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漫画家投身抗日烽火中国漫画发祥地上海的老漫画之五

上海漫画家投身抗日烽火——中国漫画发祥地上海的老漫画之五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武装侵占我国东北领土之后，又进犯了我国华北领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上海的爱国漫画家们已将漫画武器的矛头主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

当时上海的《时代漫画》月刊，就经常发表抗日斗争的漫画。

例如《时代漫画》第十四期封面，刊载盛公木（特伟）作的一幅题为《魔爪》的漫画，表现各帝国主义者都瞪着血红的眼睛，贪婪地望着中国；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青面獠牙，兽性毕露，魔爪已经伸到中国的疆土，辛辣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此时，《时代漫画》主编鲁少飞等，在《时代漫画》1936年“六月复刊号”上（因刊物发表漫画触痛国民党当局而被勒令一度停刊三个月），发起组织一个的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的全国漫画展览会的倡议，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和侨居海外的漫画家的热烈响应。

接着，便以《时代漫画》编辑部为联络点，进行全国漫画展的筹备工作。

不久，征集到漫画作品千余件，选出六百余件，于1936年11月4日至8日，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展览厅举行中国漫画史上“第一届全国漫画展览会”。

展品中，穆一龙的《蜿蜒南下》，尖锐地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条毒蛇已突破山海关，一路蜿蜒南下，祖国大好山河正面临被大举侵吞的威胁。

作品提醒人们，必须起来抗战的时候了。

高龙生的《国破山河在？》蔡若虹的《学生救亡运动的一幕》等漫画，都是鲜明地表现抗日的主题。

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在上海展出后，移至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嘉兴等地及乡村巡回展览，广泛地进行了抗日救亡的宣传。

在此基础上，以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参展作者为基本成员，于1937年春，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会址设在《时代漫画》社，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青海路口的同和里。

它是左翼文艺运动团结全国漫画界的核心机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全民族掀起了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

此时，以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母体，于8月14日组成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接着又组建了抗日漫画宣传队，开展抗日漫画宣传活动。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成立后，即树起了鲜明的抗日漫画旗帜，由丁聪、王敦庆、江数、汪子美、黄嘉音、黄尧、华群武、董天野、万籁鸣、鲁少飞、蔡若虹等组成编委会，于9月20日创刊了《救亡漫画》刊物。

丁聪、黄尧、华君武、黄苗子1936年合影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创作(左立者为张乐平)《救亡漫画》为五日刊，四大开的篇幅，每期编发大小漫画作品五十幅左右，并有少量文章和报道文字。

漫画家在这里从不同的思想水平和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围绕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创作。

《救亡漫画》创刊号的封面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蔡若虹作），就表现中华全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抗战，形成席卷日寇的抗战浪潮，正把日帝侵略者卷入抗战浪潮的漩涡中不能脱身，惶恐挣扎，预示其罪恶失败的末日必将到来。

10月20日出版的《救亡漫画》封面漫画《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叶浅予作），通过尖刻的讽刺手法，描绘日本近卫首相（兼国防部长）已经深感到入侵中国之后进退两难，不能自拔，而设想用刀剖腹自杀的情景，也预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必然灭亡的命运。

日本近卫首相剖腹之期不远矣！（1937年抗日漫画叶浅予作）《救亡漫画》的特色之一，是发表了许多抗日活动的报道漫画。

例如陆志庠的《空袭警报时首都新街口的行人纷纷向安全的处所奔去》等漫画速写，报道了抗日战争笼罩下南京市民生活。

而创刊号上刊出的一组题为《抗敌热情在陕北延安》报道漫画，动人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热情投入抗日斗争的生活。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武装保卫全中国，呼吁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坚持斗争之下，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抗日舆论的压力，同意实行国共合作。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代表中共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周恩来还动员郭沬若出任政治部主管抗日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组建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组建的抗日演剧队，便是隶属于政治部三厅管辖，由三厅调拨经费，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抗日漫画宣传队的全称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漫画界救亡协会漫画宣传队第一队”。

叶浅予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

队员先后参加的有胡考、特伟、梁白波、张仃、陆志庠、陶谋基、廖冰兄、宣文杰、叶冈、黄茅、麦非、陶今也、席与群、章西厓、廖末林等十多人。

漫宣队于1937年9月从上海出发，一路西行开展工作。

第一个工作点是南京。

由上海到南京途中，与抗日演剧队合作，在镇江街头宣传抗日。

以鲜明的抗日斗争为题材的漫画和街头剧同时出现，轰动了长江边上的这座古城，对鼓舞当地群众的抗日斗志很有影响。

漫宣队抵南京后，第一件工作是，队员们日夜奋战，绘制出了一个大型“抗敌漫画展览会”（展品都是画在布上的，以便流支展览），于大华影院展出，不多天，观众达万余人。

尽管日本侵略军飞机不时空袭南京市，市民依然前往参观抗敌漫画展。

展品中，有一幅漫画，绘着一位脸上淌着血的婴儿，斜倚在刚被日寇飞机炸死的母亲的胸脯上，小嘴还含着母亲的奶头，尤其吸引观众围观，感染和教育着人们，激发着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这个抗敌漫画展，后来又移至南京夫子庙和永利宁化工厂巡回展览。

同时，漫宣队为南京各报刊提供抗日漫画，纷纷得到发表。

还为南京一些街头绘制大型抗日宣传画，以及用漫画车形式，配合抗敌演剧队宣传抗日。

漫宣队开赴武汉后，又开展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

例如：（1）把从南京带去的抗敌漫画展，在武汉中山公园展出。

（2）配合政治部三厅美术科绘制大量抗日宣传画。

尤其是在武昌黄鹤楼集体创作巨幅壁画《抗战到底》，表现中华民族抗日总动员后“前方作战”和“后方支援”的内容。

（3）绘制印刷了对敌宣传的大量宣传品（包括绘画与文字相结合的传单、标语和特殊设计的劝敌投降起义的彩色“通行征”等）。

对此，郭沬若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所记述，还提到，一次从一个日军俘虏身上搜出这种彩色“通行证”。

同时，为武汉抗日火炬大游行绘制许多宣传牌。

（4）参加政治部三厅美术科的《战斗漫画》十日刊的编辑工作，同时创刊漫宣队的队刊《抗战漫画》半月刊（在武汉出版十二期）。

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该报十分重视漫画，每天发表一幅由漫宣队提供的抗日漫画作品。

还编辑出版了绘画（包括漫画）与摄影相结合的《日寇暴行录》向全世界发行。

（5）政治部三厅派叶浅予到香港，负责编辑一本专门对国外进行抗日宣传的中英文对照的画报《今日中国》。

同时派特伟赴广东协助编《国家总动员画报》。

（6）漫宣队在武汉，恰逢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异上尉驾驶1403号长机、副队长佟彦情驾驶1404号僚机两架美制马丁B－10轰炸机，从武汉起飞远征日本佐世保、佐贺、久留米、福冈、九州、熊本等整个九州岛上空，散发二百万份传单，其中有漫宣队提供的大量印制的对日本民众宣传的漫画传单。

抗日漫画宣传队集体创作的巨幅壁画《抗战到底》(后遭日军破坏)此后，漫宣队又分成两个分队。

一队由张乐平率领，先后到皖南、江西上饶、浙江金华等抗日战区开展抗日漫画宣传工作。

一队由特伟率领在广西桂林，与版画家赖少其、刘建庵等合作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张乐平的漫宣分队，在江西上饶一带经常办流动抗日漫画展览，还编印出版油印的《漫画旬刊》和《星期漫画》。

在浙江金华时又举办“抗日战地速写画展览”。

同时与文学界、学术界的爱国作家、学者合作，在金华创办了以抗日斗争为中心内容，图文并茂的综合性杂志《刀与笔》月刊（1939年12月1日创刊，张乐平为编委之一）。

张乐平在《刀与笔》杂志上较多地发表了很有战斗性的漫画作品。

其中在《刀与笔》第二期刊出一组题为《敌寇脸谱》非常精彩的漫画，用讽刺妙笔，通过对四十二个日军脸谱的描绘和两个日寇军官全身像的刻画，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残暴和愚蠢的种种可恶嘴脸。

敌寇脸谱系列1940年张乐平作1941年1月4日，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万余人军队突然袭击围歼新四军九千余人的部队，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漫画宣传队的活动也明显加以限制。

一是以停发经费作威胁，二是要强迫漫宣队员加入国民党。

漫宣队员们断然拒绝加入国民党，克服缺乏经费等困难，继续以中华民族抗日大义为重，开展抗日漫画宣传活动，并在重庆继续出版《抗战漫画》由半月刊改为月刊，仅出三期（第十三至十五期），于1942年遭国民党政府强令停刊，漫宣队也被迫解散。

上海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至1942年，前后五年多时间马不停蹄的奔腾在中华民族抗日阵地上，以坚定的战斗精神，夜以继日，不怕艰苦困难，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创作，充分发挥漫画武器的战斗作用，令人可敬，值得在漫画史上讴歌。

在抗日战争中，上海的漫画家除一部分参加抗日漫画宣传队之外，有多名漫画家，如丁聪、张文元、余所亚、沈同衡等，则在大后方的“倍都”重庆，同样活跃地开展抗日漫画创作。

他们除经常在报刊发表抗日漫画外，后来在1945年3月，会同特伟、叶浅予、廖冰兄、张光宇于重庆举办的“漫画联展”中，展出了不少抗日主题的漫画。

其中，1940年张文元在重庆参照民间木版年画“门神”形式，创作的以《恭贺新禧》为题的一对“抗战门画”，成为当时的名画。

作品左图为表现国军抗战士兵在战斗胜利时活捉日军，右图为表现美国空军“飞虎队”队员在援华抗战胜利时也活擒日军。

这对“抗战门画”的民间年画特色很浓，当时在重庆大量印刷，广为张贴，很有影响。

恭贺新禧（抗战门画）1940年张文元作我正在后退（漫画）1944年张諤作抗战期间，上海的部分漫画家，如华君武、蔡若虹、张仃、胡考、张谔等到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华君武、蔡若虹、张仃、胡考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张谔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

他们经常创作抗日漫画在报刊发表，如1944年张谔的《我正在后退》，描绘八路军打日本鬼子，蒋介石打八路军，三人团团转互相追击，蒋介石一手拿着“军令统一”的文件，一手拿着枪，企图以破坏“军令统一”为借口限制八路军独立抗战，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行经。

华君武1945年的《榜样》，揭示日本军国主义首恶战犯东条英机等，必将与法西斯罪恶头目之一墨索里尼一样，被反侵略正义力量判以死刑。

这里顺便讲一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君武由延安调东北解放区，在《东北日报》任党支部书记，同时进行漫画创作，有一幅《磨好刀再杀》的漫画，对于蒋介石的讽刺揭露入木三分。

揭露蒋介石耍弄反革命两手，抛出所谓“和平方案”为烟幕，背后却磨刀霍霍，加坚进攻解放区的内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