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

一、引言研发的外溢性使得研发者的排他成本极高［１］（Ｐ７１～１０２）。

专利与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搭便车”问题，然而不是所有的研发成果都能够确立私有产权，或者即使有了私有产权也不能阻止其利益的大量外溢（如模仿创新）。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等学者发现，产业研发的社会回报率达到４０％～６０％，大大超过了其产业回报率［２］（Ｐ３２～４０）。

较大的正外部性会导致私人厂商缺乏足够的研发激励，从而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这为政府介入研发、提升社会福利提供了理由。

不过，即使是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只能由公共财政提供，以美国为例，１９０１～１９９９年共有１９位在企业或工业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占美国总获奖人数的９．４１％［３］（Ｐ３５），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间，美国企业界对基础研究的投人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人的比例平均为２５％左右［４］（Ｐ７５）。

由于政府和企业都对研发投入，这就引来一个问题，即政府科技投入会对企业研发支出造成什么影响？是会排挤企业研发支出（挤出效应），还是会促进企业研发支出（杠杆效应）？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如果两者之间总体上呈现杠杆效应，为了鼓励企业创新应该增加政府研发投资；反之，则应该减少政府投资。

目前国内的研究关注我国政府科技投入杠杆作用的多，探讨挤出效应的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就是有个别的定量研究也不是专门研究此问题的。

本文目的就是根据调查资料来研究我国政府研发投入和企业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１．基本假设。

企业除了自行研发之外，还可以委托独立科研机构和高校为其研发，因此，企业研发总支出为企业自身研发支出与企业向独立科研机构、高校提供的研发经费之和。

由于缺乏企业研发支出的直接统计资料，本研究用企业技术开发经费的数据来替代。

研发活动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销售收入等，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假设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成果就是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考虑到研发活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惯性，笔者认为，企业ｔ－１年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研发支出都将对ｔ年企业研发支出产生影响。

政府的研发支出主要有四个方面：（１）对企业研发活动直接资助；（２）向科研机构的研发活动提供财政拨款；（３）为高校的研发活动提供资金；（４）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税收激励等优惠政策（由于资料原因，本研究不考虑此项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

２．模型建立及实证分析。

根据假设，构建我国政府研发支出对企业研发支出影响的模型：ＩｎＲＰｔ＝βＲＰＩｎＲＰｔ－１＋βＶＡＩｎＶＡｔ－１＋βＲＧＩｎＲＧｔ－１＋βＧＯＶＩｎＧＯＶｔ－１＋βＨＥＩｎＨＥｔ－１＋τｔ－１《云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Ｎｏ．１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杨洵，师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摘要：作者分析了近１３年来我国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认为政府科技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政府向高校提供研发资助可能会挤出企业研发支出。

分析了我国科技投入现存的问题，介绍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科技投入；企业研发支出；杠杆效应；挤出效应；研发促进政策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４．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６９１（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６２—０４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７－０７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Ｒ＆Ｄ投入的绩效分析与制度支持研究”（项目编号：７０４７３０７３）。

作者简介：杨洵（１９７１～），男，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邮电学院经贸系讲师，主要从事产业经济、企业管理研究。

师萍（１９４９～），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务会计、科技发展研究。

６２其中，ＲＰ为企业研发支出；ＶＡ为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ＲＧ为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ＧＯＶ为政府对科研机构研发的财政拨款；ＨＥ为政府对高校研发活动提供的资金；ｔ为时间下标（ｔ＝１，２，…，１３），代表样本期从１９９１￣２００３年；β为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参数，β为正表示两变量间具有杠杆效应，为负表示两变量间具有挤出效应；τ为误差项。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１９９１￣２００４）的相关数据，利用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对上述回归方程进行拟合，结果见附表。

３．结果。

研究的结果表明：首先，总体而言，政府科技投入的杠杆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

尤其是政府对科研机构的资助将对企业研发支出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弹性系数为１．００７，即政府对科研机构每资助１元，企业会相应追加研发支出１．００７元；其次，政府对企业研发进行直接资助和向高校提供研发资助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相应的弹性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３和－０．１３２，即政府向企业每资助研发经费１元，企业将减少研发支出０．０４３元；政府向高校每资助研发经费１元，企业将减少研发支出０．１３２元；最后，我国政府对研发的间接资助（资助科研机构）要比直接资助企业更有效。

而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则没有通过检验，被剔出了回归方程。

三、政策建议１．坚持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充分发挥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作用。

“主导”和“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学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以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是指政府科技投入在社会科技总投入中的地位问题，说的是政府科技投入对全社会科技投入的决定与影响作用，它并不涉及政府科技投入的数量（尽管要起到决定和影响作用必须要以一定的数量和比例作为保证）；“以政府科技投入为主体”则是指政府研发投入在社会研发总投入中的数量和比重上占绝对优势。

随着全球竞争加剧，各国政府都己经认识到科技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投入的研发经费也越来越多。

从１９７１￣２０００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从１５２亿美元增加到６９６亿美元，增长了３．６倍；日本政府从４４７３．９亿日元增加到３５４０７．６亿日元，增长了７倍；德国政府从４１亿欧元增加到１５９亿欧元，增长了３．９倍；法国政府从１０６亿法郎增加到７６５亿法郎，增长了６．２倍；英国政府从６．７亿英镑增加到５０．７亿英镑，增长了６．６倍［５］（Ｐ９３）。

从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比例看，基本形成企业占２／３左右、政府约占１／３的格局［６］（Ｐ９９）。

笔者认为，这是政府对国家总体经济引导和控制的必需比例。

首先，坚持和加强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有助于利用基础研究“技术外溢”的特性减少企业研发成本，缩小其研发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提高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基础研究一般与商业目标无关，且投资大、周期长，其成果一般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专著等形式存在，无法通过申请专利获得排他产权。

因此，企业不能成为其主要供给者，应该主要由政府提供该类研发资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研发经费中，三种类型的研发经费投入占总经费的比例一般为：基础研究１３％￣１９％，应用研究２０％￣２５％，试验开发５０％￣６１％［７］（Ｐ６）。

相比之下，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间，我国研发投入中只有约５％用于基础研究，２２％用于应用研究，７３％以上用于试验与发展［８］（Ｐ１２３）。

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偏低的，其不利后果已经显现：重大科技发明一直很少，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高等奖金也连年出现空缺。

另外，基础研究投入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研发的首要工作大都是引进国外的技术，简单地用于生产技术的改进、产品的更新换代。

这种现象的持续将导致我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只有继续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保证我国科技水平的快速进步和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其次，高新技术和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往往是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各国政府资助的重中之重。

比如，瑞典和芬兰对移动通讯技术ＮＭＴ标准的采购为爱立信和诺基亚公司进入移动电话行业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并使这两家公司成为全球移动通讯设备的主流生产厂商。

精密陶瓷技术是热动力机生产的一项关键技术，美国政府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间对从事该项技术研究的相关企业提供２亿多美元补贴，占总研究经费的１／３［９］（Ｐ９６）。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资助这些技术研究对于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帮助本国企业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回归系数标准误差ｔ统计量ｔ值的相伴概率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βＲＧ－０．０４３０．１５３－０．５３１０．６３５政府对科研机构的财政拨款βＧＯＶ１．００７０．２１２５．９８５０．００９政府对高校研发资助βＨＥ－０．１３２０．１０３－２．３６２０．０５９上一年企业研发投入βＲＰ０．１６８０．１５１１．１０１０．３１８附表模型的回归结果６３当前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国家科技投入体系尚不完善，因此，重大科研项目仍应由政府组织实施。

这就决定了政府科技投入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仍将发挥主渠道作用，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切实强化财政科技投资，确保预算安排的科技投资增长高于经常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确保财政超收部分分配中加大比例安排科技投入［１０］（Ｐ７９）。

２．以企业研发为主体。

“以企业研发为主体”是指企业研发投入在社会研发总投入中的数量／比重上占绝对优势。

因为研发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最终靠企业完成，企业最清楚实际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如果企业不是研发的主体，会造成研发活动缺乏目的，很多成果注定只能束之高阁。

据调查，我国单位研发支出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成果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以世界平均数为１００％，中国科学成果效率系数为３３％，技术成果系数分别为２％和４％［１１］（Ｐ８０）。

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除了有经费不足的原因之外，很可能就是因为现有的科技成果供给没能满足企业对技术的需求。

另外，研发机构也由于不能直接得到科技成果应用的好处，会缺乏投资的动力，造成研发投入不足，最终只能靠政府来供给。

因此，为了促进科技投入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就要让企业成为研发活动的主体。

在发达国家，企业一直都是研发活动的主体，而且其研发投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重不断增加，从研发经费来源看，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０年间，各国企业研发投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重除了英国和日本分别基本保持在５０％和７５％外，都在扩大，美国由５７．５％上升到６８．２％；法国由４２．５％上升到５４．１％；德国由６１．４％上升到６６．１％。

从研发经费的使用结构上看，在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间，各国企业研发支出占社会研发总支出入的比重有逐年上升的趋势，除了英国接近７０％（由６４．９％上升为６７．８％）以外，其余均在７０％以上，美国由７１．９％上升到７５．５％；德国由６６．３％上升到７０．０％；日本由７０．３％上升到７２．０％；韩国由７１．４％上升到７４．１％［７］（Ｐ５～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