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小说篇】

【現代文學．小說篇】
目次
▪概念界定
▪日治時期
▪五○年代
▪六○年代
▪七○年代
▪八○年代
▪九○年代
台灣現代小說的發展，以年代和特色來劃分，約略可分為日治時期現實／現代主義小說，五○年代的反共、懷鄉小說，六○年代移植西方當代文藝思潮的現代主義小說，七○年代時，出現「橫的移植」的反動浪潮，並相應的產生鄉土反思，「本土」小說也從長久的沈默中再度崛起。

八○年代後，由於政治解嚴，言論漸趨自由，小說題材與內容指涉的尺度大大地放寬，使得小說的類型也愈形多元繁複。

台灣日治時期的小說在發聲之初，本著新文學運動的精神，以反封建舊思想、反帝國主義的抵抗與批判現實的精神為基調，表現出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

進入三○年代之後，以留日學生為主，創作出的「新小說」，由於受到日本現代文學「新感覺派」的影響，大多有著注重感官的、心理與私密經驗描寫的特色，這亦使得「新小說」成為現代主義小說的先驅。

就語言方面來看，這時期小說使用的語言，以中國白話文和日文為主，以中國白話文寫作的小說，在歷經三○年代之出一場台灣話文論戰之後，逐漸有將地方方言融入小說語言中的傾向，如賴和〈彫古董〉、〈棋盤邊〉、〈一個同志的批信〉等篇，都可以看出作家欲將母語整合至文學創作中的苦心。

而整體來說，以日文寫作的小說其藝術成就比較高，原因有二：
其一，日本政府並不真正地鼓勵漢文創作，尤其在進入皇民時期之後，漢文早到禁用的命運，使得台灣作家（尤其是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作家）大多習於使用日文寫作。

其二，台灣作家用以吸收世界思潮與現代文學知識與典範的媒介語言幾乎都是日語，自然在日文創作上較能駕輕就熟。

這是時代環境限制與影響之必然，並無關乎作者個人的國家與身份認同問題。

依葉石濤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分期來看，第一期為「搖籃期」（1920～1925年），代表作家與作品有追風（謝春木）〈她往何處去〉、無知〈神秘的自制島〉。

第二期為「成熟期」（1926～1937年），此時期台灣作家輩出，作品的水準與日提升，代表作家有賴和、楊雲萍、楊守愚、楊逵、蔡秋烔、朱點人、王詩琅、林越峰、張慶堂、巫永福、張文環、翁鬧、吳天賞等。

第三期為「戰爭期」（1938～1945年），此時期的小說藝術之成就最高，代表作家有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王昶雄、葉石濤、周金波、陳火泉等。

1945～1949年之間，走過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在《中華日報》日文版、《橋》副刊、《公論報》、《新新》等刊物上，仍持續有小說作品發表，如黃昆彬、邱媽寅、葉石濤等。

其中，葉石濤的〈三月媽祖〉是最早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寫成的小說。

「四六事件」與「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籍作家心理上蒙受陰影，再加上仍無法適應中文，因此便由小說的舞台淡出。

1950年「中華文藝協會」成立，並陸續提倡反共抗俄的文學，以及「適合戰鬥時代與戰鬥任務」之「戰鬥文藝」，因而濃厚的政治正確充斥在五○年代的文壇之中。

此時的小說作者以大陸來台第一代作家占大多數，以反共和懷鄉二種題材為主，較具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有姜貴《旋風》、王藍《藍與黑》、端木芳《疤勳章》、潘壘《紅河三部曲》等。

另一方面「中華文藝協會」亦提倡「文藝到軍中去」，因而產生了一批獨具特色的軍中作家，如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高陽、張放、姜穆、鄧文來等。

與官方文學思潮相對的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亦在此時興起，反映出在政治的高壓下，文藝產生逃避與走向軟性文學的一面。

此外，部分台籍作家也有優異的作品問世，如鍾理和《笠山農場》、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李榮春《祖國與同胞》等。

1960年，以白先勇為首的一群年輕作家，因不滿反共文藝與鴛鴦蝴蝶派小說，但在寫作傳統上又無法與五四文學接軌，因而繼紀弦《現代詩》之後，再度提出移植歐洲現代主義的主張，並創刊《現代文學》雜誌，響應的作家有王文興、陳若曦、歐陽紫、李歐梵、王禛和、杜國清等人。

在《現代文學》發行的五十一期（1960~1973年）中，培養了許多活躍至今的作家，如黃春明、七等生、李永平、施淑青、李昂、陳映真、林懷民等人。

這群作家並非盲目的跟隨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文藝主張，而耽於技巧的搬弄，他們顯示出一種共同的反叛特色，此時期的書寫的主題也與反抗傳統、權威與精神的崩潰、出走等等有關，顯示出這群年輕作家引進「現代主義」的意圖，是對社會、政治做出一種「曲折」的叛逆與精神的吶喊。

《台灣文藝》這份精神指標性的刊物在1964年創刊，它接續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精神，主張文學要寫台灣人的喜怒哀樂和台灣土地，要反映並批判現實。

《台灣文藝》並非全然與
標榜本土正確意識劃上等號，它的出現代表六○年代也是本土意識開始被關注，並以文本創作付諸實踐的時期。

此時期「大河小說」的出現也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如鍾肇政《濁流三部曲》、李喬《寒夜三部曲》，皆是規模宏大的小說，顯示出一種尋根與召喚歷史記憶的渴求與焦迫。

此外，著眼於台灣社會、文化現狀，並以此為創作題材的作家另有吳濁流、葉石濤、鄭清文、王禛和、黃春明、陳映真、鐘鐵民等人。

1977年5月，葉石濤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指出「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居住台灣的漢民族和原住民）所以寫的文學。

」、「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文中心』寫出來的作品」。

此文引起朱西寧的質疑，遂掀起了七○年代長達數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序幕。

鄉土文學論戰帶來的效應是兩極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鄉土文學論戰使得「本土」的定義得以在反覆的討論中被充實、拓展，並且深化地成為台灣作家的共識（姑且不論這個「共識」的性質相不相同），為六○年代以來的放逐感劃下一個休止符。

因此，七○年代的小說特徵就是鄉土回歸，並再度將文學的目光關注於現實與人生的問題。

「鄉土文學」並非意味著只限於描寫農工階層的生活情狀，它可以廣義的延伸至社會各個角落，為弱勢的階層代言。

故作家往往藉由描繪卑微的小人物及其生活，把握時代與地域的現實性，進行小說的創作。

另一方面，《現代文學》仍持續產生影響力，其作家群在歷經現代主義的洗禮後，於七○年代中以更洗鍊、內省的筆觸創作具高度藝術性的作品。

此時期具代表性的作家有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李喬、王拓、楊青矗、陳若曦、洪醒夫、李昂、宋澤萊、吳錦發、聶華苓、尉天聰、鄭清文、白先勇、七等生等等。

談論台灣八○年代的小說，首先要注意的便是政治小說的湧現。

黃凡的〈賴索〉雖完成於1979年，但從文化、社會的轉折來看，卻足以突顯台灣從七○到八○年代逐漸浮凸而出的政治意識。

像陳映真的〈山路〉、〈鈴鐺花〉描寫五○年代的左翼志士，張大春〈四喜憂國〉中憂心家國的外省榮民，宋澤萊《廢墟台灣》對台灣政治情況的批判性預言，林燿德的《時間龍》藉科幻的手法描繪一個跨時空的政治寓言，乃至於黃春明、楊青矗、王禎和、葉石濤、施明正、楊照等人，都在解嚴的前後，直接或間接的觸及了時代傷逝、政治無情與認同錯亂等時代議題。

另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現象，是都市文學在八○年代的峰起。

除了大環境的改變引領眾人對都市議題的關注，新世代作家對都市潛意識的深掘，以及後設、後現代、女性主義等思潮的湧進，亦是都市文學在八○年代大量出現的關鍵因素。

像是張大春的《大說謊家》使用顛覆性的語言嘲弄所目睹的一切，黃凡《房地產銷售史》對都市人集體潛意識的顯像，李昂《殺夫》、《暗夜》中女性主體意識的崛起，以及王幼華、朱天心、東年、袁瓊瓊等人的諸多著作，都為八○年代的都市小說作下豐富而多元的註解。

當然，除了上述的兩大類外，像是原住民小說、女性小說、科幻小說與鄉土小說，在八○年代特殊的文化語境下，也都獲得了相當良好的發展。

在解嚴與都市文化的崛起下，各類新思潮的湧進與意識的解放，無疑造就八○年代小說眾生喧嘩的迷人特質。

進入九○年代，都市文學與各式主義的實驗風潮持續發酵。

後現代、後殖民、新殖民等理論資訊接續湧來，新一代的小說創作者幾乎很難避免受到影響。

一方面，美學型態的多元駁雜讓作家在創作小說時有更多的套路可尋；另一面，對「小說」與「真實」本質的重新思考、定位，也讓這些新一代的作家在書寫的同時，質疑小說的再現功能與歷史的大敘事。

像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張大春《尋人啟事》便採取後設與魔幻寫實的策略，經營起文字的迷宮。

另外，性別與家族書寫也一度成為文壇關注的焦點。

紀大偉、曹麗娟、洪凌等對同志議題多有著墨，郝譽翔、李昂、施淑青、成英殊專注於女性議題的挖掘，駱以軍、舞鶴等則致力於家族小說的書寫。

網路小說的出現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九○年代後，網路媒體迅速發展，許多創作者往往藉網路之便發表各式小說或進行小說接龍。

這雖然讓小說的專業化有下降的趨勢，但快速流通與普及的結果，卻也促成新一代網路小說家的群湧乍現。

知名者如蔡智恆以Jbt的ID在BBS站上發表〈第一次親密接觸〉，其黑色幽默的筆調與略帶後設的小說寫法，便曾引起一番熱烈的討論。

綜而觀之，在世紀末的前夕，九○年代的創作者所接受的社會、文化的衝擊遠比八○年代又更增許多。

小說本質的思考與網路媒體的興起，帶給了作家更多的創作空間，讓他們勇於嘗試各種不同的題材與小說類型，但過度的解構與顛覆，卻也在無形中減弱了小說敘事的饒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