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

韩非子《五蠹》

1、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的人），其父窃羊而谒（禀告）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判决）而罪（治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败走）。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让他做了高官）。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使动词，使听见，报告），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称赞）匹夫之行，而求致（追求，想得到）社稷之福，必不几（希望）矣。

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2、古者苍颉之作书（创制文字）也，自环（环绕）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本来）以知之矣。今以（后省略宾语之，代公私）为同利（利益一致）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从个人的角度考虑）者，莫如修仁义而习文学。仁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接受国君委派的工作）；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尊贵显荣）：此匹夫之美（普通民众最求的美事）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读典籍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读典籍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

3、斩敌者受赏，而高（意动用法，以…..为高，推崇）慈惠之行；拔（攻占，夺取）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形容词的使动用法）甲厉（后来写作砺）兵以备难，而美（意动用法，以¡¡为美，崇尚）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拒）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废弃不用）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措施）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从事耕战的人）者简（怠慢，荒废）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到奖赏，但国家却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取敌人城池的人本该授予爵禄，但国家却信奉兼爱非攻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

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4、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富国之书）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从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5、故明主之（治理）国，无（不用，不依靠）书简之文（儒学典籍），以法为教（以法令作为教化的标准）；无先王之语（指古代圣王有关治理国家的遗言遗教，《老子》里面有不少），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游侠的行刺），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名词作动词，遵循）于法，动作者（劳动者）归（使回归）之于功（农耕之事），为勇（有勇力）者尽之于军（都去服兵役）。是故无事则国富（富有），有事则兵强（战斗力加强），此之谓王资（建立王业的资本）。既畜（通蓄，积累，积蓄）王资而承（通乘，利用，趁机会）敌国之釁（本义为缝隙，这里指破绽，弱点），超五帝、侔（与…..相等）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则不然。士民（儒者和游侠）纵（放肆）恣（骄横）于内，言谈者（纵横家）为势于外（借国外力量造成自己的权势）。外内称（举，行）恶，以（省略宾语）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外交事务）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患（个人仇怨），而借力于国也（想借国家力量来报个人仇恨）。

因此，在明君的国家里，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而以法令为教本；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老师；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这样，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正因如此。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建立超过五帝、赶上三王的功业，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现在却不是这样。儒士、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内外形势尽行恶化。就这样来对付强敌，不是太危险了吗？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

6、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