊艺术门类！宋代姜夔《续书谱》有言：予尝历观古之名书者，无不点划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

他无疑读出了静态的点线结构中蕴含的动态的“势”，这“势”正是书法艺术实现从空间属性向时间属性转换的关捩，它使线条的旋律、节奏、神韵等，一切视觉艺术不直接表现的种种内涵，在书法家的笔下都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在中国书法史中，姜夔的阐述无疑建构起了书法美学构成的新起点。

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与汉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

汉字的初创只是为了实用的需要，但它的取材与方法，却孕育了审美意识的萌芽。

在今天看来，这些描述显然附加了浪漫想象的成分，汉字也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创造，但是，只要我们对汉字的最初状况稍加考察，仍不难发现其中的合理内核：汉字的确是人们仰观俯察、博采众美的结果，体观了先民对世间万物的审美观照；汉字之美来自自然，同自然之妙有，得自然之真谛。

所以说，汉字与书法是一对孪生兄弟。

甲骨文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充满了殷商时代的气息，具有天地造化之美，中国文化的精神已初露微曦。

西周金文书法笔画厚重，结体谨严方整，章法错落自然，书风浑厚雄健，充满质朴凝重的气息，显示周王朝雄强蓬勃的时代风貌。

小篆既体现了秦王朝一统天下的精整、威严的总体风貌，又反映了前儒所宣扬的克制、理性的仁和中庸之道的审美心态。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发展史的一大关
捩，使人们心里久久积蕴的情感运动节律得以痛快淋漓地展示出来，渗透了书家的意兴，有了更为丰富鲜明的生命意态的内涵之美。

南北朝时期，南朝社会相对稳定，书坛为“二王”书风笼罩，以继承“二王”为能事，成就不高。

北朝书法主要反映在碑刻上，故总的风貌与南方迥然不同。

“杏花春雨江南”的书法代表尺牍表现出的是秀美——阴柔之美；“铁马秋风冀北”的书法代表碑刻表现出的是壮美——阳刚之美。

这差异与书法用途及南北方自然、社会环境不同有关。

“唐人尚法”。

有唐一代，楷书名家辈出，群星璀璨。

尤其是颜真卿的楷书端庄雄伟、浑厚朴茂，凛凛然有大丈夫气，遂成为中国书法史上阳刚之美的典型代表。

颜字豪迈恢宏、法度严谨风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盛唐政治理性与活力的写照。

唐代自贞观、开元之治而达到鼎盛，威名远扬，到处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活力，唐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包、气度恢宏的景象，进入了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表现了唐人那种健康丰满的文化心态与豪放丰华的艺术情趣。

“宋人尚意”。

苏轼是开启“尚意”书风的杰出人物。

其《黄州寒食诗》为其“意造”的典型代表作：时轻时重的笔触，不拘的结体，疏密错杂的布白，都与诗句内容相吻合，传达出作者因政治倾轧而被贬黄州的愤慨、屈辱而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

黄庭坚不局限于点画是否合乎法度，而注重点画表现出的感情，在他看来，只要点画有情，病处也美，这与苏轼的“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若合一契。

“明清尚态”。

明代时，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市民意识的觉醒，导致了明代文化艺术以反映市民生活为主流的创作审美倾向，因此在形式美感上似乎更趋于自由通俗，接近现实，表达人情，真正开拓了文化艺术美学的社会容量，从而也更显示了艺术反映生活的积极效应。

纵观书法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到化意为象的生命意识的表达，从朴素的“周天”意识到民族宇宙观的深化，从为实用需要而创造到审美功能的自觉强化……我们看到，书写之美，在无意识的呈现到有意识的追求过程中，显示出书法艺术构成的多因性、系统性，折射出我们民族书法文化精神的熠熠之光。

如上所述，中国书法承纳着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它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生生不息。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凝聚着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对于生命意义、价值观念以及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的叩问，都是通过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

而以儒道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观，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步，把在思想上、行为上及艺术创造上寻求这种同步作为对美学规律的感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则地之性”，“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

”“乐和”，既是政治思想，也是艺术美学观点，而归根到底是“天地之经”。

这种从天地、自然万象的存在运动感悟而来之理，由原始宇宙意识逐步发展形成为儒道的宇宙观、世界观，进而发展成为社会观、艺术观。

再来审视一下魏晋时的“言意之辩”。

它围绕《易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之说而展开。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对“言、意”矛盾的思辨，促使人们为语言寻找一种表达意蕴的图像形式。

庄子有言：“得鱼而忘签”“得意而忘言”，王弼则主张“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表明中国思维穿透语言，把握语言形式层面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这反映人们企图以视觉转换方式达到对世界的感悟与理解，预示了语言的视觉形式得以发展成为重要艺术样式的必然性。

综上所论，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一门重要的艺术，就在于它与传统的哲学思想、社会心理、政治理念、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等中国文化的血缘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