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的名义保护环境_兼论阿马蒂亚_森的发展观_唐忠辉

收稿日期:2004—03—15 作者简介:唐忠辉(1979—),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余海燕(1981—),女,成都大学经法系,助教。

以自由的名义保护环境———兼论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唐忠辉　余海燕 提　要:以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发展是对人的自由的增进和扩展———为指导,分析了自由(包括财产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指出环境保护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限制了一些自由,但自由并不是环境保护的障碍,相反,自由是保护环境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和目的,也是保护环境的重要前提和手段。

关键词:自由;环境保护;发展观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342(2004)04—01—03 长期以来,人们把发展狭隘地理解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包括个人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①。

这一观念一直受到许多非经济学家也包括部分经济学家的批判,阿马蒂亚·森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这位横跨经济学界及其以外诸多领域的经济学大师,在他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 -opment As Freedom )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即:发展是对人的全面自由的追求,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②。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坚信:发展不只是要关注经济增长,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的政治进步,关注人的自由的实现和扩展。

一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首先指出,“以人们的实质自由来看待发展,对于我们理解发展过程以及选择促进发展的方式和手段,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③。

在此论断下,他认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④。

为此,他提出了“可行能力”(capability )概念: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⑤。

“可行能力”的大小意味着自由的多少,“可行能力'的提高意味着自由的扩展。

比如说,国家教育并不创造财富,但它培养公民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而扩展公民未来生活多种选择的自由。

经济刺激是各国环境保护政策中的重要内容。

这项制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将环境保护政策由传统的命令—控制模式转变为指导—激励模式,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自由空间。

并且对于治理污染改善环境更为有效,因为它试图在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控制污染。

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就是一部典型的通过经济刺激的方式,赋予人们更多权利和自由,从而更好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促进型法。

环保产业化的实质也在于扩展人们的自由。

没有形成产业就意味着它还没有市场化,至少没有真正或完全市场化,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相对而言,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的力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产业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市场主体进入或退出基本自由(在符合法定条件下)以及交易自由。

显然,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政策没有给予人们这方面的更多自由。

政府大包大揽,人们自由进入政府领域进行交易几乎不可能。

由于它涉及的是一个公益性的领域,政府一直把自己当成公益的唯一代表,从而维护和增进公益的的使命也就由政府一肩单挑。

这实质上等于剥夺了人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很多自由包括人们交易自由以增进环境利益。

这正如森所说,“通过任意制定限制而否定人们从事交易的机会,本身就可以是不自由的一个源泉”⑥。

不可否认,由于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人类对自然环境过度自由的开发利用,因而要求保护环境势必对人类目前那种毫无节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有所限制甚至改变。

关于自由的价值及其含义,经历了·1·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道路,政府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不断扩展和增进人们的自由。

环保产业化正可以说是这一思想认识的产物。

它试图通过给予人们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产权界定和自由交易来实现环境保护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进而维护公共环境利益。

这一过程不正是人们自由的扩展和增进吗?因此可以说,环保产业化对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某种限制实质上正是扩大了人们的经济自由。

二在对“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进行简单论述之后,森花了大量篇幅介绍自由对发展的作用。

他把自由对发展的作用分为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

自由的建构性作用是指自由本身固有的重要性,自由是发展自身的建构性要素。

比如说基本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它们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对发展的其它方面作贡献(例如在促进国民生产值增加和工业化方面),而是因为这些自由本身丰富了发展的过程”⑦。

我们可以把这种作用理解为自由的终极价值。

自由的工具性作用,是关于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扩展人类一般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

森具体考察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⑧,它们的作用就在于是促进发展的重要手段。

以政治自由为例。

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自由,广义上包括各项政治权利和自由,如选举权、参政权。

这些自由是保证制定出科学、合理、反映主流民意的环境法规和政策的基本前提。

正是基于这一点,公众参与原则成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在新近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仅如此,政治自由还是有效监督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及其官员正确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保障。

它也保证公民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批评、检举和揭发的权利。

总之,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公开的讨论、辩论、批评以及持有不同意见有关的权利,对于产生知情的、反映民意的政策选择过程,具有中心意义。

特别是对环境更加知情、更受重视的公共讨论,不仅对环境有好处,还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健康和运作也是重要的⑨。

后一点正是我们目前所没有充分关注到的。

再比如透明性保证,它所涉及的,是满足人们对公开性的需要⑩。

这种要求,对政府而言,就是要政务公开,及时准确地公布有关环境法规特别是政策及其它具体规定;对企业而言,就是要向公众说明它的生产经营对周围环境和居民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多大。

显然,“透明性保证”保证的是公众的知情权。

这种知情权的保障,旨在防止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腐败和企业违法行为,同时它也是公民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检举、诉讼)维护环境利益的信息基础。

三虽然森提出了五种工具性自由,但自由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还没有被他明显地提及,尽管“经济条件”、“社会机会”和“防护性保障”这几类工具性自由或多或少地涉及到财产和人身。

“财产即正义”、“无财产即无自由”,这些震撼人心的口号,这种自由与财产的相互依赖,曾是十八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核心,可是二十世纪末期以来特别是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不再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

人们认为,私有财产绝对自由已经导致了严重后果:只顾及财产的经济价值而忽略它的生态价值,结果导致无休止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

已经有人感叹,经历了无数世纪而成长起来的自由财产在二十世纪无可挽回地衰落了1。

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私有财产自由被施加了政策的和道德舆论的限制。

财产自由难道就真是环境破坏或污染的罪魁祸首吗?我们必须客观分析财产自由对环境保护的负面影响。

私有财产权利的不当行使和处分可能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世界上有经济健康发展且环境良好的国家,也有经济落后但环境同样糟糕的国家。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根本就不曾有必然因果关系。

换言之,财产自由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破坏或污染,并且即使是原因,也不见得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或唯一原因。

面对同样的环境污染后果,在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我相信财产自由的过分追求可能是其主要导因;但在其它社会,财产自由的过分追求是不是主要诱因或诱因之一,我对此持深深的怀··2疑。

我国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那是因为人们拥有财产自由吗?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完全没有自由和秩序的命令经济时代,财产自由很少甚至没有。

那时,政府作为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它可以不顾任何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自由行使和处分其财产,这才是导致那场环境浩劫的原2。

由此可见,政府不受制约的自由行为比私有财产自由更容易给社会带来不测后果,在发展中国因之一1家尤其如此。

因此,有必要从正面阐述财产自由和私产保障对环境保护的工具性作用。

在西方发达国家,私有财产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受到极其严格的保护。

政府限制或征用财产,即使是以环境保护等公益之名,也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地方权力、企业权利和公民权利的逐步扩展,这些主体都不同程度的取得了环境要素的某些或全部权利。

国家监管范围大大缩小,并且逐步由单一的命令控制模式向与激励引导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转变,监管效能也大大提高。

总之,财产自由是保护环境的重要制度手段。

虽然与政治和个人自由一样,财产自由也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导致负外部性,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财产自由的工具性价值。

至于财产自由本身所固有的价值,更是我们无法抹杀的,因为它是人的终极追求的一部分,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财产必须受到保护,不然自由3。

就没有存在的可能”1反观我们当下的环境保护热潮,在某些地方,毫无原则地退耕还林、显失公平的房屋拆迁……有多少行为是假保护环境之名,行侵犯财产之实!特别是如果这种名义的背后还隐藏着各级部门或主管官员对自我政绩的标榜和追求,甚至个人私益的谋取,那么所谓的“环境保护”对私有财产自由的侵犯将会更加严重。

在中国这种特殊语境下,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的是财产自由而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前者更为脆弱,更容易受到各种名义的侵犯。

人身自由也是保护环境的重要工具性自由。

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当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受到胁迫时,我们还有什么能力与胆量来保护环境?!14。

因此,人身自由是其它一切自由的前提;财产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政治自由反过来成为财产自由的有力保障。

正是这些自由的相互联系和促进,为环境保护创造了前提。

如此分析自由对环境保护的工具性作用,并不表明我们看重自由的工具性价值而轻视自由的固有价值(在森的书中称为“建构性自由”)。

恰恰相反,自由的固有价值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是保护环境的终极价值所在。

可是我们同时也明白,在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充斥的国度(抑或世界?),如果在价值论证的同时,能以实用主义的逻辑来证明自由之于环境保护的工具性意义,那么对于整个论题而言,其所获得的说服力和公信力将远比单一价值论证来得更为强烈和普遍。

而自由的说服力和公信力,对一个刚刚从命令经济时代转向市场经济时代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多么珍贵的需要。

可是这终究略带着悲哀,因为人们还没有真正把自由作为信仰,而只是把它作为工具,就象人们还没有把法治当作信仰一样。

工具是附物,可离可弃;信仰是精神,魂魄相依。

毕竟工具与信仰,二者宵壤有别。

注: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阿马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导论第1页;第30页;第25页;第31页;中译本序第3页;第19页;第31页;第31-33页;第158页;第32页。