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有人物”丁文江
宋广波《丁文江图传目录自序后记》
宋广波《丁文江图传目录自序后记》《丁文江图传·目录》一、“挂名的江苏人”丁文江在家乡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15岁的时候，他出国留学，自此就甚少回家。
所以，他经常说：“我是挂名的江苏人”。
（一）泰兴望族（二）慈母庭训（三）私塾教育（四）恩师龙璋二、学在东洋与西洋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
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
——胡适（一）、负笈东瀛（二）、在欧洲7年三、学成归来1911年，既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分水岭，也是丁文江一生中重要的转折年份。
这一年，他得了2个洋学位，又考取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后一批进士功名，还迎娶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家闺秀作终身伴侣。
（一）第一次国内游历（二）最后一批进士（三）苏州完婚（四）任教南洋四、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才之训练，不过为事业之发端；研究之精神，必须确立；坚强之中心与重要之设备，必须创设。
中国地质调查所之发展，在效能方面，能有今日之超越地位，实为丁（文江）博士纪功碑之一也。
——葛利普（一）第二任地质科科长（二）创办地质研究所（三）首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四）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五）万水千山走过（六）陪同梁启超游欧五、做买卖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丁文江（一）就任北票煤矿总经理（二）做买卖之余，也谈谈政治（三）难以割舍的军事情节六、科学与人生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
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
丁文江 百科全书式人才
丁文江冯祖荀百科全书式人才中国现代数学的开山鼻祖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
《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数学教育家，走出国门学习现代数学第一人，中国数学会和数学名词审定的发起人1934年，眼界颇高且行文苛刻的才子温源宁，用英文写成一组人物小传。
在《丁文江博士》一文中，温源宁由衷赞美丁文江的杰出才能，并不无揶揄地称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个老古玩店，都是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到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
”的确，除了在本专业地质学领域的卓越贡献, 丁文江凭借非凡的智慧和超人的精力，还抵达了他那个时代多个学科领域的制高点。
在动物学、古生物学、地理学、地图学、考古学、人种学、历史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和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等领域,都有不俗的贡献。
其才能还涉猎经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堪称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在地图学方面，丁文江主持绘制的《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被认为是跨时代的新作品。
清代以后，现代地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地质学出身的丁文江，深感中国地图学之落后，他一直有意绘制一套完整的中国地图及分省图。
1930年秋，丁文江邀请翁文灏等人合作，开始编绘地图。
在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工作后，先后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并被合称为《申报地图》。
在国外，被称为“丁氏地图”，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最权威的中国地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的中国地图，也都标明“国界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
—————————————◎ 来源|现代快报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1年以后，多次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对在中国传播现代数学知识有重要贡献。
冯祖荀是中国现代数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
在学期间，被选出洋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冯祖荀和当时由北京赴日留学的若干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该社出版《学海》杂志，是我国最早的科技译刊之一，对在我国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功不可没。
丁文江的人格魅力
50丁文江的人格魅力文图/员雪梅 李学燕第一作者简介 员雪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师，从事地质学史研究。
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他不仅是一位思维敏捷、博学多才、勤于实践、治学严谨和开拓创新的人物，而且还是一位乐观开朗、热情友善、勇敢果断、坚忍不拔和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
丁文江短暂的一生对国家、社会、科学以及朋友、同事、老师、学生和家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处处散发着炽热的人格魅力。
我们被丁先生的高尚品德、独特思想和非凡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将会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弘扬这种人格魅力，我们相信地质界、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会受益良多，同时，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在对搜集到的有关丁先生的文献资料整理后，总结出丁文江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敏于求知 学贯中西文化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大家族。
4岁入家塾读书，学四书五经；10岁时已能文，作了《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
丁文江幼时在家乡接受的严格私塾教育，为他一生的传统文化和文字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岁时，他开始了留学生涯，历时9年；先日本，后欧洲。
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丁文江广泛阅读科学、哲学、经济学等方面书籍，不仅获取了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还形成了一个科学家的思维。
他于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证书回国。
多年的“欧风美雨”的浸润，使他最终成了“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正因为这样的学习背景，造就了他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他在地质学、天文学、动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人种学、地理学、地图学、哲学以及经济和外交等方面均造诣很深，驰名中外。
他能阅读俄、法、德、日、英等文字的书籍，能说英、法、德三国语言，英文尤为流利。
难怪黄汲清先生曾评价说：“丁文江知识渊博，学贯中西。
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广交西方朋友，结识中国人，因而他对西洋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入的理解。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早期地质教育事业
44丁文江先生与中国早期地质教育事业文/于 洸作者简介 于洸，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从事地质学、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及地质学史等方面研究。
丁文江先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对我国早期的地质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我国科学界和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黄汲清教授在《我国地质科学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一文中说：丁文江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教学机构首脑”“中国第一位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第一篇正式地质调查报告的作者”“中国第一位远征边疆的地质学家”“中国第一位进行煤田地质详测并拟定钻探计划的地质学家”“中国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资源论文的学者”。
丁文江先生对我国地质事业和地质科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非常重视地质人才的培养。
1913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设立，为我国近代地质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一批骨干。
丁文江先生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也非常关心，给予很多帮助和指导，他还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中央大学名誉教授。
这些都是丁文江先生重视地质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和对中国早期地质教育事业的贡献。
肇建地质研究所在我国高等学校中设立地质学系培养地质人才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1909年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设立地质学门（1919年改称地质学系），聘德国人梭尔格博士（Dr.Solgar）等人授课，入学学生5人。
1913年2月，1人选送德国留学；1913年5月，2人毕业。
学生毕业后，因学地质学的人太少，开办费用很大，地质学门暂时停办。
丁文江先生191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回国。
次年，受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之聘，担任化学、地质、动物、英文、西洋史等课教员，深受学生敬爱。
张轶欧以“中学无所用其地质也”，急约丁文江入部，“俾专调查之役”。
1913年1月24日，丁文江被任命为工商部佥事，稍后任地质科科长。
张轶欧司长向丁文江介绍了章鸿钊任地质科科长时所拟的《中华地质调查私议》及所附的《筹设地质研究所的意见》及《简章》。
丁文江辅佐孙传芳日子挡不住“最好军阀”投靠“最坏军阀”
丁文江辅佐孙传芳的日子挡不住“最好军阀”投靠“最坏军阀”-历史论文丁文江辅佐孙传芳的日子挡不住“最好军阀”投靠“最坏军阀”文｜纪彭1926 年，丁文江选择与孙传芳合作，出任淞沪商埠总办。
了解他的人理解他的选择，而不了解他的人，对他这样的选择可谓“痛心疾首”。
这年八九月间，当时根本不认识丁文江的傅斯年在巴黎遇到胡适，对胡适连说三遍：“我回国第一件事情就是杀了丁文江。
”“爱民如子孙传芳”丁文江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研究所，是一位以地质学名世的科学家。
1921 年到1925 年间，丁文江的本职工作是一位企业家——北票煤矿的总经理，业余身份是《努力周报》上的时评家和媒体人。
他一面办企业、一面做媒体，还通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当上了“青年导师”。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和军阀合作？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大获全胜挥师入京。
丁文江经营的北票煤矿公司地处热河省东南边境，与奉天接壤，此时已完全处于奉军势力范围之内。
丁文江对张作霖素来反感，“将奉系人物比拟为乡巴佬，完全为一群暴徒、游民、娼妓所包围”。
当自己的事业受到张作霖威胁时，丁文江表示再不能袖手旁观，他看透了北方军人是一点希望都没有，要到南方各省走走。
参与政事是丁文江的期望，“到南方各省走走”更不是随便说说，1925年8 月，丁文江在杭州与孙传芳商谈一周，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被丁文江当作笑话与胡适谈及：孙传芳问：“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丁文江回答道：“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
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
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
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
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看不懂！所以我常常有一种梦想，想为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
丁文江中国地质界的鼻祖
丁文江中国地质界的鼻祖作者：暂无来源：《中华儿女》 2013年第8期纪彭丁文江何许人也？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研究所，是一位以地质学名世的科学家。
他又投身实业，一手创建北票煤矿，使其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工矿企业，是一位近代实业家。
在北票煤矿任总经理时期，他与胡适创刊《努力周报》，三十年代又创刊《独立评论》，成为这两本刊物最主要的撰稿人，是一位媒体人和时评家。
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三观”大讨论——“科学与玄学”之争，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导师。
19 2 5年，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担任淞沪总办，规划了今天大上海的雏形，参与了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取得局部成果，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在北伐战争中，他站在北洋军阀一边，以雷霆手段挫败了上海工人运动和浙江的叛乱，是一位合格的军事家。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短时间内便把中央研究院治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位杰出的学术管理者。
丁文江曾对胡适说：曹孟德自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我们这般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话虽如此，可终其一生，丁文江从来没做过一天“饭桶”。
早年，丁文江还只是一个海龟工科男的时候，就凭一己之力，搞成了中国最早的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地质学人才，为中国地质学打下了基础。
寂寞的工科海归1911年4月，丁文江拿到了格拉斯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的学位，踏上了回国之路。
回到中国，丁文江便在昆明置办了假辫子，留上了威廉二世式的小胡子，穿上了长袍褂子，戴上了黑纱瓜皮小帽，从一个留洋回来的“海龟”，摇身一变成了“周扒皮”。
对于像丁文江这样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学生，清政府实行了“功名双轨制”。
按照清朝《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各国留学生毕业后，并“未赴部考试”的，要进行强迫考试办法，“凡毕业后留学生，均需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
虽然大清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但毕竟还是合法政府，要想获得国内承认的“同等学历”，就不得不到北京学部一试身手。
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中的杰出人物
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中的杰出人物中国计算机发展史中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他们在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1.赵忠贤（1933年－2011年）赵忠贤被誉为中国计算机科学的“精神领袖”。
他是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学会首任理事长，也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创始人之一。
赵忠贤在中国计算机教育、研究和产业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倡导了“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战略思想，对中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李四光（1931年－2010年）李四光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人。
他是中国最早一批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为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1960年代中期回国后，在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机”。
他还在中国科学院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性能计算机“银河一号”，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奠定了基础。
3.邓稼先（1925年－2019年）邓稼先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主持研制并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红旗一号”。
他在计算机研究、设计和应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4.丁文江（1938年－）丁文江是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丁文江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和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提出了“网络计算机”概念，并是中国最早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专家之一。
他还在中国推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5.刘家昌（1933年－）刘家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最早的计算机专家之一。
他在中国计算机和半导体器件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领导了中国第一台大规模集成电路（ASIC）的研制和生产，为中国计算机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还在中国推动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教育和研究。
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袁春伟2007年10月26日上午，在黄桥大剧院内，中共泰兴市委、市人民政府举办“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泰兴市各界人士、丁文江先生亲属和全国有关专家学者。
2007年10月26日上午，会议组织与会人员参观丁文江先生故居和丁文江先生史料陈列展览并留影纪念。
2007年10月26日上午，丁文江故居内，丁文江的侄子、清华大学教授丁海曙接受泰兴媒体采访。
2007年12月8-9日，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外事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调查研究院在北京中国地质大学举行“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历史的回顾暨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究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提交与先生有关的研究论文十余篇。
2007年10月26日上午，中共泰兴市委、市人民政府在黄桥大剧院隆重举行“丁文江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南京大学副校长王德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印佛等我国地质学界专家学者、丁文江先生亲属代表及我市领导曹苏民、高亚梓、张泽民、朱有瑞、刘军林、戴仁泉、顾弘庆、孙宏建出席。
纪念大会由泰兴市市长高亚梓主持。
时任泰兴市市委书记曹苏民首先致辞：“首先，我谨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129万泰兴人民向丁文江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向参加今天活动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曹苏民在致辞中说，丁文江先生是泰兴儿女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的地质事业，是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泰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学习丁文江先生的科学精神，坚持求真务实，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纪念大会上，部分地质专家学者、丁文江先生亲属代表、研究丁文江的专家及黄桥镇负责人分别作了发言。
纪念大会结束后，泰兴市领导和嘉宾到丁文江故居举行了“丁文江先生史料陈列”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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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人物”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
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纵横于科学、政治、实业三界，皆有成就。
同时代的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蔡元培称“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在稀有的人物”。
傅斯年说：“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
”德国地质学家葛利普评价：“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英国大科学家罗素则直言：“丁文江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干的中国人。
”地质调查所所长与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于1911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士学位。
随即回国，积极投身于建造我国的地质学基础。
他规划了其健康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祖师。
1913年初，丁文江担任北洋政府工商部地质科科长。
为了全面发展中国的地质事业，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将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均由丁文江担任所长。
这是中国首个地质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
丁文江认为，要从事地质研究工作，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
1913年10月，经他考试和综合评定，30名学生入地质所开始学习。
教学中，他非常重视实地训练，提出每星期必由老师带领学生分组实地工作一次。
学生们分头参加实地考察，他们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几百里的山山水水，实地归来，必须写出报告，再由丁文江和老师们指出得失。
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都可独立工作。
这批学生毕业后，地质所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由此展开。
地质学是那个时代的高精尖学科，师资匮乏。
丁文江费尽心思，为地质所请来了德国地质学家梭尔格和《瑞典地质勘探》主编安特生，为北京大学地质系请来了李四光和葛利普。
这极大促进了我国地质人才的培养。
地质调查倾注了丁文江大量心血。
丁以重视实地调查著称，他力倡“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原则，并在调查中身体力行。
1913年11月，他到山西、河北调查正太铁路沿线矿产，这是中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的开端。
1914年，他又赴云南调查。
从个旧锡矿到蒙自、鸟格，回昆明，再从昆明向北，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到四川会理，向东南进入云南东川考察铜矿。
随后东入贵州，经云南宣威等地回昆明，历时200多天。
一路上，他都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探和矿产调查。
黄汲清曾评价说：“丁文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德普莱特的错误，一方面建立了滇东底层之基础，为后来云南调查之基。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开展边远地区的大规模地质工作，几乎是一次探险。
”从调查正太铁路地质矿产开始到1922年，这十年间，是丁文江一生中野外地质调查最密集的时段。
1919年，丁文江回顾自己的野外调查时，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晋秦，东北至鲁，今年复游于欧美。
计先后居京师，实不及四载。
”经过丁文江等人的十年艰辛开拓，到1922年，地质所人才荟萃，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
胡适评价说：“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对于创建人丁文江的贡献，胡适总结为三点：一是他在短时间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部就班发展的领导核心；二是他不辞辛苦，以身作则，为中国地质学者树立了实地调查采集的工作模范；三是他真诚地爱护人才，热诚而大度地运用中、外、老、少的人才。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属国民政府领导，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
在蔡元培的多次邀请和好友的轮番劝说下，丁文江于1934年5月出任总干事一职。
在任职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为中研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促进了全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
正如胡适所说：“他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
”在中研院的历史上，丁文江创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和编制预算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但因涉及的单位众多，关系复杂，研究院成立六七年来都始终未能成立。
丁文江上任后，认为此事不能再拖。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运作，由他起草，经多方讨论而成的评议会组织条例由国民政府公布。
依此条例，6月19日首届评议会选举会顺利召开，选举李书华等30人为首届评议员。
此后，评议会开始运转，使研究院真正成为代表全国学术研究的机关。
为了更多地增加基金和有效使用现有基金，丁文江亲自草拟了《基金暂行条例》，由国民政府核准施行。
这使研究院基金的增加和应用，都有章可循。
在编制预算方面，他上任后打破了各所平均分配的办法，改为视各所需要和事情轻重缓急定预算，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作用。
总之，丁文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使中央研究院气象一新，学术研究蒸蒸日上。
朱家骅评论说：“自从他到研究院后，全院工作精神，显得更有生气。
”北票煤矿总经理与淞沪督署总办朱家骅评价丁文江“不但是一位地道的科学家，而且极有行政能力，是学者中少有的奇才”。
这可从他担任北票煤矿总经理和淞沪督署总办窥其风采。
丁文江出任北票煤矿总经理缘于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老上司、时任北票煤矿董事长的刘厚生的邀请。
北票煤矿位于当时的热河省朝阳县（今属辽宁省北票市），此前，丁文江曾调查过这一带的地质矿产，对此并不陌生。
1921年，丁文江接任总经理后，对衰败不堪的煤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改革股权比重。
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其中官四商六，使民间资本成为大股东。
董事会由七名商人和四名官员组成。
这样就摆脱了官方的控制，使丁文江不受政府干预，可以大展拳脚。
其次是解决技术问题。
用土法采掘只能采得实际储量的30%到50%，而用欧洲采煤方法则可以采得实际储量的90%到95%。
土法还使煤田遍布废坑，危险增大，影响进一步开采。
丁文江逐步推行欧洲采矿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机械化采煤。
最后，他还设法与奉系和京奉铁路局进行沟通交涉，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经过丁文江5年的苦心经营，北票煤矿发展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化煤矿，初步实现机械化，经济效益很高，产量逐年上升。
到他1925年离任时，产量已达到144758吨，是他接任时的20倍。
通过和奉系军阀的接触，丁文江认为：“张作霖不是好东西，现在他的势力已到山东，将来可能扩张到长江流域，那时我们江苏人也要受胡子的气，我是不能坐视不管的。
”于是，他于1925年离开北票南下，1926年5月被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于上海市市长，达到了他一生从政的高潮。
丁文江怀抱一整套政治社会改良方案走马上任。
他通过大规模的考试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公务人员，大力整顿财政税收制度，全力肃清鸦片毒害，建立起了华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淞沪商埠卫生局，收回会审公堂。
他工作很勤奋，“每日有公文二三十件，私信二三十件，这是照例的事情，天天开会，晚间几乎天天都有应酬”。
不久，北伐军逼近江浙。
丁文江遂于12月31日向孙传芳辞职。
丁文江担任督办仅仅8个月，但客观评论，确有其抱负和实绩，尤其两件事情最值得记载。
第一是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
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
朱家骅说：“他策划的上海都市建设计划奠定了大上海成为现代化都市的基础，其功绩至今仍为人称道。
”第二是从外国人手里收回会审公堂，“这无疑是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上的一次重大收获，于此丁氏居功至伟”。
《努力周报》与《独立评论》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丁文江对政治更为热衷，他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
正是在丁文江的大力推动下，他和胡适携手开创了“努力”的事业。
1921年5月，丁文江和胡适、任鸿隽等人成立了“努力会”。
有了努力会，就要寻求合适的发言平台。
在丁文江的倡议下，努力会成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5%，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周报，这就是《努力周报》。
从努力会到《努力周报》，实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初聚集。
《努力周报》1922年5月7日创刊，到1923年10月停刊，共出版75期。
丁文江用“宗淹”的笔名，为周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如：《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奉直战争真相》《广东军队概略》等等。
这时，他的政治理想是精英治国的“好人政治”。
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他把中国政治的混乱归结于“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指出“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
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公开发表了丁文江、胡适、蔡元培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治”。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丁文江等人的政治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晨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等予以响应，掀起了关于“好人政治”的大讨论。
正当丁文江在为“好人政治”摇旗呐喊之时，现实政治出现戏剧性一幕。
9月，在政治主张中签名的王宠惠等3人分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史称“好人内阁”。
丁文江等大喜过望，全力指导王宠惠等人理政。
无奈，“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仅维持两个月就被迫辞职。
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丁文江的政治理想。
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再次焕发政治热情。
国难当头，曾经共同开创了《努力》事业的丁文江与胡适再次走到一起。
他们先是组成“独立评论社”，后又依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作为办刊资金。
1932年5月22日，经过半年酝酿的《独立评论》以周刊的形式开始出版。
《独立评论》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标榜“独立”精神，主要评论东北问题、中日关系。
创刊号发行2000份，到第四年发行量已高达13000多份，在当时全国近400种杂志中独树一帜，成为“全国人的公共刊物”。
丁文江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
从在创刊号上发表《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前途》到去世，三年半时间共发表文章64篇，其中论文24篇、漫游散记21篇，苏俄旅行记19篇。
他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向国民党提出政治改革的“最低要求”：第一，要“绝对的尊重人民的言论思想自由”；第二，就“停止用国库支出来供给国民党各省县市各党部的费用”；第三，就明确规定“包括实行宪政，设立民意机关”等内容的“政权转移的程序”。
他写的时评《假如我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等，都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科玄论战”与“民主与独裁之争”让丁文江声名鹊起、广为人知的是他参与了那场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