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03范锐平同志在调研襄阳市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时的讲话

范锐平同志在调研襄阳市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时的讲话我来襄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在农村跑，因此对襄阳的城市建设还没有做过认真研究。

今天上午和大家看了半天，对襄阳有了初步的了解。

襄阳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厚重的城市，是一个山、水、城、洲呼应的城市，是一个承载力很强、发展潜力很大的城市，也是在区域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

在这个城市工作，任何一个规划者、建设者、管理者都会感到很幸运，因为它可以为规划者、建设者、管理者提供一个成就事业的平台、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大家干这个工作很辛苦，但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所走过的历程，也很有成就感。

这么一个舞台，值得让我们每个人为它奋斗。

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由一个地方的城市发展水平决定的，一个地区的资源聚集能力也是由这个城市在区域中的首位度所决定的。

因此，城市的规划建设是襄阳振兴崛起的龙头，也注定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拿在手上的重点工程。

今天我重点从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理念的层面，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一、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标，从战略上确定功能定位中心城市是以功能论实力、论输赢，一个城市竞争力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地方人口的规模和建成区的面积，更重要的取决于它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它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功能的强弱。

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必须建立在准确、科学的城市功能定位上，这主要因为从城市发展、资金发展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区域的价值与产业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不同的产业会选择不同的价值区域；一个城市在区域中的价值也会因产业的分布而变化，再影响其它产业的选择和分布。

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由行政主导力决定，而是由城市的承载力和城市功能的强弱来决定的。

世界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来发展，首先会选择北京和上海，这不是因为上海和北京的地域面积大。

论人口规模，目前河南最大，论地域规模，目前新疆最大。

但这些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北京，因为北京是政治中心，它能靠近政治中心；为什么选择上海，因为上海是经济中心，最活跃的地方，这是以功能决定的，而不是由城市决定的。

一个地方在布局的时候首先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位问题，我们的功能定位会影响我们的产业结构，反过来讲的话，襄阳的城市功能定位，会决定我们的产业结构。

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城市发展的差异性，会决定它的产业发展层次的高低。

大的企业进入中国都是以一线二线城市来分别的，它也是与功能定位相关联：一线城市基本是一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二线城市基本上是省会城市，三线城市基本上是区域副中心城市。

所以一个城市功能的强弱决定了他的产业结构，比如襄阳要搞金融中心，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从战略上确定城市的功能定位，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承载功能。

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这样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承载着什么功能。

拿襄阳来讲，我们可以考虑做比如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物流中心和旅游目的地，这是有可能做到的。

目前在我们的规划中，有一个判断我是不赞成的，比如说襄阳是区域范围内的唯一的特大城市，那么南阳怎么讲？襄阳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瞧不起宜昌和南阳，我们安排政协专门就三个地方做了一个比较分析，我准备发动所有的干部参加。

不是长别人志气，而是要理性。

你说你是一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你承载着什么功能？政治中心是不可能的，经济中心有可能，文化中心靠我们努力，商业中心、物流中心也靠我们努力。

二是产业功能。

在经济一体化的布局下，在进行产业功能布局的时候，不能用封闭的观点来看待，也不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来谋划，更不能用现有的产业结构来确定我们的产业，一定要有这种国际化、一体化的背景。

所以我们产业定位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就是在区域内是一个集群式的，以集群发展来展示我们的实力。

其次，它要拥有国家级的园区，目前我们有两个。

第三，它要有一个国际性的园区。

襄阳要成为一个特大城市，竞争力一定要吸附在产业上，从长远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在东津新区布臵一个新加坡工业园或者是日本工业园、台湾工业园。

综合起来就是，城市的产业功能，它在一个区一级的层面上，是集群建厂，在国家层面上，有国家级园区，在国际层面上，它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辐射功能。

主要是对周边区域范围内的资源集聚能力，包括区域内对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的吸纳能力，教育、技术等资源的可得性，有这种能力，才能对周边产生辐射。

第四是服务功能，城市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市民，一个是市场主体，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

作为主体，必然需要信息流、人流、物流、资金流来满足人的生活和企业运行的需要。

所以城市在战略规划上一定要把承载功能、产业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作为战略定位首先考量的重要因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就很难使每一个功能区的规划和建设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每个区既是城市相对独立的空间，它一定又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如果每个区所有的产业、所有的街区、所有的城市风格都是一样的，那就没有分区的意义。

襄城、凡城、襄洲以及未来的东津新城、鱼梁洲，如果都是一个同质化的小城市、同质化的小社会，那么这个城市的竞争力是不够的。

因此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目标，从战略上确定功能定位的时候，就是要创建功能性的载体，聚集功能性的产业，培育功能性的市场，吸纳功能性的主体，来增强中心城市的竞争力。

我发现襄阳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惯用数字反映我们的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什么经济翻一番，产值翻两番，它只是经济上一个概念，是量的概念，不是质的概念，更不是城市的发展战略。

城市的发展战略是不可能用数字来反映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如果对一个城市的功能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就很难让大家明确我们的发展目标，就会引起很多争论。

因此我们的城市发展战略，需要请城规院、请新加坡的专家来研究，他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的发展方向、城镇体系、区域范围内我们应承担什么功能，如果他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请他们来做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呢？因为我们对国际经济格局的了解、对国内经济格局了解、对城市布局的了解不如他们，我们要用他们的知识结论。

我们做规划的同志，也就是“踱方步”的同志，在“踱方步”的时候，一定要有历史的方位感，这种历史的方位感要在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市民中间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五十年以后，城市往哪个方向发展，二十年我们城市要发展到什么目标，五年又有什么样的阶段规划，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一定会走弯路的，余家湖工业园显然就是这种决策的产物。

二、以都市襄阳为理念，从整体上构建大襄阳的城镇体系四个襄阳的龙头工程，我认为还是都市襄阳。

都市襄阳和大城市的区别，李鸿忠书记用英语做了个诠译：大城市是一个区域范围，都市是一个城镇体系。

所以我们讲的都市襄阳不是指的主城区，是以主城区为核心的完整城镇体系。

整体上构建城镇体系，需要做几个工作：第一，要坚持整城设计与分区规划的协调统筹。

首先明确城市的发展方向，形态和定位，再完成城镇体总体规划的编制。

刚才听了规划部门的同志汇报，感觉规划缺少一个层次，就是农村、社区。

中心城区、卫星城、特色镇、农村是四位一体的，你越不过农村这样一个概念。

比如尹集，它现在在我们主城区规划范围内，注定将来会成为一个以田园风光为特色的文化街区。

它的风貌是农村的，产业是农业的，但它又是城市而不是农村。

因此城镇体系要四位一体，要把这个体系做出来，如果不做，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远郊区的改造一定会成为你们说的村民新区，而不是市民新区。

在远郊区的范围内，农民很难在四年五年内成为市民，你不能等他成为市民你再来改造他的房子，现在房子都做的好，也五十年要管吧，你一定要涉及这个层次，解决远郊建设城市化的问题。

第二，坚持中心城市与区域城市协调规划。

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以襄阳为中心在市域外形成一个功能差异化的布局，就是与十堰、宜昌的部分县市、随洲、荆门和南阳的组合。

一个是市地域内引导我们的卫星城、卫星镇按照比较优势，科学地定位，努力形成产业配套的圈城和组群，形成城市功能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

圈城解决的是一个综合影响力的问题，组群解决的是一个建设成本的问题，这两个层面都要有一个战略比较定位。

第三，坚持产业布局与城市建设协调推进。

形成一个产业园加创新园、加物流园、加生态园、加生活家园综合组团发展的这一个规划理念，避免人流进城带来交通拥堵、资源浪费。

我赞成刘太格来做襄阳200平方公里的规划，他是新加坡的规划之父，上海的城镇体系与新加坡类似。

新加坡以一个商业中心为主体，沿轻轨布局了九个生活圈城，按我们中国的理念就是一个镇，生活圈城以轻轨站为中心，轻轨外就是居住圈，生活圈外是产业圈，老百姓80％的生活需要可以步行解决，可以走路上学、看医生，走路吃饭、购物。

我们现在一讲拥堵就要扩宽，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香港道路很窄但不拥堵，新加坡也不堵车，这就是产业布局和城市建设协调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深入我们的人心，规划局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东风家园有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有别于机关办公区和生活区在一起，它是相对集聚的，不是在一起，不是前店后厂、前店后家。

它是商业街区、生活街区、工业街区、研发街区相对集聚，人们80％的日常生活需要可以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解决。

第四，坚持历史文化和现代风格协调融合。

襄阳以古城为特色，是我们的资源，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竞争力。

我们这代人在城市规划中一定要承担起传承和保护历史古城、历史文化、历史风貌的重大责任。

今天看了襄阳古城，看了九街十八巷，印象更加深刻，这要通过城市规划风格的区别、设计风格的区别、街道建设风格的区别这三个层次，把历史文化的保护和现代风格的体现有机地进行协调。

比如古城范围内做的不错，古城内只能拆不能建，除非是古建筑复建，这一点要坚持。

同时，古城周边一定范围内高层建筑要限高，把整个襄城全部限高不现实，也没必要，但在目力可及的范围要限高，比如紫禁城、中南海，两公里范围里限高五到六层，并且做到风格的统一，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街区。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要通过制度定下来。

现代风格也要以历史文化做参照。

一个商业街一定要有它自己的商业文化，背景文化不同，它的模式选择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是相关联的，受教育程度和消费习惯是相关联的，农村人一定不进商场进市场，收入高的人群一定不会进市场进超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收入水平，会选择不同的消费文化。

比如知识分子喜欢去“轻吧”，企业家喜欢去现代音乐味非常浓的街区去，它绝对是不同的方向。

企业家可能追求一个感官上的刺激，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一个清净，通过我们每个街区的风格设计以及我们相关的服务企业的匹配，能够产生不同的消费文化和建筑风格的街区，引导人们选择不同风格的街区。

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相辉映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一个耳熟能详的语言来表述，它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中，渗透到建筑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