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行为能力制度

四川师范大学自考法律本科毕业论文浅析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考生姓名：邹慧院系名称：法学院专业名称：法律准考证号： 010*********指导教师：提交时间：2016年3月4日所属地区：四川省成都市浅析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摘要：民法主要是通过对于民事主体的界定和民事行为的调控来调整社会关系的，整个民事法律体系和民法理论体系也都是以这两部分内容为中心的，讲求概念严密性和逻辑结构完整性的大陆法更是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着这两方面的实质内容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独特的制度形式。

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兼有主体法特征和行为法特征的民事制度形态，但是此种功能属性是社会各种因素经过长期历史作用的结果。

本文试图对民事能力制度进行系统地分析梳理，并对完善《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提出初步建议。

关键词：民事行为能力；行为效力；功能一、引言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民法理论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广义、狭义和最狭义三种学说。

广义说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一切行为能力，如德国学者迪特尔.施瓦布认为行为能力这个概念涉及三种事物：作出一个法律行为的能力、通过做出行为而导致产生法律效果的能力和对非法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狭义说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进行合法行为的能力，包括为法律行为的能力，也包括为法律行为之外的其他合法行为的能力；而最狭义说认为民事行为能力仅仅是指自然人的法律行为能力。

查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这样写道：“我们所适用的全部法律，或是关于人的法律，或是关于物的法律，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

首先考察人，因为如果不了解作为法律的对象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法律。

”[1]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后世的民事立法。

《法国民法典》分为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和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编，《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均在总则中对“人”作了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参考各国立法，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别规定了自然人和法人。

在上述法律有关“人”的规定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民事能力制度(包括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民事责任能力以及与这些能力相关的意思能力、识别能力或判断能力等)。

所有“人”的形象都是通过这些具体规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背后隐藏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特有的思想观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事能力制度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着的，旧有的制度不断被突破，新的制度不断应运而生。

对我国民事能力制度而言，无疑也是如此。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人，计划体制对人自身及其观念的束缚得以突破，各种主体都将在市场中得到充分展现和不断发展。

由于《民法通则》制定于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民事能力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局限。

因此，有必要对民事能力制度进行系统地分析梳理，并对完善《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提出初步建议。

二、我国民法关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存在的缺陷（一）限制行为能力与追认制度和可撤销制度的衔接三级制行为能力制度有“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类型划分。

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法律定其为“经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追认方可有效的行为，在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追认之前，该行为性质上属于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所谓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指效力是否发生，尚待确定，有待于其他行为使其确定的民事行为[2]。

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对有行为能力的相对人一方完全有效相比，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不仅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不生效力，而且对对方当事人(即使是对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对方当事人)亦不生效力。

这一点表现在相对人享有撤回权——在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未表示同意前，相对人可以撤回为成立该民事行为所作的意思表示。

这样的制度安排，同样不利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保护，因而与法律设置非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制度相左。

试想，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本应对其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其对方当事人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时，法律则转而定其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并因此使该当事人有撤回其意思表示的权利——撤回权。

所以，撤回权的赋予使原本目的为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效力待定制度之实施利益最终倾向了完全行为能力人一方。

因此我们可以说，效力待定法律制度之设计不符合限制行为能力制度之意旨。

症结既如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变革效力待定制度为可撤销制度。

可撤销制度的内部构造是这样的，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其意思表示并不当然地对其发生法律效力，此法律效力之发生，有待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行使与否。

但无论如何，如果对方当事人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则该法律行为对其将确定的发生法律效力，绝无如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情况下的对方当事人之撤回权的赋予。

这样的制度安排，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决定权赋予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对方当事人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基于对相对方这样“可怜”地位的些许怜悯，法律赐予其催告(权)和少数情况下的“撤销权之排除权”以济其穷。

可以确定的是，有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的法律关系已经成立，法律必将其保护的重点倾向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

并且，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参与的法律关系定为效力待定，显不如定其为可撤销为佳。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制度缺乏对欠缺意思能力者的基本尊重与关怀有学者在对成年人禁治产宣告制度的评价时即已看到，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旧有宣告制度缺乏深刻的理由，并不能达到维护精神障碍者利益的初衷，对成年人存在精神障碍时，过分限缩本人自我决定的机会，忽略本人剩余行为能力的存在，不利于加强对本人利益的最佳保护[3]。

确实，不仅对成年人的禁治产宣告制度忽略了“剩余”行为能力的存在，而且以年龄为界限划定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也忽略了未成年人“业已”获得的行为能力的存在。

其一，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存在着价值的缺失。

行为能力制度成为必要制度这一立法态度的价值在于尊重社会生活的本性，即不脱离个人的原点，尊重理性的自治生活，在深度上维护个人最大利益[4]。

所谓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表面强调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保护，看似是一种关怀，但却非深度上的保护和真正意义的关怀。

因为在利益维护之前，它首先践踏了这一弱势群体意思自由的尊严，在民法中，缺乏对人基本的尊重与信赖首当其冲体现于缺乏对人的意思自由的尊重与信赖。

真正深度的保护和关怀应是在对未成年人和丧失精神判断能力的成年人的个人意思尊重与信赖的前提下，在将其纳入法律生活之后，在民事法律搭建起的平台上进行保护，在容许其从事法律行为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给予保护，而非排斥于法律生活之外的带歧视性的保护。

其二，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对行为能力欠缺者的立法安排存在着与现实社会的脱节，表现为与尊重相对立的不信任。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以法律拟制的形式被排斥在法律生活之外，但却不可能被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

尤其是社会的发展，教育的进步，未成年人的早熟倾向已经形成，外国学者已挖掘出所谓日常生活中的定型化行为，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观看电影，进入游园场所等等，以上行为对一个八九岁的未成年人已经十分普遍，法律不得不做出回应[5]。

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行为无效，进而再挖掘定型化行为予以排除，定有挂一漏万之嫌，尤其是缺乏完全有效与完全无效之间的过渡状态和回旋余地，当然不如限制其行为能力，以可撤销作为完全有效的灵活补充。

此时，自然人行为能力制度所反映的法律生活才真正与现实生活协调地融合起来。

三、我国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完善及立法建议（一）赋予未成年人及丧失精神判断能力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以撤销权因为后者比前者更符合限制行为能力人行为的特点。

其一，效力待定法律行为意味着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发生效力，任何一方不受其约束。

而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不同，其已发生了不完全的法律效力，对无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是完全有效的，它必须受该法律行为的约束，所谓的不完全仅是对享有撤销权的一方而言。

限制行为能力人因为年幼或精神判断、辨别能力的欠缺，在其法定代理人撤销权行使前，行为对其并无完全的约束力，这是对其进行利益保护的结果。

而相对方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其有足够的意思认知、判断能力和充足的社会经验，并无对其意思表示进行特殊保护的动因，也无宣告自己行为对自身无约束力的合理依据。

其二，效力待定法律行为追认方的相对方享有催告权和撤回权，虽然最终效力如何由享有追认权的一方控制，但相对方的利益亦受到保护，以达到与追认方的平衡。

而在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中，无撤销权的一方地位是极为消极的。

其既要在撤销权行使之前受到法律行为效力的约束，还要承受法律行为被对方撤销后，预期利益落空的危险，且完全“听之任之”，无所谓催告权、撤回权之对抗。

限制行为能力人制度意在实现对未成年人和丧失精神判断能力的成年人的保护，而效力待定法律行为中的催告权与撤回权形成了与追认权相对的一种制约，它最终演变为双方利益的制衡与均势，而非对弱势一方的保护。

用可撤销法律行为所构建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制度正体现了这一价值。

其三，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在除斥期间经过后若未被追认，则视为拒绝追认，归于无效。

而可撤销的法律行为，除斥期间的经过带来撤销权的消灭，转为完全有效。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利益保护是以法定代理人的介入来实现的，但法定代理人以何种方式来介入，是表示同意才为有效还是未表示反对即为有效?从尊重当事人本人意思，节省法定代理人不必要之繁杂事务，及促进交易进行以实现相对人预期利益的角度，后者均优于前者。

只要本人利益受损时赋予法定代理人撤销权来表达否定态度即可实现这一制度的各种内涵，又何必要求其事必躬亲，逐一追认呢?想必那将给双方均带来无谓之劳烦与无效率，不利于促进交易。

至于利益未受损失而又未得到代理人追认的，法律也应采一种积极的态度，视为有效而非无效，在这一点上，可撤销优于效力待定的因由类似于可撤销优于当然无效，不再重复。

（二）借鉴采取两级制国家在对相对人的保护方面的规定如法国的“恶意抗辩”，日本的催告权和撤销权的排除。

前文提到，对相对人我们既主张法律行为对其完全有效，又认为不应赋予效力待定法律行为中的催告权和撤回权，原因在于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有较为健全的认识判断事物的能力、充足的社会经验，其中包括应认识到对对方当事人行为能力进行考察的必要，以及对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作出正确的认知、判断。

所以无论其明知抑或是不知对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都要受到意思表示的约束。

但法国、日本民法还是规定有对相对人的保护，笔者认为，它的深层法理是对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过错的责难和对相对方预期利益的保护。

在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为保护处于弱势的限制行为能力人而使相对人的预期利益落空，是可以理解的，而“恶意抗辩”与撤销权的排除均体现了限制行为能力人一方有过错，此时为维护一个过错而使相对人的预期利益落空就不可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